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为何编纂地方诗文总集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是指编纂于明、清时期,专门辑录某一地域作者诗、文的总集。此类总集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先秦《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至唐代臻于成熟,经宋、元至明、清,编纂步入鼎盛。

  近些年,随着地域文学研究日趋兴盛,对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点校、影印出版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的影印出版,极大地便利了相关研究的顺利开展。该丛书收录宋、明、清、民国总集219种,据其编者统计,现存历代(主要是明清)地方诗文总集数量有一千余种。另外,笔者根据明清地方诗文总集序跋中所记内容获知:编纂成稿未加刊印而散佚不传者,数目也非常多,远超我们的想象。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数量如此庞大,是哪些原因造成明清文人热衷于此呢?经过梳理大量总集文献,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桑梓情怀。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序跋中常援引《诗经》“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句。清田同之辑《安德明诗选遗》,他在序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不云乎?……文章不死,俾后之有志称先者,得藉以溯其流风余韵。”清张学仁、王豫同辑《京江耆旧集》,序中回忆辛亥年(1791)二人一起在松存阁读书时的情景,张学仁说:“《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子读而忘之乎?”王豫回答没有忘记,所以二人决定搜采润州一郡诗歌。恭敬桑梓,缅怀先辈,编纂者把浓厚的桑梓情怀及对故乡文化的喜爱,转换为保存乡贤文献的动力,奋力辑录即将散佚、湮没的前辈诗文,诗文存,作者存,文化亦存。

  延续文脉。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动乱、朝代交替,诗文文献经过水火兵燹之后损失惨重。明张应遴辑《海虞文苑》,该书序云:“第历岁绵邈,散失为多,浸久浸湮,良足惋惜,文学张选卿氏特汇而辑之。”明许鸣远辑《天台诗选》,该书重订序云:“独恨年代湮遥,风流易主,故家遗稿多埋没于水火兵燹。……藉非有网罗散佚之人为之逐一编辑,其安知不随大江东去。……此乡先生带存许氏所以有《天台诗选》之刻也。”清初王崇简辑《畿辅明诗》,他在序中说:“既而遭遇寇变,万卷遗书并皆散轶矣。因念吾乡前辈或有遗诗而不传,或传而未广,……兵燹焚劫之余,雨散灰飞者谅亦不少。表章之责,岂不在乡之后进乎?”编纂者为延续一地文脉,奋力辑录。

  裨益他集。因为地域偏远,文献难觅,前代总集收录当地诗文偏少或缺漏,引发当地文人不满。明范弘嗣辑《晋国垂棘》,他在凡例中说,海内文选家选辑明文的没有几个人,“吾晋岂明无马迁、柳州其人乎?”《晋国垂棘》收录本朝文章精华,可以传世不朽,“俾宇内不敢轻吾晋。”陈仁锡辑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搜罗可谓非常丰富,但是,对于晋地,仅录薛、杨、王三钜公,所选仅有六七篇,陈仁锡“非不欲广其传,所恨道里之远,无由多致”。因此,辑录《晋国垂棘》。清黄宗羲辑《姚江逸诗》,他在序中为当地诗歌缺乏收录鸣不平:以姚江而论,陈代、隋代之上仅存虞氏一家诗歌;“有唐一代见之《唐诗纪事》者,虽下邑偏方皆有诗人点缀,而姚江独缺;宋之诗人高菊涧(高翥)、孙常州(孙嘉)皆为眉目,其集皆不传;元之郑山辉(郑彝)、杨元度,其时诸老集中多见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兼辆,而姚江独少。”因此,辑录《姚江逸诗》。清袁炯辑《桐溪耆隐集》,他在序中说:乾隆年间纂修府县方志,以及阮元辑录《两浙輶轩录》,“以僻左之,故搜录寥寥,遂尔阙如。”再加上嘉庆以后当地诗歌没有汇辑本,因此,就耳目所及,先搜录编成《桐溪耆隐集》。总之,编纂者为弥补其他总集著录内容的不足,也为彰显当地诗文影响力,奋力辑录。

  补备方志。为补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诗文的不足,或为备修志参考,编纂总集。其一,补方志不足。清杨方晃辑《磁人诗》,自序中谈及编纂原因,他在读康熙御定《全金诗》时,发现有此书收录有磁州乡贤赵秉文诗作,秉文曾任礼部尚书,诗文书法俱佳,而《磁州志》对秉文却缺乏记载,所以掩卷长叹:“吾磁固大有人在,而磁人竟未之知耶!”又因为见清初诸多磁州诗人作品散佚不传,“近者如是,况其远乎?余因是有搜集磁诗之志。”清王史直辑《锡山文集》,他在序中说自己早年读书时,就留心家乡文献,“然详核新旧志中人物,一类正史所载,尚有缺遗。”因不满意新旧方志记载的缺失,所以,“凡在新旧志之前为所遗漏者,广搜而增入之;凡在新旧志之后当为续修者,亦访求而增补之。”《锡山文集》因此成书。其二,备修志参考。清王应奎辑《海虞诗苑》,他在凡例中说《海虞诗苑》所收录的诗人有一部分是邑志所遗漏的,对这部分人,“特核其行事,表而出之。用以补一邑之文献,俾他年修志者有考焉。”地方诗文总集与地方志关系密切,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章学诚晚年受毕沅之托,编纂《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实践了先前的想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学诚),然一地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并列举诸多清代地方诗文总集。由此可知,章学诚所说三书之中,“文征”为广义概念,涵盖地方诗文总集。所以,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地方志的纂修有着积极的影响。

  发潜阐幽。编纂总集,阐扬前人,有所寄托。清全祖望辑《续甬上耆旧诗》,序中记载:“选录古今体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其小传多载遗闻轶事,为野乘所未见。”黄维煊跋云:“是书阐发忠烈,表彰贞逸,于乡邦一代文献,关系尤巨。”忠烈贞逸之士多为抗清志士,清初浙东宁波地区抗清斗争尤为惨烈。受祖辈抗清斗争影响,全祖望所辑《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数量最多的是此地抗清史诗,这是为表彰气节,以诗存史,寄托深远。

  此外,也有人把编纂地方诗文总集作为一种笼络、结交权贵的手段,保存乡邦文献的意义变得有些单薄。清胡文学辑《甬上耆旧诗》,他在序中说:“余初见一时词家,方录其乡先辈诗,率先撰一征启,布诸郡中,凡名荐绅先生与山人词客,宿有诗名及他右族子孙,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请,填塞几席。选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诗及后人方贵盛者,并为冠冕。至于单门逸响非世所称,子孙出其遗草与录附一二,辄有德色,但略去取间,遂裒然大集矣。”像这样编纂出来的总集,其诗学渊源、文献价值可想而知。

  从时代氛围来看,明清文化发达,诗文创作高度繁荣,加上桑梓文化对读书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整理乡邦当代文献及前代文献便成为众多文人心目中的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诸多原因成就了数量庞大的明清地方诗文总集,其文献价值将会与他类总集、别集等一样,在推进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的纵深拓展中逐渐显现。

  (作者:张冬冬,系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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