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秀才》所发现的历史信息和引发的历史想象

     一、寻找李汝谦:由传说、记忆连缀成的故人往事

  2018年盛夏,“文化名人与旅游”暨《最后的秀才》座谈会在山东济宁举行,大家围绕着书中的主人公、济宁籍士人李汝谦(1878-1931)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济宁是传统文化名城,在明清阶段又成为运河都市,人才辈出,如清中后期全国闻名的亦官亦商的“玉堂”孙氏家族。即便近代开埠、漕运废止以降,与临清等多数内陆城镇急剧衰微的命运不同,济宁依然不啻为山东西南部的区域中心城市。清末民初也还产生出不少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的人物,如北洋时期担任过总理职务的靳云鹏、潘复。

  李汝谦的名字则鲜为人知。在我为济宁做传的课题里,他只出现于一个注:在描述清末民初的政局和社会变迁的章节,我分析了第一任山东咨议局局长、留日归来的济宁籍士人杨毓泗先生的角色,并与他的乡党、同样留日的李汝谦先生的经历做了一点对比。正是由于这一线索,几年前,李汝谦的曾长孙、身在澳洲的李辉先生辗转联系上了我,才知道他在搜寻其先人的事迹。

  李汝谦的曾外孙女婿、《中国财经报》总编苗福生署名的《最后的秀才》一书,为李氏后人近年来多方努力的一个结晶——他们将“一个偶然提起的家族话题”“家人的模糊记忆”还原出一位不凡的先人及其家族的脉络轨迹。作者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文艺创作,这种专业和经历体现在这部充满感情的历史记忆中。而我作为历史学者,对这种历史记忆的解读,乃至历史本身有着自己的体验。这里以李汝谦为例,谈谈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在那个注释里,我是这样谈论李汝谦的:

  在济宁籍的日本留学生中,李汝谦在清末民初成功的政治生涯很值得体味。他刚取得生员后,科举制度便取消了,于是远渡东瀛研习政法。学成回国后入仕,颇有一番吐故纳新的作为,不断得到升迁,1912年担任了民国肇始的首任泰安知府。在兵荒马乱的北洋军阀时期,与清高的旧士绅不同,他不断地寻求公共职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担任过黄县知事,也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供职过。其书画、收藏、烹饪闻名一时。参见孙嗣东的手稿:《李汝谦先生轶事》(未刊稿)。

  这个未刊文章是我在济宁市政协文史委资料室里一堆没有被《文史资料》收入的布满尘土的手稿里找到的。因为李汝谦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没有刻意再找,所以当时引用的该材料可以说是“孤证”。那么,对匮乏的材料如何运用?也即如何理解其蕴含的历史信息,需要一定的历史鉴别。细读苗著,可以使得我们在领悟历史人物上得到教益。

    二、如何理解李汝谦所在的那个时空?

  上面对李汝谦经历的描述和议论,虽然源自孙嗣东先生手稿,却反映出我对“大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人物的把握,需要放到他(们)生活、活动的特定时空中。

  中国被列强大炮轰出中世纪以来,西学东渐,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冲突,大动荡,大断裂,新旧交替,革故鼎新,大起大落。那么,传统是否还在以某种方式延续?从李汝谦及其家族的经历,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认识。

  近现代中国之新陈代谢过程中,有几点对李汝谦和他那代人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时代印记。首先是抵抗和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事件,济宁籍的士绅精英,如显宦孙家的几位大吏返乡组织团练,地方社会壮大,地方主义崛起。接着是同治中兴,近代化肇始。之后是清末新政,“自治”、代议民主政治滥觞。辛亥革命成功后改革继续推进。

  这些步骤构筑了一条不断进步的主线,纵然在济宁,在山东,还是在全国,这个进程充满了顿挫、曲折、反复,甚至割断、倒退,尤其被频仍的大小内战,还有日寇全面侵华所损害,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终于在1945年一洗百年耻辱,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关于这一个世纪历程的理解,革命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是长期占据霸权地位。近三、四十年来,“现代化叙事”在史学领域的日益显赫,但文艺界却严重滞后。以文革后各个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为例,《四世同堂》《闯关东》《大宅门》《红高粱》《楼外楼》,几乎都沿循了一个整体逻辑——最后都归结到“鬼子来了”、做亡国奴的凄惨、奋起“打鬼子”的结局。那么“现代化”的旋律呢?除了“武器的批判”一途,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不也都是救亡图存的伟大实践?!

