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史书写的新尝试——评《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

  

《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顾宝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出版,定价78.00元

  词学研究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青睐。具体研究内容上,词学研究与其他文体研究一样,无非以相关文献做支撑,聚焦于作家作品和理论,揭示某些文学特征与发展规律。在文学传播与接受方法大规模进入研究者视野之前,古代文学研究方式与面貌基本上按如此套路开展。当前,传播与接受史研究方法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虽有一段较长时间,然而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与传承得到的关注度仍不够,甚或一些名家及其经典作品如何传承至今?如何影响当时文学的发展?诸般问题依然有必要发掘或重新审视。顾宝林教授新著《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部分地思考和回答了这个问题。认真捧读,印象尤为深刻的有如下三点。

  以学术史视角观照词学,研究视野宏通。该书的研究对象为宋代前中期晏欧三名家词,至今近千年,作品流传研究也近千年,然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专著对此展开专题研究,探讨三名家词作对文学史的发展构建究竟充当何种角色,起过何种作用,三者之间流传影响又有何差异等等问题。这实际上即是总结探讨晏欧三名家词的学术影响。顾宝林教授曾师从沈家庄先生专攻宋词和宋代文学,研习过晏欧三名家词;后来又师从王兆鹏先生专习词学,业务精进;复师从刘扬忠先生攻读词学专业博士学位,词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历经词学界三位业师熏陶,作者完全具备了承担晏欧三名家词传承与研究学术史的撰写资格。尤为重要的是,刘扬忠先生生较早就呼吁以学术史的视角来拓展词学研究的疆域,他在本书《序一》中回顾到:“当前我们词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总结和撰写词学学术史,来实现理论的升华和超越’,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词学研究和当代曲子词的创作推向前进。……因此我建议同行们从那片熟土地上‘撤军’,转到元明清词领域,尤其是到有大片荒地待开垦的清词领地上去耕作!”顾宝林教授的《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不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晏、欧三名家词,并且还将其论述的重点下移至清代,置于“有大片荒地待开垦的清词领地”,可以说本书选题谨承导师刘扬忠先生的治学理路,渊源有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接受美学和传播学在中国学界广受关注,受其影响,词学研究中的接受史和传播史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新成果,极大地拓宽了词学研究领域。然而,接受美学主要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等,注重的是审美效果,对文学史、研究史及师承等内容则较少涉及。对此,《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一书从学术研究和传承相结合的角度,整体探析、观照晏欧三名家词在宋元明清四代、尤其在清代的研究、传承历程,涉及词学批评及传播接受等多方面的学科命题,研究视野更加宽阔、宏通,既照顾到“时间”的纵向流延,也顾及到“空间”的深度开掘,融学术史与接受史、传播史、批评史于一体,极大地弥补了当前对三名家词研究的不足,并为后来的词学学术史研究积累经验、探索路径,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借三名家词传承研究史,写一代词学的发展历程。本书通过对晏、欧三名家词“研究与传承史”的书写,重点论述整个清代词学史的发展进程。在词学史上,清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正如作者《导言》所说:“研究中国传统词学的发展与流变,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清代词学都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段落。”而选择北宋“晏欧三家词”作学术史研究,除了作者为发弘乡贤学问与精神的天然志趣外,更多的是因为“晏欧三家词”在词史上具有“导夫先路”的先锋作用,即使在不是研究中心的清代词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词学的各流派之间相互借鉴渗透,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词学发展构成有清近三百年词学史的繁荣,其间始终含有晏欧三家词或隐或显的影子,正如作者书中所说:“研究晏欧词是清人词学体系构建的一环节。晏欧三家词对清代的影响,几乎参与了每一个词学进程”。该书通过对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的梳理,特别是在清代被研究、传承的史实,不仅深刻揭示了晏欧三家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以三家词作为整体观照的对象,以“微词史”的书写方式,见微知著,透视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代词学史发展的脉络。

  多发前人所未发,新见迭出。学术史的书写不是简单的总结或材料的简单介绍就完毕,关键还是作者要有学术判断的非凡目光,通过纷繁的文献材料,找准契入点,阐述独特之见,彰显自己的学术襟怀。通读全书,多发前人所未发,新见迭出,例如:

  第四章在阐述晚近学人张祥龄、王鹏运以及况周颐三人联句和韵《珠玉词》原因时指出:“张祥龄从四季时运变化转移的角度分析词史进展,他提出南唐二主一臣词被称为词之萌发状态,这种看法如果从整个词史的发生进程评判,显然有所偏颇;不过如果从文人词的发展历史看,这三人可谓宋词的先声,因为晏殊、欧阳修等宋代文人词的先驱即是承传南唐二主一臣词的衣钵,如近人吴梅所谓‘承十国之遗者,为晏、欧’”。作者不仅将今人同类著作中罕见的张祥龄三人着眼于晏欧词这一史料拈出,还对张祥龄的词论观进行了批判性接受:“张祥龄从天行有常、四季有变、物有盛衰的时运角度分析词史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将张炎当作‘万宝告成’——词学创作的终结代表,则是没有认识到词体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和承传变异性。明清以来的词学创作总体上在宋词的圈子里打转,然而有关词体的主题内容和词作境界,因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还是对宋词有所革新发展而呈现出现新的气象,因此张氏此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种识见是需要学术勇气和判断力的,反映作者具备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底。

  除了这些新颖的观点,作者还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溢美,不夸饰,有一些精彩的论断。

  本书是近年出现的一部有广度和深度的词学学术史著作,融传承史和研究史于一体,是词学研究的新探索,词学史书写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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