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半部《红楼》”迎来了大洋彼岸的“高鹗”

《马伯乐》(完整版),萧红著,葛浩文续写,林丽君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68.00元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1942年的冬天,逃难香港的东北女作家萧红在临终前两天留下遗言,难以割舍的是她未竟的小说《马伯乐》。76年后,“那半部《红楼》”等来了它的“高鹗”,但尤为特别的是,这场续写不仅穿越了时代,更跨越了语言,因为这位“高鹗”是个美国人。身为著名汉学家的葛浩文先是将《马伯乐》翻译成英文,接着用英文给了它“第二次生命”(英译本于今年7月在美国出版,取名为MaBole’sSecondLife,直译为“马伯乐的第二人生”),最后再由葛浩文的妻子林丽君译回中文,使完整版的《马伯乐》在今年9月呈现在国内读者面前。

  在序中,刘震云将葛浩文的续写描述为一种“相惜的力量”,因为无论从续写的结构、人物的结局还是语言风格来考量,葛浩文不可不谓萧红的知音。一定意义上,葛浩文之于萧红犹如夏志清之于张爱玲,他在上世纪70年代所著的《萧红传》掀起了国内的“萧红研究”热,也使他成为最早抛开政治标准探讨萧红作品独立的文学价值的学者。在葛浩文看来,是“萧红独具的艺术才华加上她个人对世事的感应”成就了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作品,而未竟的《马伯乐》更是葛浩文的心头好,被他视为萧红多方面才华的集大成者。

  事实上,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断沉浮,鲁迅的赏识与提携使她凭借《生死场》一举成名,胡风和周扬对她反抗书写的肯定使她迅速成为抗战文学的代表,但也正是这些大家赋予她的光环使她之后的作品逐渐招致主流评论界的不满与冷落,《呼兰河传》被茅盾批评为缺乏政治意识和提振民族解放斗志的文学应有之义,《马伯乐》更因其戏谑的口吻、那个一心向私而毫无民族气节的主人公而被评论界不置一词。有心抑或无意,萧红始终与当时的主流文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她的作品没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却也从没有置身于“民族兴亡”之外,她并未将自己的创作空间限定在抗战前线,缺乏激昂热烈的革命文学斗志,却也从未逃离“国破家亡”的阴霾、从未无视“民不聊生”的苦痛。在战火纷飞、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当投身火热的战斗生活、甚至投笔从戎的革命作家遍布文坛,萧红只是个坚持自己创作个性而踽踽独行的漂泊者。

  葛浩文理解她的孤独,更让她的孤独在穿越时空、跨越语言之后再次开花结果,让马伯乐又“活”了一段时间。续篇的一开始,这个出身于崇洋和伪善的绅士之家、自私而卑怯的大少爷不仅延续了他的“逃难”人生,从武汉逃到了重庆,同样一如既往地向“钱”看齐:当来自全国各地如潮的难民涌入重庆时,他“审时度势”地打起了发国难财的主意,不过他的荒诞依旧大过了本性的邪恶,因为他的发财梦不过就是卖卖包子,卖不出去自己吃了便是。然而,相比马伯乐不变的“惜命”和“想钱”,续篇最引人注目的应是马伯乐的变化:他开始反思甚至自责自己一心盼望的打仗带来的竟是满目疮痍;他的口头禅“真他妈的中国人”也在不经意间改成了“真他妈的日本人”以及到香港后“真他妈的英国人”;他开始随遇而安,学会苦中作乐,相信“这仗总有打完的一天”,甚至有了自嘲的幽默感。

  马伯乐变了,但并不彻底。在萧红笔下,马伯乐一面是胆小虚伪、一副阿Q嘴脸的“逃跑主义者”,一面又酷似抗战时期的“文化人”:喜欢文学、开过书店、为了反抗封建家庭而“离家出走”。不得不承认,马伯乐是个知识分子,甚至算是个进步文人,做过成为抗日小说家的梦、更时不时从事着启蒙主义式的“国民性批判”。集国民性弱点和启蒙知识分子姿态于马伯乐一身,萧红的讽刺无疑是露骨且不留情面的。到了葛浩文这里,马伯乐有了自省意识、甚至学会了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国人同胞嫌恶厌弃却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不再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有了对妻儿的挂念、对难民的同情、对顽强活着的普通民众的敬佩。但葛浩文到底是懂萧红的,他深知萧红对文学创作中宣传模式的暧昧态度,更深信萧红对复杂人性的敏锐洞察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于是,葛浩文的续写给了马伯乐“第二人生”却并未让他脱胎换骨,马伯乐并没有成为“高大全”的抗战勇士和进步精英,他虽然意识到了个人安危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却远远没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觉悟,他学习世界语不是为了推广世界和平,而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争个面子。马伯乐终究还是个胸无大志的现实主义者,对他而言,能够安身立命便足矣。

  在自序中,葛浩文坦言如何处理马伯乐这个人物的下场最让他头疼。如果说续篇的一个主要脉络是马伯乐的变与不变,那么结尾则为这种变与不变笼罩上了一层真实而悲凉的宿命感:一直都在为“逃”费尽心机的马伯乐最终却是逃无可逃,他无力奋起抗争也做不到舍生取义,最终却用自己的命运诠释了何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小说就此完结,习惯了嘲讽戏谑和嬉笑怒骂的读者或许会感到些许怅然,“哀其不幸”或许也会大过“怒其不争”。时代的洪流造就了马伯乐,荒诞的抑或真实的,同样也吞噬了马伯乐,无论变与不变。马伯乐不是英雄,但也并非死不足惜。

  某种程度上,续写可以说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单就结果而言,续得好不过算是锦上添花,续得不好却要招致“狗尾续貂”的骂名。而具体到过程,续写者一方面受制于已有作品的情节、人物和语言风格,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文学创造力,既要有情理之中的布局,也要有意料之外的落笔。这也难怪葛浩文坦言自己酝酿了将近二十年却迟迟不敢下笔,更不难理解他的妻子林丽君一开始的怀疑甚至反对。高鹗曾因写下“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而饱受诟病,但谁又能否认,恰恰是现实的残酷和无奈的妥协才让理想更加凄美动人。葛浩文让马伯乐在变与不变中徘徊,最终却给了他一个速战速决的了断,让闹剧归于悲剧,让嬉笑归于唏嘘。葛浩文说,他无从知道萧红对这场续写的反应,但无论是他的翻译还是创作皆出自对萧红的尊敬,他很高兴能为她的绝唱做一个结尾。一定意义上,续写是两个作者惺惺相惜的见证,兼具了创作与解读的双重价值,续写者经历的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倾注的是对原著及其作者一种特殊的情谊与理解,实现的是对文学杰作未竟之遗憾的了却。

  反观萧红短暂的一生,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正如她临终前无声的呐喊:“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的生命在其创作的顶峰戛然而止,但她远隔重洋的知音却多年后在她创造的独特文学空间与她重逢,这也是一种宿命吧,悲凉却不乏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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