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诸子的另一条路径

  现代以来,读诸子大多基于西学的范式,如罗根泽说的“戴了‘西学’的眼睛以看‘诸子’”(张默生《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山东文化学社1934年版,“罗序”第4页)。这开拓了诸子学的领域,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得以提升,贡献不能不谓巨大。不过,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并且实际构成了当代学人的问题背景。我越来越觉得,还有另外的走近诸子的路径。假如基于诸子著作形式的特殊性,重视诸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流变,再寻觅其背后的一般思想,当能获得更客观的认识。本文即讨论这个问题。

  读诸子,首先该注意,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大多是对于特定对象的表达。战国中期以后,有了针对普遍对象的表达,也还有许多篇章的内容是特定性的。

  特定性的对象有个别性和类别性两类。个别性的如《论语》,大多是对某个弟子或时人的教诲,以及弟子相互间交流的记录,各条语录原本是对个别性的对象而言。这也正是原始语录体的特征。在这类体式中,语录的意义是由语录句义、语录涉及的对象和语录产生的语境结合起来形成的。阅读这些语录,该落实到语录所及的具体对象或事件中,要知道语录原本是对特定场境中的对象有意义。例如孔子斥责冉有“非吾徒也”,只是因为其佐助季氏田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这一特定事件,并不是对他的总结性评价。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又列在“十哲”(《先进》)中。《论语》中多位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当然也不是对某个弟子负责任,对另外弟子应付从事,而是李贽说的“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焚书·童心说》)。

  另外类别性的,是对某一类对象说的。例如《孙子兵法》,前四篇对统帅讲战略性的问题,中间八篇对将军讲战术性的问题,末篇《用间》对统帅和将军都有意义。所以第四篇《形篇》讲“无奇胜”(据银雀山简本),第五篇《势篇》讲“以奇胜”,并没有矛盾。因为《形篇》是对统帅讲的,统帅需要考虑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奇”即使获“胜”,也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势篇》对将军而言,将军着重考虑具体作战的问题,要求出奇制胜。这样“不敌则避之”(《计篇》)之类的指示也能合理地解释,因为其只是对统帅讲的战争继续与否的原则;假若是对将军而言,怎么可能指示他在寡不敌众时可临阵脱逃呢?显然,对统帅说的,对将军可能没有指导意义。

  那些现在看来很抽象的著述,原本也是针对某一类对象的指示。例如《老子》,在各章的背后原本也潜存着特定类别的对象。顾准先生分为四类:“一类是‘王’或‘侯王’,‘王’或‘侯王’也称为‘圣人’;二类也称做‘圣人’,但不能确实指证为‘王’或‘侯王’,或是一些在野的‘圣人’的;三类是‘士’;四类是漫不指明为主体的。”(《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笔者曾分“士”“侯王”“圣人”三类(参见《〈老子〉“道”的依附性和原始巫术思维》,《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具体怎样分类自然需要再讨论,但是分清了对象类别的特定性才能读懂各章的本旨是显然的。例如对“士”讲的人生修养原则和方法,对“侯王”“圣人”没有意义,其并非一般的人生论。对“侯王”讲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对“士”“圣人”也无甚意义。对“士”“侯王”“圣人”说的都以“道”为根本,这个“道”的意义也就不同一,不是一般性的。对象的特定性,导致了“道”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

  到战国中后期,有开始对普遍对象而言的著作。秦汉之间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有贯通全书的结构考虑,更明显为一般性的表达(其中若干章节还是对特定对象说的)。但是,不能以为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也是这样的。对某个人当时的需要说的,或是对某一类别的需要说的,其所形成的意义,若作一般性来理解,会有许多难以填平的沟壑。

  要注意的第二点是,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由章句组成,后期发展到了篇的形式,也还有章句式的表达。这些章句或篇可能是创始人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也可能是门人、后学的思想记录。组合在一起,就有思想流变性的特征。

  在这种流变中,某一章句或篇的观点是对之前思想的批判和超越,也往往被之后的思想否定和转折,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

  其中有学派创始人的思想流变。例如《庄子·逍遥游》,先抒写像鲲鹏一样的宏大志向,以为“用大”就是“逍遥”;接着由“小大之辩”思考到“物任其性”,认识到合乎本性的才是“逍遥”的,否定了“用大”说;随后又认识到存在“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逍遥”,又否定“物任其性”说,提出“无己、无功、无名”。这第三个阶段的思想也不是最后的结论,只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止于此。这方面的思想在另外篇中还在继续,例如《德充符》说到“人而无情,何以为人”,就对“无己”“无功”“无名”做了否定。因为开始思考人何以能“逍遥”的问题时,人是有“情”有“性”的;若为“无”了,就不是对有“情”有“性”的人而言,也就没有意义了。

  更显然的是学派思想的流变性。诸子著作实质上是学派的论文集,这些学派的形成经过了近百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后学思想必然会有所发展。而且,这些发展更可能是多向的。这样自然让我们看到学派思想的流变性和丰富性。

  例如《论语》,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阳货》)显然是墨家“兼爱”“节葬”思想的先导。冉有佐助季氏的赋税改革,被孔子斥为“非吾徒也”(《先进》),是因为与法家的政治实践相近。这些弟子的言行是孔门学派思想流变的表现,也是春秋后期诸子思潮的荡漾。

