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洋学”还是“中学”?

  去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珍藏本”700种,这是“汉译名著”首次以布面精装的版式出版,这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这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读书历程。我翻阅了自己的读书笔记,发现我阅读商务版汉译世界名著最早可以追溯到1977年初。当时家里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976年出版发行),因为没有受过西方社会主义著作目录学知识的训练,读得囫囵半片,似懂非懂。上大学时,因为不满足于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那时(1979—1981年)拿着学校党委的介绍信,跑到辽宁省图书馆,一蹲就是两年。期间,阅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种汉译世界名著,前几天匆忙查找了当年的读书笔记,主要有以下若干:严译《天演论》、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论政治经济学》《爱弥儿——论教育》、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声辩》、霍布士《利维坦》等等;还有一些,杂处在其他读书笔记中,一时还不能清理出来。这些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领域。但那时的阅读是出于猎奇,浮光掠影,根本谈不上理解。

  1984年读研究生时,我选了“黑格尔《小逻辑》”这门课,我的父亲特意从沈阳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逻辑》(贺麟译)寄到南京,这部著作对我影响至深,至今仍在反复阅读学习,并不断从中获益。

  后来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更加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了,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摩尔根《古代社会》、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等等,不下百种,都是常备的必读书。

  我认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在塑造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和理论思维上居功至伟,它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中的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洋学”与“中学”

  “汉译名著”究竟是“洋学”(外国学术),还是“中学”(中国学术)?站在中国学术内部来看,当然“是”洋学,因为故事的来源是国外的。不过,若从国外的角度看,就很难说了。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是看不懂的,懂中文的外国人也未必看得懂,他们需要经过特殊的进修和训练才能读懂。这些书是用中文书写出来的,而人是语言文字的存在物,用谁的语言讲述,就是谁的文化。所以说,“汉译名著”“既是”洋学,“更是”中学!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我们学校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这样来描述当下中国学术中的中西关系:“中中有西”,“西在中中”。这两句话说得非常机智,可以为我上面的判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汉译名著”当然便是中国学术成长壮大的产物和标志。

  这种视角同样也可用于学术研究本身。具体到我所研究的历史领域,我们搞外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应该自觉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外国历史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或者终究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而我们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则要意识到,我们一定要主动地寻找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的他者。

    “领域”与“高度”

  37年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辑50种刊行之际,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他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句话,准确而深刻,放在任何第一流的美文中,也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国外学术理论“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确还有太多不了解的地方,我们的学术理论视野亟待开拓,“汉译名著”的出版,恰逢其时,为满足这种需要做出了贡献。

  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和加深,随着汉译世界名著的持续出版和对它的研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外国学术理论的理解,总体上说也超过了当时的中国读者,如果加上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发展,理所当然地,现在对国外学术理论,对“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应该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据我体会,陈原先生所说的“精神世界”本身是一个蕴含深刻思想的概念,既可以做“领域”或“范围”理解,更须做“高度”或“深度”理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有多宽阔,更要知道它究竟有多高,有多深。因为,领域和高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任何偏颇都不利于知识的发展和进步。

  从经验上即可了解,学习的初始阶段一般是要扩大领域,但到了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理论性比较强的学术门类,没有层次的加深,没有水平的提高,领域的拓展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形式上好像拓宽了,若没有很好地加以理解,宽阔的知识面也会流于浮泛,这样的知识意义不大。按照常理,独特性更多地表现在经验层次上;而共同性必然地表现在本质上。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重经验上的独特性,轻理论上的共同性,那就必然要流于感性和肤浅。这是要引起学术界重视的。

  我认为,在我们目前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中,就存在着重领域的拓展、轻深度挖掘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忽视各个文化的共同性,割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想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陈原先生那句名言的理解:“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不仅是指知识的领域和范围,更是指知识的高度和深度,没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看起来已经掌握的知识领域和范围也会缩小,甚至会消失,就像我在大学时代阅读汉译世界名著的结果那样。

    “传承”与“创新”

  什么叫“创新”?创新是不是像探寻宝藏的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有一种神奇的知识,被预先藏匿在一个无何有之乡,等待着某些个幸运儿,经过设定好的“千难万险”,突然发现了神秘路径,最终惊喜地得到它?这种故事,作为激发探险精神的隐喻故事,是可以的,但作为科学本身,却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如果把科学真理当作预先存在之物,凭幻想和运气才能得到。这容易使人忽视在传统知识基础上的创造性劳动的作用。

  新知识从哪里来?大概不会从某种神秘的存在中得到,而只能从旧的知识中创造出来。怎样才能从旧的知识中创造出新的知识来?单纯重复某一个知识或技能,除了熟练性会有所提高,基本上不可能做出创新。真正的创新,必须是在旧的知识中发现问题,还要在旧的知识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做到这两点,无非靠下面两种方法:一是深入旧知识的内部,通过仔细的分析,找到其中的“缝隙”,即找到部分与部分之间互为他者的张力关系;二是从旧知识的外部寻找到与之相对的他者,通过比较和鉴别,发现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系统认识,从而创造新知。如此说来,要想创新,就既要深于自己的传统,也要深于他者的传统。

  中国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寻自身内部张力的创新,又要寻找外部的他者,作文化间互为他者的矛盾运动,以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寻求外部他者,对于在原有旧知识中发现缝隙形成张力也有重要的作用。外部的旧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也就是新的,它可以使我们获得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更有可能在原有知识中发现问题,找到资源,实现创新。

  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名著的最大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强有力的异质思想和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他者因素,而且通过创造性的翻译,把这种异质的他者转化为中文作品,做好了与中国学术对接的准备,这样才使得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有可能形成可以创新的内在结构和张力。

  所以,我们要感谢汉译世界名著!感谢创造这些文化成果的先贤和时贤!感谢高瞻远瞩推动这项伟大事业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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