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生命的最后十年

  自从陆林逝世以来,我一直神思恍惚。几度提笔想写点什么,却言不及义,不知所云。陆林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一直致力于古代文学(戏剧、小说)文献之搜求、整理、研究,他独著的《元代戏剧学研究》、他主编的《清代笔记小说类编》、他参编的《清人别集总目》等,早已成为相关研究者案头之必备书。近十多年来,则倾心倾力于金圣叹史实研究。金圣叹研究严重失调,理论研究汗牛充栋,史实研究相当贫乏,以至其姓、名、字、号、籍贯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遑论其他。陆林即从这低谷起步,对金氏之生平事迹、著述缘起、社会交往之方面作了事无巨细的网罗。他翻检参考的金氏著述、方志、传记、家谱、年谱、诗文总集、别集、笔记杂著、工具资料书、现当代专题著作与论文等计近三百种,其中谱牒、乡镇方志、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郡邑乡镇诗文总集等,也让陆林每有意外创获。锐意穷搜与丰厚积淀相结合,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使之几乎盘活所有有关金氏之史实线索,终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丛书之一,于2015年3月出版的《金圣叹史实研究》。

  如果从民国五年(1916)孟森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金圣叹》算起,当为百年;如果从民国廿四年(1935)陈登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金圣叹传》算起,则是八十年。也就是说,陆林之《金圣叹史实研究》是近百年或八十年来,此领域高水平之作。不是当今或日后没有陆林那样聪明的人,而是很难有像他那么傻的人。

  陆林的故事若到此戛然而止,也可圈可点,虽是其傻劲,尚属常态。可是自2005年以来,陆林就身患绝症。用他在《金圣叹史实研究》后记中的话说:“不料次年(即2005)春天,在万物欣欣向荣之际,二竖来袭,开刀、化疗中断了一切,那年是我本命年。”说是“开刀、化疗中断了一切”,其实未必。那年他在病榻上将其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的系列论文辑集为《知非集》,黄山书社念其对之贡献多多予以迅速出版并慷慨送他三百本样书,让他广赠师友。人们以为此乃其告别仪式,可是他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但他活得何其艰难,那“二竖”在他体内如同割不完的韭菜,半年检查一次总有新动态。因而他成了省立医院的常客。如此状态,他能挣扎着活下来,而且活了十多年,本身就是奇迹。

  对此,陆林只在书的后记中轻描淡写:时时伴随着生命的磨难,亦间或遭逢人世的诡谲。

  陆林在种种磨难中,著书不辍。他在后记中有云:“二○○七年获得国家项目,由于身体的原因和整理《金圣叹全集》,直至次年才重新恢复研究。尽管两年后病魔从结肠转场腹腔,且至今为虐不休,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让我时时疲于应对,却再也未真正阻滞过研究的进行。”那次摔伤,他远非举步维艰,也非坐立不安,实乃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卧也不是,如此不得安生,他硬是不断变换姿势看书写作,键盘成了他生命之弦。而且作为博导、学科带头人、学报副主编,他坚持授徒不辍、编刊不辍,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仍在病榻上给博士们上课,他主持的学报栏目也一期不拉。

  去年国庆后他的博士打电话给我,说陆老师找你。他很少打电话找我,料有大事。我当时正乡居侍母,到月底匆匆归宁。十一月一日赶到省立医院老年病症研究中心(14—8)去看他。这是14层一个向阳的单间,室内整洁,不受那氧气罐的暗示,我以为其更像书房。他斜倚在床上,端起那城墙砖般厚重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为我签字,字迹稳健如初。然后让夫人拿出一方大印,似乎是为此书专刻的一方印,印与印泥都不敢恭维,他却极为认真地钤在扉页左下方,并用洁白的纸巾覆盖在印上,生怕它侵染了环衬。

  有这么个圆满结局,他理当在把玩成品中修身养性。到三月十一日告别仪式上,才知道他没像阿Q大哥那样陶醉在最后的圆圈上,而是在病床继续进行“金圣叹年谱长编”“金圣叹学术史编年”“金圣叹事迹、影响编年考订”的研究,同时,还参与了《全清戏曲》的整理编纂,并完成《耆年集——陆林文史杂稿三编》的结集(他曾送我的《求是集》也是在某年病榻上编就的)……

