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 蔼然长者——我所感受到的李学勤先生

  知道李先生住院有些时日了,但正月二十(2月24日)上午,在年意阑珊的日子里,突闻先生去世的消息,仍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怃然良久!茫然之中,从书橱里找出先生赠我的几本大作,看到上面熟悉的签名,又忆起向先生请益的那些场景。

  李先生是名重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区区如我,既非门生故吏,更不敢自封私淑,本无资格谈论先生。但因工作关系,自到清华工作后,我就不时地到先生府上请教,也曾不知深浅地请审阅书稿、作序,甚至引荐他人登门叨扰,而先生总是热情相待,有求必应,看不出一丝名人架子。正是在与先生的日常交往中,在貌似琐屑的聊家常般的交谈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李先生作为学者的大家风范,作为长者的蔼然气度。先生刚刚离去,不惮附骥之嫌,将萦绕脑中的这些记忆写下来,权作献给先生的一炷心香吧!

  初识先生的大名,是从那本薄薄的《古文字学初阶》开始的。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丛书”中的一种,初版于1985年,虽不足百页,但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勾勒出来,让门外的我得以窥见一丝古文字学的堂奥,引发了我对古典学的极大兴趣。这本购于1989年的书,一直被我视若珍藏,随身漂荡东西,弹指已是三十载。但80年代的书少有作者简介,其时更没有网络可供搜索,因此无从知晓作者详情。等后来选择攻读先秦两汉文学专业后,先生的不少论文都是必读的专业文献,我对先生才逐渐有了了解,尤其在接触到出土文献后,更深刻感受到先生在古史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但求学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与先生近距离亲近的奢望。

  2001年夏,我有幸走进清华园,供职于出版社,从事文史类图书的编辑工作。其时,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类图书尚处于起步阶段,像李先生这样的校内大学者自然是我们仰赖的学术支撑。早在1998年,李先生已在清华社出版过《四海寻珍》(“新清华文丛”之四)一书,他参与创办的《清华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也出版了数辑。而想不到的是,我第一次拜见李先生,却是为了一套“心智与认知科学丛书”的事。也许是因为早年学哲学的缘故,李先生对语言、逻辑及认知这一新兴学科十分关注,后来我还见过先生就发展这一前沿学科写给校方的建议信。2002年12月3日,因为想了解这套书的情况,我到校内文北楼面见李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见面,先生恂恂如夫子,谦和有加,即之也温,所以没有任何生疏感。先生详细介绍了要做这套书的想法、最近的运作情况等,我从中感受到先生虑事极周,处处为人着想。正题之外,我也请教了不少出版及自己专业方面的问题,先生都一一耐心回答。当我谈及正在出版影印《唐代四大类书》时,先生提醒要注意版本的选择,并指《群书治要》也是十分有用,可以加以考虑。当日中午,还与先生一起午餐,边吃边聊,先生又告诉我很多学术信息。这第一次的见面,让我见识到李先生学术眼光之宽广、敏锐,知道先生的成就不止史学一个领域,同时,也初步感受到了先生待人接物的长者之风。

  自此以后,我便没有了顾忌,无论于公于私,时常去先生府上叨扰,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愿去先生家中坐坐,聆听先生的咳唾。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先生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对先生的敬重也日增一日。我不止一次地表达希望能为先生出书的愿望,先生也表乐意,但先是“断代工程”,再后来便是“清华简”,几乎占据了先生的全部时间,对自己的著作,却无暇修订或完善。而先生律己甚严,没有新东西是不会出手的。2006年1月19日下午,我到荷清苑拜见先生,带去几本有关清华校史的读物,话题由此展开,先生谈了很多清华国学院的事情,并给了一些很好的出版建议。我也借机问询先生,可否再选些文章结集出版,先生表示很高兴在清华出书,但说“不能炒冷饭”“要重新写一些才成”。当问及《古文字初阶》可否再版时,先生也表示:“中华版已无法修订,只能写本新的。”我又问起《中国青铜器概说》一书,先生从书架上取出外文社的英文版,说:“这是被翻译最多的一本书。但出版十几年了,需要做进一步修订。”他特别强调:“考古学是科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的一些观点需要更新。”后来,还多次听到先生讲“不愿炒冷饭”的话。这种不固守己见、追求新变的态度,体现的不正是学术上的“日新”精神吗?

