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式全球史观何以可能—读《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张国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第一版,72.00元

  历史学家的学术普及作品往往会取得意料之外的传播效果,这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原本是作为高中教科书而编写的,但在数十年后重印仍有洛阳纸贵之盛;而《万历十五年》的大受欢迎,几乎掩蔽了黄仁宇在明代财政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这些著作的成功,固然缘于一切畅销书背后难以捉摸的公众兴趣,但作者凝结于其中的高卓史实无疑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如同《中国史纲》的生动简明离不开张荫麟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目的论”的反思、《万历十五年》的绘声绘色根植于黄仁宇对明代政治权力结构的独到体察,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下简称《胡天》)则体现了著名学者张国刚教授力图构建“中国式全球史观”的愿景。笔者以为,这是《胡天》一书的独到贡献,远比部分章节被新媒体转载而产生的热点效益更值得注目。

    一

  《胡天》一书可以说是一部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欧洲交流简史,其学术基础无疑来自中西交通史的传统畛域。自从近代国人“开眼看世界”以来,如何于西潮的拍岸惊涛中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疑成为历史学这一中国古老学问的重要任务。中国历史学不但由此诞生了世界史学科,更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方向。中华文化衰颓与民族生存危机的交互作用,使中西交通史研究自肇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极写元代各种信仰的西域人士对于华夏文明的服膺与向往,其提振民族文化自信的弦外之音溢于言表。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通过对“器物”层面精细考证,证明中华文化在中古时期就以自信开放的态度广泛吸收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间接提示国人的文化态度不可惟我独尊而宜开张胸襟。至于编纂传世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张星烺,明确说此书的编纂乃是在于解决“外交失败及如何救亡”的需要;其特重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交往,一方面因为“今代外患,俱来自欧洲”,另一方面欧洲“制度文物,可以作我模范”,故“与彼之交通,尤为吾人所欲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经世”情怀,于兹可见一斑。

  然而,考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除了“华化”等少数提法之外,多数来自近代欧洲的所谓“东方学”。著名者如对马可·波罗来华事迹的兴趣,不经者如所谓罗马军团归汉的猜测,皆由西方人引发,中国学者虽然进行了精细考证或艰苦辨伪,却仍然属于“回应”的范畴,甚至作为中西交通史核心概念的“丝绸之路”一词亦属舶来。问题意识和认知框架深受西方(也包括“西化”的日本)影响,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随着二战后西方学界对于“东方学”暗含的殖民史观以及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更伴随着中国重新崛起引发的学术主体意识复兴,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认识框架来认识全人类的历史。适逢反对西方中心观的全球史研究兴起,中国学者在具体研究中予以了热情拥抱,但在建立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史观方面尚少进展。于是颇有论者主张回到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重拾“天下”观念。这一主张的出发点固然值得尊重与同情,但无可否认,“天下”观念中的同心圆结构,乃是以古人掌握“中国”与“域外”知识的高度不对称为前提,于今日已经缺乏适用性。建立中国式的全球史观,不等于针对西方中心观重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而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为深邃的理论思考。张国刚教授的《胡天》一书,在实践中对建立中国式全球史观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迪。

    二

  《胡天》一书仍然沿用“丝绸之路”这一经典概念作为立论核心,以时间为轴线逐步展现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经典研究与最新进展,多数问题不完全是纯粹的“中国血统”,乃是几代中外学者共同的心血所在。是书以15世纪为界,将19世纪中叶前的中西交流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叙述重点是器物、技术与艺术的交流,为公众展示了远比常识丰富的中西方古代交流盛况,主要由前贤时彦经典研究中概括提炼而来。西域宗教与乐舞的引入、中土造纸术与指南针的传播、鸠摩罗什的轶事以及聂隐娘的法术,都被作者以一种“切问而近思”的态度重新组织、娓娓道来。后一个阶段的讨论则聚集于近代早期中西在思想观念上的碰撞,为大众揭示出东西方在相互认识过程中的曲折历程与丰富可能性,其中有很多是作者长期研究中的“独得之秘”。传教士与早期西学东渐、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观、外贸商品中的文化互动,这些较为晦涩的内容被作者以平易晓畅的文字予以揭示。虽然两个阶段的重心不尽相同,但作者却有三个基本原则坚持贯穿始终:第一坚持是多元文明的视角,第二是侧重于对文明融合过程的细致呈现,第三是自始至终体现文化自信。

  多元文明的视角是我们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基础,因此《胡天》一书既注意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也注意中国如何影响西方。历来中西交通史的主流乃至近年兴起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着眼点仍然在于中国。《胡天》坚持观察文明交流的双向过程,并基于比较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体现出作者对于欧洲历史的熟稔。例如,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关于对方的认识同样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但为何有限的中国观念和中国知识对于欧洲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相对准确的西学译介对于明清社会并无明显触动?这种差别,是单纯的“中国中心观”所无法观察到的。

  作为一部着眼文明交流的作品,《胡天》始终将呈现文明交融的细节作为重点,比之单纯揭示某些中西交流中的奇观秘辛更有意义。《胡天》一书对于早期近代中国外销的商品的介绍充分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生动展示了国际贸易是如何把中国商品嵌入到西方近代的日常生活中,而商业力量又如何在官方视野之外把西方的文化需求通过订单传达给中国生产者。读者由此可以感受到,联系世界的纽带从来多样而复杂。

  《胡天》一书涉及不少中西交流中影响很大的问题,曾被作为部分西方人否定中华文明高度的例子加以批驳,如17世纪西方围绕中国历史纪年问题的争论。《胡天》中扼要介绍了这一争论的前后始末,态度中肯持平。作者主动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之进行古今对照,在重申中华文明悠久性不容否认的同时,指出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此类问题应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予以平和、宽容的讨论。这种并非一味批判驳斥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充分的文化自信。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另一个相似事件。前辈中国考古学家为了反驳安特生等人关于中国彩陶文化“西来”的相关论述,经过不懈努力,以坚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彩陶有着自身独立的源头与发展脉络,捍卫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原生性。而近年来在天山山麓与河西走廊的考古新发现中,中国学者则“大方”承认中原早期青铜文化确实来自西方。能使外来青铜文明在中原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文明的另一种光辉之处,并非一定要本土产生才能证明其伟大。

    三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丝绸之路”已不再是历史的陈迹。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丝绸之路”不但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更是一种认识世界历史的视域与方法。在继承中西交通史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从“丝绸之路”研究衍生出中国化的全球史观,将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围绕“丝绸之路”展开的器物、技术、制度以及思想的交流活动,不仅仅是历史基本单位“文明”之间的互动,亦构成“文明”历史的主体,这既与从年鉴学派到全球史的西方史学观念消息相通,更是中西交流史内在学理的一种跃迁。张国刚教授在《胡天》一书中的实践充分说明,多元化的文明视角、对于中外历史问题的细致研究以及充分的文化自信,是通过“丝绸之路”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前提。

  限于该书的性质与篇幅,张国刚教授的许多关怀只是点到为止,如《序说》中提到的“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等,这些洞见尚需要严肃的学术研究予以落实和发展。然而作为一部以讲故事见长的作品,相信《胡天》一书已经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将构建中国式全球史观的可能展示在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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