  这哪叫拼命或玩命,这是不要命,为学术将生命置之度外。中国当今学界,像陆林这样舍生取义的是个异数。

  陆著《金圣叹史实研究》最精彩的是第三章《扶乩降神活动研究》。金圣叹从“以鬼神(现)身说法”的泐大师变为“手眼独出”的稗官词曲评点家,是其天才选择;理清泐大师与评点家之间的血缘关系,是陆林的天才发现。多少名家因未进入圣叹之“灵魂核”(此我杜撰之词也),对其文学批评之阐释难免隔靴搔痒之弊;而陆林以“设身处地的心理分析方法”,沟通了圣叹从“常有神助”的扶乩活动与“因缘生法”的文学批评的关联,确令人有“拨云见天的廓清”。

  当圣叹“以鬼神身说法”(尽管今人视之为迷信),确被时人“神圣化”了,以至有钱谦益、叶绍袁等名流为之撰文,“以耀于世”;一旦他弃鬼从文评点小说戏曲,为“辱在泥涂”的才子书“昭雪”(尽管今人视之为“盖世无双”之盛事),非但没有改善生计,却长期被“妖魔化”,时人“尽骂圣叹为魔”,甚至“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因为他之所谓“才子书”《西厢记》《水浒传》,当时被视为“诲淫诲盗”之物(尽管今人视之为古典名著、文学菁华),在禁毁之列,叫男不读水浒女不读西厢。那么,圣叹怎么在“疑谤百兴”的生态环境中去坚守他的评点事业呢?他为什么能将此作为“心血所系和性命所在”呢?

  沿着理论精细入微的考述,或许可推引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弃鬼从文时的圣叹,将前期的宗教意识转移到评点才子书的事业中,从此他以评点才子书为其宗教仪式,以宗教情结替代了才子情结。所以对之那么虔诚、那么投入、那么不计得失。哭庙案发,他从容就义,在刑场上还敢拿杀手们玩笑一把,决非如鲁夫子所云,是将屠手的凶残化为轻浮的一笑,而其临终放心不下的“只惜胸前几本才子书”,即那些早已策划却未竣稿的“才子书”选题。为几本才子书痴心到生命的尽头,难道仅仅是所谓学术情结?不,此当是宗教情结。只有宗教情结,才能叫人如此“鬼迷心窍”。

  在这里,我终找到了陆林与圣叹“性之所近”的地方。生命的最后十年,身患绝症的十年,陆林如同宗教徒对待学术、对待圣叹;如同宗教徒心中只有佛、或只有主,他心中只有学术、只有圣叹。圣叹与陆林虽未出家,以宗教情结治学,也堪称人生之至境。或许正是从其宗教情结出发,其衡文衡人唯学是问。对百年金研得失,他有“理解之批评”;编学报也只看文章不看人……在常人看来,温文尔雅的陆林骨子里有点狂,性格也有点怪,与圣叹庶几近之。

  在假冒伪劣充斥的世界里,难得陆林这么个真人,真学人。我曾受某出版社之邀,撰写《金圣叹小传》,后知难而退,就将所藏民国版《金圣叹全集》送他。他像物归其主般坦然接受,且来一句:你不弄这活是明智的。实在坦诚得可爱。我们老家是邻县,兼有安大南开之缘,我痴长几岁,钦佩他的治学精神。而率真坦诚恰是我们交往的第一基石。

  当然,他坦荡的学术情怀,还是有人理解、欣赏以至敬重。他曾在《文学遗产》杂志发文,对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中金圣叹史实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纠谬。徐先生非但没有翻脸护短,反诚邀他参加其执教五十年之庆典,并慷慨允诺将为《金圣叹史实研究》作序,可惜成书之日,徐先生早归道山。三月十一日在送行的车上,我座位前一位老教授说,陆林枪毙过我的稿子。旁座一教授说,这就是立标杆,本校名教授的稿子都毙,别的还客气吗?老教授说,他倒是为确保学报质量,公事公办,没有别的。是呀,难得这么率真。另一教授说。下车时我才发现,老教授已不良于行,还来给陆林送行。送行那天,校方遵陆林遗嘱丧事从简,只租用个仅容百人的灵堂,结果从四面八方涌来数百士人,有的朋友不远千里赶来。那拥挤的哀悼,也见证了陆林的人格魅力。

  陆林是个礼数周全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向曾经给他在学术上的勉励、道义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关切的师友、领导、同仁、学生表示感谢。像《西游记》中石猴拜四方,他一口气列了五十几个人的名氏。且以富有诗意的话语作结:

  窗外天寒地冻,心内温暖如春。回首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虽然后半程时时伴随着生命的磨难,亦间或遭逢人世的诡谲,但更多的感觉是:行走在学术的坦途,沐浴着友情的和煦,景物娟丽芬芳,令我迷恋忘返。

  这篇草于甲午“大雪”定于“小年”的后记应是他预留给人间的告别词。字里行间充满着阳光,甚至佛光。让我想起安庆天才诗人海子之生命绝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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