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论新概括;善于挖掘新史料、用好已有史料,并且注重研究方法创新,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推出集中体现史家史才、史学、史识的精品力作,不断提升中国史学的影响力。

  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史学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这是当代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

  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必须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是一个十分重大、十分宏阔的课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这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必须遵循的原则,特别是要突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历史蕴含的经验、智慧和创造精神无比丰富。中华民族的发展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特点。新时代的中国历史研究,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历史的演进经历了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的时间最长、发展的程度最高,其主要运行机制是什么,有什么规律性?几千年来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内部动力是什么?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成功的真谛是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围绕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这个总题目,在前辈学者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成果,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阐明古与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为当前坚定“四个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和精神滋养。这一课题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可以采取合作研究的形式不断向前推进。

  大力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加强理论创新是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下许多学者共同呼吁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是对一种历史现象或对某一历史时段的恰当概括,由于达到本质认识而对具体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史学要在新时代谱新篇,应将理论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以理论创新体现我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已经提出不少理论主张,对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譬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性和广大边疆地区封建化进程、大宋史观和新“宋学”观、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等,这些理论主张足以说明我们在理论创新上有很好的势头。一种理论的形成又需要有不断提升、完善的过程。举例来说,上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并对明清经济史研究起到明显促进作用。此后,曾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繁荣、手工业发达的现象拔高了。在学术上,一种理论观点遭到批评不足为奇,不能因此而不敢进行理论创新。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观点,虽然比“资本主义萌芽”观点探讨的范围更广、时段更长,但同样是指明代后期及其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活跃、商品经济发达,较之传统社会已有了新的经济因素。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是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的一种概括,具有理论创新价值。至于如何定名、如何恰当评价,则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

  加强理论创新应汲取我国传统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宝贵思想。我国传统史学高度发达,包含着古代史家观察历史所形成的深邃智慧,可以给我们带来宝贵启示,值得深入挖掘,进行创造性阐释,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论新概括。

  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

  既拥有极其丰富的传世典籍,又拥有大量出土史料,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大优势。我们既要善于挖掘新史料,也要善于用好已有史料,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入。

  新史料能带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利用新史料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利用丰富的出土简牍史料,在研究古代事件、官制、赋役、乡里、律令、土地关系、交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利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以及多种古文书,也收获大量学术成果。同时,学者们对大量传世典籍进行深入阐释,相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古代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经史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方兴未艾。利用好传世典籍和出土史料,史学还有很多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比如,公羊学说就是一个可以拓展的研究领域。儒家公羊学说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公羊学说在西汉时期曾经盛行于世,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很难深入理解西汉时期的思想和政治。东汉以后,公羊学说消沉了1000多年,到了晚清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又再度“复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更是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糅合,变成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纲领。我们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公羊学说进行系统剖析、总结,发挥其促进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当代价值。类似公羊学说这样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我们要大力挖掘新的史料,充分利用已有史料,不断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我国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不少创新,这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比如,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史料与民族史调查三结合的方法,运用比较研究、历史分析、区域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于有利于史学研究创新的方法,我们都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当然,研究方法的创新又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发扬优良学风。惟有如此,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通过打造精品力作提升我国史学的影响力

  史学名著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了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判断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成就,判断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不是提升到更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要看推出了多少史学名著。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他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打造精品力作,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史学名家精心编撰的优秀之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夏鼐撰著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田余庆撰著的《东晋门阀政治》,漆侠撰著的《宋代经济史》,宁可撰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等,都可谓精品力作。这些著作继往开来、启迪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以前辈学术名家为榜样,志存高远,潜心钻研,继续奏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华彩乐章,提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史学名著的产生,除了史家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学术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同行的关心,同时需要进一步优化学术评价体制、发展健康的学术评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