  2008年1月6日,业师费振刚先生自海外来电,问我是否注意到前段时间某学报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认为批评过甚,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当日傍晚,我恰好去李先生家,就顺便提到这个话题,并转达了业师的看法。李先生闻之笑言:“那个会,清华的老师都去了,开得很好!我本人去不太合适,所以没有到场。”并特别郑重地说:“对所有的学术争论,我都欢迎。”

  对母校,李先生是充满感情的,对于出版社的发展,先生也很关注。先生不仅经常向我透露一些学术信息,而且每当社里有新书研讨会、周年纪念等活动需要专家支持时,先生也总是有求必应。2010年5月,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之际,我奉社中安排请先生写点东西以为祝贺,其时“清华简”刚刚入藏不久,头绪繁多,但先生没有推辞,百忙之中很快写就《回忆〈清华文丛〉》一文。文中,先生回顾了该丛书的出版历程、学术价值等,对出版社的发展也寄以期望。李先生曾说:“在母校出版一本自己写的书,是我多年潜藏心底的愿望。现在《四海寻珍》能够列入《新清华文丛》,使我倍觉温暖,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四海寻珍·后记》)而我个人颇感遗憾的是,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后期的新作,没有能更多地在清华出版。

  李先生是史学界的领军人物,经常同时肩负许多重大项目的工作,时间极其宝贵,但对提携后学,先生却从不惜时惜力。《拥慧集》《清路集》两书主要收录的是先生所作序跋评论等,看看其中所收的几百篇序言,就不难发现,先生对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受惠于先生者绝不在少数。而先生做这些,也只不过是甘心为人铺路而已。在《拥篲集·后记》中,先生自云:“经常写这类小文,是难免‘好为人序’之讥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找我作序跋评论的,大都是研究历史、考古的同行,读他们的新著,乃是一种开阔眼界的学习机会。即使书中见解同自己相左,也有启发激励的功效。特别是年轻学者,新发于硎,不为成见所囿,需要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学术界。至于我本人的论作,整个是为更深入更重要的研究铺路的。总之,我写这些,作用限于‘拥篲前驱’。”(三秦出版社,2000)得地利之便,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能时常向先生求益,今日思来,殊觉有幸!

  2008年,经过数年的修订,我终于有勇气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付之梨枣,没有多想,便请李先生审阅书稿。犹记2008年3月25日下午,我应约去先生府上,甫见面,先生就说:“书稿我是认真看了一遍的,虽说不是一字一句。”闻听此言,多少有些吃惊,也顿觉自己冒失,原本只希望先生翻翻给个意见就成,没有想到一本无足轻重的小书竟让先生耗费这么多时间。先生对书稿多有肯定,同时又对着纸上的记录,逐条指示书稿可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关于“杂家”,应吸收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的成果作进一步论述,《淮南子》天文方面的成就应该有所论述,等等。不仅如此,先生还应我请求,当场写了一份给出版社的推荐信。先生的意见极好,修改时我基本上都吸收了,只有天文方面,学识所限,无力补充,直到正式出版也只能付诸阙如。但先生的建议,我一直记在心中,希望将来有机会能遵照修改,以不负先生的辛劳。至于其他代人求序、引人登门之类琐事,也没少为之叨扰先生,先生却从不介怀,尽量挤出时间安排,真诚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来访者,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李先生1933年出生于北京,在民国时期完成中小学教育,待人接物依然是老派风范,一丝不苟。无论是电话中,还是题赠著作,先生常常以“老师”二字相称,我知道如今没有通用的第二人称敬词,这二字不过是教育圈里的替代品而已。但当这二字从李先生口中说出,晚生实在是难承其重,我不止一次请求先生换个叫法,但先生说“您也是学校的老师”,也就一直坚持这么用了。

  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寄居清华校内西北一隅,到先生府上步行不过几分钟。每次去拜访先生,先生往往提前备好一本自己的新书,或是新刊文章的抽印本,或是与我专业有关的书籍,摆放在茶几上,等落座后,便先送给我,并作简单介绍。而先生的夫人许老师,也会很快端上一杯热热的清茶,说上几句温暖的家常话。每次道别,先生都要执意送出门外。为不劳先生远送,我一般是将先生家门带上,希望先生就此止步,少耽误一点时间。但即使如此,先生也总是再打开门,走到门外,双手交叉胸前,目送我走出楼道。而据我观察,这应该是先生送客的标准仪态。先生已去,这一场景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了,但思之依然充满温馨,并将定格为一种永恒

  ……

  近几十年中,国内的史学研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的纠缠,作为生活于斯时斯地的学者,无人能脱离这个时代,像李先生这样身处学术前沿的学术名家,更是众目所集。李先生秉持学人本色,以学术服务国家民族,尤其是在学术生涯的最后三十多年中,“抉微释古”“佚篇重焕”,释放出巨大的学术能量,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如今,斯人已逝,其学术成就、历史地位,自有公议,区区不敢置一辞。作为曾受惠于先生的一介晚生,对先生的敬意和怀念,也惟有这不成样的文字而已。

  谨以此纪念李学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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