  五六年前,山东电视台的一位编导为创作一部以民国济宁为故事背景的电视连续剧,特地跑来咨询我。我建议他不要“落入俗套”。尤其是鉴于济宁开埠后的特殊经历,为什么不突出“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么好的主题?!

  彭慕兰的名著《腹地的构建》和我本人的研究都揭示了“现代化”是清末民初济宁最为重要的特征。民国时期,新式的工商业精英取代旧士绅,如活跃在济宁和山东西南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四大金刚”,而新式职业、市民阶层的兴起也深刻地改变了原来的城市居民结构。当然,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济宁也饱受战乱、动荡肆虐。即便如此,我2011年访问的一位年届九十的文化老人说:三、四十年代的济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老百姓不偷不抢,商人不欺不诈。老舍《我这一辈子》里的那个在乡里乡亲之间委曲求全的老警察,其实带有普遍性。当时的多数官员也非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那个滑稽样子,他们大多数人如李汝谦一样受过旧文化和新文明的双重训练。

  当然,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境遇、世态不尽一致。济宁的近现代经验与其过往的传统有着延续的关系。

  与江南那种建立在本地区自身基层农副业商品化生产基础上的“内生型”道路不同,明清时期济宁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是“外植型”的,即其商品经济的动力来自交通运输——作为国家命脉的漕运,把一个内陆基层行政中心变成了一个工商重镇。城市繁荣靠的是发达便利的交通运输,这是奠定济宁特质的重要基础,也成为济宁本地人的一个共识。

  居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间位置,济宁深受外来物质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南来的因素,使得济宁的形象具有江南特点。济宁精致的园林不愧于其所获得的“小苏州”的赞誉。其诗情画意、才子佳人的风貌,其城市消费、享乐风尚,在山东乃至北方别具一格。虽然毗邻孔、孟家乡,济宁引以为傲的文化坐标却是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太白楼、南池等名胜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与繁盛的商业相映成辉。

  这种城市形象并非自然而然形成,更多的是士绅精英刻意做出来的。与同为运河重镇的另一山东城市临清不同,济宁拥有强大而富有活力的地方精英。科场上的卓越成功培育了多个世家巨宦家族,有的繁盛持续几个世纪。不少家族兼营工商业,如玉堂孙家,裨益于维持家族累世繁荣。到了民国时期,退出政坛后在天津租界寓居的靳云鹏、潘复也积极投资实业。

  士绅们也勇于为当地发声。我在一篇论文中曾以《经营地方》为题,论述了济宁精英在当地事务中与政府并不一致的积极作为。到了清末,漕运废止,新式的铁路、公路交通兴起。中国东部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津浦路之选址因为没有将济宁列入,引起了1907-1908年济宁士绅和本籍京官领导的“争路运动”,年轻的举人潘复(1883-1935)在请愿中一举成名。正因为这种地方社会的“江南”特点,清末民初内地普遍的边缘化趋势在济宁被阻滞了,而且济宁较为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城市性”转型。在一些老人的回忆里,民国时期的济宁十分“洋气”。彭慕兰的研究还指出,济宁的城市性决定了稳定性和理性的地方性格,排拒激进主义、极端主义。

    三、如何理解李汝谦?

  李汝谦成年后的生涯在外地,他的直系后代也不在济宁。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济宁地方和家族传承,最初决定了他的秉性,对他的人生趣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家谱,李氏先人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入,清代时成为当地望族,在科场、宦途上人才辈出。于今保存完好的江南式园林荩园曾是李家的私家宅邸。

  李汝谦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和私塾教育,考取廪生,自然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儒家理想主义情愫。1905年科举废止,1907年他被选为官费留日生。济宁知州王鹿泉为其饯行。李汝谦在太白楼留下楹联:“宴客亦寻常,贺监何人应让风流归太守;能诗最奇特,青莲如我不须星宿托长庚。”此句后由清末状元、南通籍的张謇撰写,镶嵌在太白楼墙壁上。从中我们能看到他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豪迈气概。

  李汝谦擅习诗词、歌赋、诗文、书画,热衷古玩收藏、文物鉴赏,喜美食,善烹饪,作为世家公子,这些才赋都是情理中事。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恃才傲物,不循规蹈矩。有记载他“尤其喜欢收藏奸佞书画,且能书”。

  同很多沐浴欧风美雨的“开明”地方一样,留学潮也到了济宁。近乎“而立”之年的李汝谦加入了留日的行列,于1907年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4年后学成回国。其文集《螺楼海外文字》主要为他在留日期间的诗文。