  再如《孙子兵法》,讲到“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与《司马法》“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意思相同,属于春秋贵族战争时期“争义不争利”(《仁本》)原则的留存。另外着重讲“兵者,诡道也”(《计篇》)、“十则围之”(《谋攻篇》)、“千里杀将”(《九地篇》)等,则是春秋末期以后的战略战术。在这里约略可见春秋至战国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的变化。

  到了战国中后期,各家在坚持己说的同时吸收其他家观点,往往杂糅中呈现流变,流变中呈现多元。例如《庄子》的“外杂篇”对于“内篇”的思想发展:《天地》“尧观乎华”、《刻意》“吹嘘呼吸”片断转到了神仙道教思想;《山木》“庄子行于山中”寓言提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观点,进一步阐释“无用”的处世思想;《至乐》“庄子妻死”寓言表达了超越死亡的态度,发展了《德充符》中的“形”“神”关系认识;《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寓言,批判机械文明观念,拓展到超越技术的精神意义。

  再如《管子》,《经言》组提出以“商”辅“农”、以“法”补“礼”的经济政治思想,当为管子本人或学派早期思想的记录或传述。《外言》以下七组,从法家、兵家、名家、农家、阴阳家、轻重家、黄老道家等方面做了阐发并转进,或继续政治路线的探索,或旁入经济学、军事学、农学领域,戓把“水”“气”“心”“道”提升至形而上的层面,学派思想像河流一样有上下游、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在流动的过程中呈现变向、多向的状态。

  到了杂家那里,才有了整部著作的结构性考虑。但是各篇章的内容还只是大略分类,大多还是拼凑起来的。细细分析,也有流变和多元的痕迹。

  可见,忽略了诸子思想的流变性特征,系统认识和建构不可能是客观的。

  注意到这些文本形式上的特征,就知道多数诸子思想原本是对特定对象说的,其本来意义是特定性的。所谓的观点,只是思想流程中的阶段性陈述。

  那么,我们读诸子,如何得益呢?一般的,是从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同一类别的经验。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与诸子概述的这一类或这一段经验意义差不多,从中获得教益。

  例如《论语》“父母在,不远游”(《里仁》),原本应该是对父母需要其照顾的某一个子女说的,假如我们的父母也需要照顾,那么,就遵循这条语录的旨意。假如父母健康,兄妹很多,那么,这条语录就对我们不发生意义。再如《孙子兵法》“不敌则避之”(《谋攻篇》),作为统帅,读之有意义;作为将军,读之没有用,因为面临再强大的敌人都得拼死作战。这用传统的术语说,是“类”与“宜”。同类的经验意义,才适宜为用。

  当然,要深刻领会思想,还应该从特定性的表达中挖掘其背后的一般性,从流变性的过程中构成其内在的系统性;并且由这样的一般性和系统性去统摄所有的特定性意义和阶段性意义,建构成一个系统。

  再以《论语》为例。我们要寻觅其背后的一般性意义,即史华兹说的“潜含的通见”,“关于某种实在的前后一致的通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这样孔子才可以称为思想家。当然,这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敬”与“和”,都有合理性。“敬”是每一个人的做事原则,是修养的本质要求。“和”是和睦、和谐,是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及自然的相处准则,也是国家社会的目标所在。从《论语》本旨和当代需求上看,似强调“和”更合理些,也更有意义。因为《论语》思想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中庸”等都是对“礼”意义深入认识的结果;而“礼”蕴含着“等差和谐”的精神,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和”。《论语》中那些请教应答以及教诲、批判的语录,背后都有一个社会的“和”的本旨。为什么斥责冉有“非吾徒也”,是因为其佐助季氏“聚敛”(《先进》),目的只在于“利”,背离了“和”的政治理想。《论语》重视“仁”和“中庸”,也是因为“仁”的行为能促进“和”,“中庸”的表现即达到了“和”的境界。同理,弟子们有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说法,以及税制、礼制方面的改革,也是从社会形势出发对“和”的再认识。把握了“和”这个一般性意义,才可以统摄“道”的本体论、“礼”的社会政治论、“仁”的人生论、“学”的教育论等,形成思想系统。

  再如《孙子兵法》,分析那些特定性、流变性表达背后的本旨,会发现都是一个“利”,是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战略上考虑政治、外交、经济条件,是为了避免战败,确保“利”的实现。战术上讲“虚实”“奇正”“军争”,重视地形和间谍工作,也是为了谋求最大可能的“利”。即使“穷寇勿迫”,也是从春秋战争中追歼“穷寇”往往不能得“利”,还损失“义”这一角度考虑的。故而建构《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应该以“利”为核心,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展开。

  当然,有关的认识会是多元的,分歧难免。这里所强调的,是这个工作不能从某几条语录的语义中归纳出来,而应该深入其特定性、流变性的背后加以判定。例如关于《论语》的“和”,不能从《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一语得出。关于《孙子兵法》的“利”,也不能只依据《计篇》“因利而制权”、《作战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类章句。

  由这样一条路径,似更可以走近诸子。

    (作者:张涅,系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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