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时代”的历史真实——读《“白银时代”的落地》

《“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邱永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98.00元

  明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历史变化,白银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无疑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化,当然会引发学者们的浓厚兴趣。然而由于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尽相同,而且皆有预设的理论背景,尽管对这场巨变的重要性皆无异词,但对其过程和意义的理解却颇有分歧,甚至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邱永志博士新近出版的《“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从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出发,对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体制成因、展开过程、格局形成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充分把握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直面那些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一种蓬勃的学术朝气和创新意识。

  白银是在明代最终成为一枝独秀的主要货币,对此学界当无疑义。对于这一事实,一些学者将其概括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另一些学者将其概括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看似相近的两种提法,其实蕴含着巨大的认识分歧。使用前一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尽管白银早就具备货币的某些功能,但直到明代中叶以降,它才取得十足的货币地位,实现了“真正货币化”;使用后一种说法的学者则认为,白银早在明代以前就完成了“货币化”的过程,明代发生的是“货币白银化”,即白银取代宝钞、铜钱而上升为主导货币。本书作者将货币理论与历史事实相互参证,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说法,忽视了宋金元时期白银已经发展成为重要货币的现实,因此“明代货币白银化”是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概念。在作者看来,从货币体系内在变动的角度观察,白银历经宋金元时期的发展不仅完成了货币化的进程,且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

  然而,历史变化往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作用的结果。虽然白银在金元时期的货币地位不断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明代就会线性地发展成为主要货币。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动因和机理进行了许多探索,本书作者将形形色色的相关看法归纳为三类:一是强调财政体制促动,二是强调市场发展需求,三是强调货币体制失序。作者认为,这些看法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充满了不少误解,未必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从元明变迁的长时段角度观察,明初国家对于蒙元帝国诸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承继与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商业市场发展态势,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明初演化成型的货币体制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洪武型”经济体制,严重冲击着铜钱和纸钞这两种国家货币的制度基础和信用内核,货币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失范与失序,结果随着市场力量的勃兴,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下降,这才是明代货币转型定格在民间称量银的通货体制的根本原因。

  为了准确把握洪武年间屡屡变化的货币政策,作者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洪武货币秩序”,其表现包括:从重视铸钱制度到逐步抛弃此项制度,乃至最后废罢铸局、禁止铜钱行用;从允许民间金银流通,到严禁金银作为货币使用;从逐步出台宝钞体制的相关配套措施,重视宝钞与财政的联系,到摒弃宝钞运转的配套措施、历史经验,将宝钞只用于财政开支,形成新型的纸钞类型;从尊重市场到以法令挤压市场,以官方主导的折价体系代替民间的价格体系。对于作为“洪武货币秩序”支柱的宝钞,作者给予了非常负面化的评价,认为宝钞与其说是一种货币,不如说是一种流于法令统摄市场、从属于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政治性符号,毫无制度上的建树可言。在作者看来,“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一方面使货币史上运转良好且为政府主导的钱钞制度在明代遭遇了“颠覆性”的信用打击,构成了明中叶自下而上原始称量银稳步崛起的直接动因;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明中叶制度性货币供给的不足,货币流通呈现混乱、无序的状况。或许可以这样说,深入观察“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及其造成的制度缺失问题,是理解其后货币转型的起点和关键。

  作为“洪武货币秩序”的逻辑延续,作者对白银的性质和作用的估计也相对较低。作者尖锐地指出,学界目前流行着形形色色的“白银进步论”及对于白银这种贵金属材质的过分强调,认为明代贵金属白银替代宋元以来贱金属铜钱成为主币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经济活动、市场发展与整合进入了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这种认识似有历史线性发展观和理论先行的嫌疑,忽略了对复杂历史真实和细节的探讨。他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多强调白银货币化的正面作用,以及夸大白银在明代“近代化”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既不符合货币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也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对此问题的分析需要慎之又慎。作者特别重视白银流通的“称量形态”,认为白银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地域社会中,都呈现出复杂而又多样的流通方式,其流通成本高昂、实物特征明显、价值尺度功能失衡等特点,俱在流通中得到显现。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国家货币制度内在缺失问题有着长久的影响。这种纵横交错的历史复杂性本身,就体现了前近代社会的诸种特征。

  本书作者提出的“洪武货币秩序”,虽源自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和归纳,但显然受黄仁宇、刘光临等人的影响较深,作者对明代货币体系乃至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和认识,与黄仁宇的观点确实有不少契合之处。近些年来,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体制”,因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判;本书作者提出的“洪武货币秩序”以及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各种观点,可能也会引起同样的疑虑和批评。我个人认为,由于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而在研究中国近世历史时又不免会以西方模式为参照,所以不仅西方学者会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大多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无论是过去流行的“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近年流行的“现代化”“市场化”“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等模式,其实都明显地或潜在地以西方历史为参照模板。我们当然应该对“西方中心主义”保持警惕,但也要防止滑入意识形态批判的窼臼。在评判某项历史成果时,重要的不是判断其理论倾向,而是检证其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由于自己对明代货币史没有做过系统研究,读过邱永志博士这部大作后,我不敢说他的解释是完整的,也不敢说他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我敢说他的观点是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我热切希望相关专家给予检验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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