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先生的《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

  乔秀岩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写道:“我有属于我自己的一颗星星。没有像北极星那样大得吓人的名号,却在遥远的天空上,非常洁净地、美丽地,稍微寂寞地闪耀着光芒的星星。”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宋本取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著,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属于李霖自己的一颗星星,又与《义疏学衰亡史论》相呼应,使义疏学的星空不再那么寂寞。

  李霖此书充满了版本学的术语,以及大量繁琐而枯燥的经疏比较、校勘记。然正如作者所自我定位的,他不是要做纯版本学的工作,而是要回顾经疏刊刻的这段历史,呈现经学史中的某段样态。乔秀岩写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义疏史,此前的义疏史直面经学的问题;到了李霖这里,经学问题已经由唐人《正义》划上句号,其后的历史便进入流传,即义疏的传抄、编校、刊印。乔、李师徒的两部书,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完整的义疏学脉络(这里也应该加上华喆的《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导论》)——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且是从经疏结构本身的角度。在当前“菜谱经学史”遍地丛生,颇有把菜谱当菜吃的趋势下,李霖等人的研究显得尤其可贵。

  基于此,我绕开版本来谈细细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所想,也可以为我不懂版本学作一点开脱。文献学界龙象甚多,对于李霖的论证和观点当有比较充分细致的评论。本文不算是对李霖的具体评论,或许可以作为一般读者及中国思想方面的学者阅读此书的背景。

    如何理解北宋校勘、刊刻群经义疏的行为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建立时可谓百废待兴。如何消转百年来的彪悍之风,整合分崩之局,实为宋代的头等大事。兴文教,包括通过科举、教育来实现一统,带动人们读书好学的风气,是十分可行的政策。科举的程式、科目承自唐朝,那么群经自然使用唐代的《正义》。但《正义》流传多年,生了不少讹误;同时新经学正在抬头,人们已经开始厌弃旧疏。确定正义的权威,便是十分迫切的了。

  李霖通过考察唐疏的抄本,比较宋代单疏刻本(以南宋覆刻推定),指出北宋校刊唐疏时制定了规范,“勘官在确保文本质量的同时,从出文、句式、引文、用字到语助,都不希望再像唐抄本一样灵活、随意”。“定本”意味着校勘、颁行的时候有带有标准性、权威性;至于其实施、行用,更要体现这种标准和威权。《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1005)三月一则故事谓:

  (贾)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

  此处所谓“注疏”,当即邢昺所修《论语注疏》。据李霖书的结论可知,《论语疏》或即在咸平六年之前已刻完。《论语疏》新成,而贾边答题标新立异,违背注疏,迎风作案,故被黜落。

  唐人修撰《五经正义》,要解决的是师法纷繁、家有其说,诸经解释不统一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定某注为一尊,然后再在以往私家义疏基础上编纂出官方的标准本,定义疏为一尊。但这种“一尊”的标准本仍然以写本形式流传,就不免在物质形态上不稳定。宋朝正是要解决这种不稳定,实现标准化。“雕版”这样一种物质技术载体,就可以将不稳定和多样统一起来,以加强权威性。

  技术促进了权威,但也带来了另外的效果:它加速了经疏文本在读书人中的普及。李霖书中提及一事:景德二年(1005),邢昺跟皇上说,他求学时能具备经疏者百无一二,到了此时家家户户皆具备。因为几十年前还要靠传抄,现在居然可以无限地印刷了。这个情形,与宋代科举群体的扩大是相一致的。但当经疏迅速地普及化,它真正的分裂和衰亡也就到来了。

  宋朝的读书人并不满于通过标准化带来的统一性。他们要建立新的统一性,建立新的经说。同时王安石变法在具体政治操作上与新风气相互接引,终于把这样一种形式在官方上的保证给瓦解掉了。

    物质空间与观念的相互影响

  作者在该书的结语中指出:“明清读者普遍通过十行本系统版本认识义疏。经文大字、注文中字、疏文双行小字,成为义疏的常态。读者耳濡目染,自然觉得义疏仿佛天然是经注的注脚,鲜能深入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行款的大小字、单双行、行格高低,都是权力在书籍这种物质空间上的延伸和体现。注文双行小字,写本时代已十分常见。雕版印刷的出现,固化了这种空间秩序和权力结构。北宋国子监所刻单疏那种半页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左右,不区分大小字,不通过行格来区分经注疏的行款,基本上可以称作一种“均质化”的行款。群经之中我最熟悉的是《周易》,可遇到《周易正义》单疏,如果不逐字逐句地看,也达不成对于单疏文本的有效理解。这种文本和刊刻形态表明,它就是为了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攻读钻研而缮写、刊刻的。

  注疏合刻本则不一样,人们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经文,其次看注疏。大小字本来是根据权威等级和阅读目的所作的区分,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阅读习惯和目的。就视觉体验而言,人们注意力的对焦首先会落在“大字”上面。疏文变成小字双行,文本又复杂,会极大地降低读者翻检的耐心。疏文因此仅仅具有了“备查”的意义。可如果对于注疏的脉络毫无了解,仅仅偶尔地去“翻查”,是不会那么顺畅地找到相应文句并产生有效理解的。为了增加这种便利性,才出现了从八行本的整节过录疏文,到十行本的逐句拆分疏文。人们越拆分,疏文越支离,其整体的脉络越遭到破坏,我们对疏文的理解力也越低下。各种对于疏文的攻驳,甚至厌弃,便越来越严重。无怪乎钱求赤称其“割截,可恨”了。

