区域文化: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

江南的徽州

  徽州本属江南,从古代行政区划来讲,徽州与苏州都属于一个大江南。在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同属于扬州之域。春秋的时候,吴于苏州一带立国,徽州就属于吴国。此后,徽州与苏州的统属偶有分合。宋朝时同属江南道,元朝同归江南行省,明朝同属南直隶,清初同隶江南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到乾隆二十五年,正式划分为两个省:一个江苏省,一个安徽省。江南的核心区域在环太湖平原地区,徽州则是江南边缘的山区。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原居民山越逐渐与北方来的移民相融合,形成今天的徽州人。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据《新安名族志》载,两汉之际已有北方士族迁入徽州。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两晋、唐末五代及两宋之际。北方士族南迁,先是在江南平原落下脚来,当兵燹席卷江南时,他们又就近举族迁入徽州,给徽州带来中原和江南的文化,中原的宗族制度也在徽州积淀下来。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多山环境为宗族群体的“千年不散”,提供了牢固的自然屏障;同时,生存环境的狭小,生存竞争的激烈,使宗族组织成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工具,也强化了“千年之族不散”之势。徽州宗族竞争是一场文化的竞争。文化可以赢得科举,使宗族进阶为望族,从而在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文化的兴盛却需要物质基础,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儒学根底才能生生不息地萌发出科举花蕾。多山少田、资源贫乏的徽州,最为便捷的致富手段无过于经商。由此,宗族、科举与经商便形成了一条“共生链”。其中宗族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人们从商的出发点,也是其归结点。宗族还是族人从文、经商的组织者。仕宦与富商源源不断地向宗族注入活力,并从宗族势力中获取能源。三者缺一不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这便是徽州文化昌盛发达,徽商所向披靡的内在动力。

  徽州人的生计离不开江南。许承尧《歙事闲谭》云:“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歙事闲谭》第6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最早的徽商,便是经营粮食,他们将徽州本土的竹木茶漆经由新安江、阊江、青弋江运往各地,换取粮食。所以,徽州人感叹:“嗟夫!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徽州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南宋建都临安,徽商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徽商经营的项目以盐、典、茶、木为主,遍及百业。明代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纲盐制,徽商就近垄断两淮与两浙盐场,依托官府,财富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中国最为强大的商帮。

  徽人外出经商,在城镇市集落脚后,其族人随之而来,其乡党也随之而来。徽籍著名学者胡适就强调要注意徽人举族经商建立地方市场垄断的关系。他说:“县志应该注意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胡适提出的“大绩溪”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绩溪人举族移徙经商,在一些城镇市集建立起垄断,这些地方就成了小绩溪外的“大绩溪”。推而言之,则小徽州外有“大徽州”。大徽州有两个层面,其外围层次遍布全国乃至海外。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指出:“(徽商)藉怀轻资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足迹几半禹内。”核心层次则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了。江南是徽商就近活动的主要区域,若无那“大徽州”,“小徽州”早已不成局面。

徽州的江南

  江南核心地带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离不开徽商的经济活动。江南中心城市苏州,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在两浙盐场的杭州,万历府志称当地风水最好的南北二山,“实城郭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随着徽商势力的强大,他们在这块风水宝地“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至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以致杭州“无卜吉之地矣”。至于扬州,《五石脂》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商还遍布星罗棋布的江南市镇。明代棉布重镇南翔“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相邻的罗店镇,“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万历《嘉定县志》卷1《市镇·南翔镇》《市镇·罗店镇》)。“衣被天下”的松江更是徽商的天下。《云间杂识》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徽州海商对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使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拥有大量海外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由坐贾、行商和海商三个层面组成,由于徽州商帮是由血缘与地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有着很强的内聚力,使其比较容易突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把江南的生产领域与海外市场联系起来。市场的急剧扩大,促进了生产领域的变革,海上贸易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而海外市场所需求的丝绸、瓷器、铁器、棉布等,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行业。

  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徽州文化也对江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徽州是全国四大书院所在地之一,全境遍布书院、族学、私塾。即使十余人的小村落也吟咏之声不断。其科举成就按人口比例仅次于苏州,被誉为“东南邹鲁”“程朱故里”。清代,徽州的皖派与苏州的吴派,双峰对峙,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历史上徽州为江南、为全国贡献了朱熹、戴震等文化名人,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曾对中国社会的进程发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学者都是深深植根于徽州文化这块土壤中的。

  徽州文化丰富、深厚、多元,其呈现形态有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园林、徽州刻版、徽墨歙砚等。其内核则为新安理学、宗族文化和商人文化,他们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渗透。徽州商人文化最有特色。徽商大多是有文化的商人,他们以儒服贾,以儒术饬贾事,精于治生之学,讲究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在明代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徽商对儒家学说加以整合利用,提出“贾何负于耕”,“良贾何负于宏儒”的四民平等新社会观,而且还充满自信地提出了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的新价值观。徽商价值观改变着徽人的社会心理,使徽商的事业在徽州社会得到广泛的支持。商人文化给江南社会以极大的影响,为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精神的源泉。市民文化代表作三言二拍中就留有大量徽商故事。

  徽州富商大贾还在江南建立起徽班,如扬州徽商江春酷嗜戏曲,家中经常“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徽商潘之恒的朋友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脱稿不久,吴越石的家班就排练这出戏。潘之恒在彩排之际抱病看了5次演出,帮助演员分析人物,总结表演得失,实际上是该戏的艺术指导。徽班主要集中在扬州和苏州,并随徽商的足迹传播四方。徽州腔吸收了清丽宛转的昆腔,创造了昆弋腔。徽班进京,形成京剧。这是徽州与苏州,或者说江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重大贡献。

  (作者:唐力行,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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