  他在日本接受了现代西式教育,对日本脱亚入欧的崛起印象至深,特别是对其尚武风貌感到震撼。他写到:“文化愈深民族哀,欲图强重须变计……”。可见,他的世界观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苗著指出,李在诗文中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境遇的矛盾心态,作为文人在孤傲自负的同时,还感到文人的无用:“无用别名乃文士,况当欧化正酣时。”他甚至非议传统,讥讽圣贤。青年时代的这种狂狷性格在剧变的时空里表现得格外分明。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上看,后来的山东境内,东部半岛的齐文化和西部内陆的鲁文化迥然有别,而济宁州城的城市性文化也与临近的曲阜、周临的乡土风俗不一样。处在流动的商品、文化环境和氛围里的济宁城里人精明、聪明,懂权变,富心机,被周邻的乡下人称为“济宁猴子”。济宁的士人衣着考究,辞藻华丽,行为敏捷,文质彬彬,一反朴拙、木纳的“君子”形象。

  李汝谦极富这些“济宁人特点”。他“生负异禀,机警过常”“翻新立异”。他不断与时俱进,由秀才而为留学生。在民国初年,通过运作,先后担任泰安知府、泰安知事、黄县知事等公职,利用各种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可以说“我变故我在”。

  他在生活里是个风趣的人,曾携姨太太留洋,在东瀛生子。他多才多艺,还写过小说。时人对他有这样的描写:“喜诙谐,玩世不恭,而优于文学,甚有藻思,与谐谑之性相济。”这样的漫画式描写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展示了个体性格的多重性。

  苗著谈到了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一面,认为他“生不逢时”,似不甚恰当。虽然未能长寿,但他的一生称得上充实、多彩,颇为成功。他的诗句“有福方能生乱世”体现了一种人生智慧。

  他在山东的公职生涯结束后,定居北平,开始了一段辉煌的文化学者生涯。他所担任的法制局参事、国史馆编修等属于闲职。他把主要精力放到文物鉴别与收藏、书画创作上来,积极参加名流交谊。其书法、金石学研究追述“西冷八家”之一、钱塘人黄易(1744-1802)。李汝谦的高祖母是黄易的女儿。如此,他在阐扬一种家学传统。

  罗振玉曾这样评论他:“磊落负奇章,喜设调横王霸之论,为文章,究心古作者,不苟随流俗。”他所收藏过的文物,有的作为国宝级收藏在现在的故宫,这也因应了他的文物归公共所有的理念。

  沧海桑田,他晚年的文化观趋于保守,这与同时代许多知识人的思想经历相似。济宁籍士人杨毓泗、潘守廉(潘复的父亲)都在晚年提倡民族文化认同。

    四、该书的意义及缺憾

  近现代的中国,大浪淘沙,随着社会大动乱和文化大断裂,多数大家族,连同他们承载的文化,物质的、形体的、精神的,土崩瓦解,支离破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最后的秀才》一书实现了作者在自序中的愿景:通过五十余篇可单独成篇的文字,走进历史现场,“将已有的有限资料经过分析综合,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文化人物”。李汝谦的经历,和他的家族变迁,构成了一部生动、活鲜的“微历史”,可以丰富大人物、大事件连缀起的关于国家、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展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佩服李氏后人带着热忱,不仅仅把片段、模糊的传说化成了一部比较明晰的家族历史,而且收获了价值——不仅仅是家族生物基因的传承,更主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延续。作者把李氏后人寻找家谱的“寻根之旅”也称作“心灵净化之旅”。发现“当下正有一些人,在持之以恒、义无反顾地做这件事,而做这件事情本身,又让不少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变化”。

  历史学家是侦探,侦探的是过往的人和事,这需要发现、甄别材料,并放到其源出的具体场景里进行判断。作为一个专业治史者,我感到书中一些关于人物的定性分析略失于抽象化。本文强调,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放到其生活的时空背景中。同时,在材料的处理上,应更悉心地多方印证。比如家谱的可信度问题。家谱的记载是否可靠、准确,需要尽可能地与其他文献、史料反复对照。

  该书作者还受到李汝谦个案的启发,创作了题为《远去的背影》的长篇小说。期待他在这个看似“虚构”的作品里,能洞悉那个时空和那个时空活动着的人们。

  《最后的秀才:清末民初金石书画收藏家李汝谦传略》,苗福生/著;三秦出版社2018年出版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