  我最初看到明代的李元阳刻本时,曾觉得十分不舒服:经、注都是单行,而大号字与中号字区别不明显,经注的区分不清楚。十行本和阮刻本则把注、疏放在一起,小字双行,经文就完全在一个版面上凸显出来,非常便于查找。阮刻十三经注疏的便利性,甚至超过了现代很多点校本。因为文档处理工具一般情况下无法做到大字单行和小字双行同时出现在一行中。原有古籍版面的区分,就只能通过四号字和五号字这样的形式来区分。印刷出来的效果,往往是经注疏都糊在了一起。我分享这种体验,是想自我反省——什么情况造就了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和习惯?不得不说,是阮刻本的影响,更进一步则是宋代的十行本。追求效率、速度、重点,意味着支离和抛弃很多东西。可我们今日或许已无资格嘲笑古人对简便的追求。读者在手机上读一篇文章都要求作者出一个“太长不看版”或“敲黑板划重点”;公众号作者也绞尽脑汁在标题和第一行一语惊人,甚至配合图片、字体各种形式加以呼应。深度阅读、整体阅读,已经日渐没落。

    宋代的注疏阅读与理学经疏

  李霖指出:“福建坊肆推出五花八门的十行本注疏,全面突出经注本的核心地位,使义疏成为经注的注脚,且多附入释音,更便于阅读经注。尽管十行本哗众取宠、粗制滥造,却大受市场欢迎。”

  汉到唐是一个“经—注—疏”系统,宋代是其余波;宋到明是一个新的“经—注—疏”系统,宋代是新权威注释的形成期。宋代实际处在两个经学系统的交汇点上。作为总结的唐疏,在宋代不免显得尴尬;邢昺等依仿唐人所赓续编纂的新疏(如《论语疏》),则尤其尴尬。宋人厌弃注疏的风气,朱子已有观察和反省:

  旧来有明经科,便有人去读这般书,注疏都读过。自王介甫新经出,废明经学究科,人更不读书。卒有礼文之变,更无人晓得,为害不细。如今秀才和那本经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将经义赋论策颁行印下教人在。

  朱子对于新儒学摆落旧疏其实有肯定,因为不经此则新义理之学无法开展。可是新义理出来之后,如果把旧疏都忘了,导致士风浮竞,不能沉潜笃实。以朱子之博学,才能对唐疏有比较熟悉的理解,无怪乎当时的人甚至连经文都没看过就大发议论。

  朱子及其以后的时代,并非没有人读注疏。足利学所藏八行本《周易注疏》即是陆游之子陆子遹批点的。朱子后学中,读注疏最精的当属魏了翁。他曾摘编诸经疏,成《九经要义》。乔秀岩、李霖认为他“决非为了诵读经疏的方便,而是要学习专门的经学理论问题”。这个推论有一定道理。魏了翁只摘取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而非面向一般读者。对一般读者来说,能读一些基本的新权威经注就好了。进一步的研究,才是注疏。他给朱择善的书信说:“时时同看朱子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近数年间,山中无事,再取诸经、《仪礼》注疏,重加温寻,又将要紧处编出,始知先儒之说得于此者亦多。第汉魏诸儒言语拙讷,不能发明;亦坐党同伐异,不能平心以定是非耳。”魏了翁选择的标准之一,是“先儒之说得于此者亦多”,也就是说两宋的理学家很多观点出自注疏。《要义》的摘编具有某种目的论的意味——最终是为了证成理学诸先生的学说学有根柢。如果不秉持这种性理学的心要,阅读注疏就成为他自己所反思批评的“记览”之学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注疏阅读的倒置,即在汉唐作为必读、基础的义疏,到了宋代后期反而成为需要专门研习、进阶研习的对象。基础读本已经被替换掉,变成《四书集注》等等。学生想读明白宋代诸先生的注,读唐疏是找不到答案的,而是需要参考宋代诸先生的相关议论(包括语录、书信等),好事者将这一部分拆分到相应注下面,便是所谓的“附录纂疏”。

  有趣的是,宋元这种经疏体的编纂形式呈现出了与旧经疏十行本的一致性,其时代也比较相近。李霖强调每部旧义疏都是整体,具有自己的经学脉络,十行本则割裂支离、庸俗无比。与旧疏相比,宋元的“纂疏”本身就是拿《语类》来凑数,不具有一贯的脉络,编者剪裁起来就没有包袱,反而在形式上与割裂支离的十行本比较一贯。除了疏文编联的割裂之外,这些编订的书还割裂经注。最典型的,就是学者为了便于观览,将《周易本义》的分篇改从《程传》,几乎使朱子的脉络结构面目全非。

  除了编联方式,以版面布局而言,宋元的“附录纂疏”也与旧经疏的十行本分享了同一种风格。旧经疏十行本与理学纂疏在物质形式和美学风格上的一致性,反映了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一种精神风貌。

  最后我想起了《庄子·天下篇》的一句话:“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李霖的研究,或可视为这段话在群经义疏编校刊印流传中的应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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