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者与大学传道

  古代文学研究者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既有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者所共有的社会责任,更应体现出人文关怀。古代儒生无论作官还是居乡,无不以化民易俗为己任。韩愈《师说》首先强调“传道”,张载也讲“为往圣继绝学”,他们所指的“道”与“学”主要指儒家思想。当代对“道”的理解更宽泛,“道”不仅包含儒家之道,还包括古代其他各家的思想。虽然不同的人对“道”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传道”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然而,作为学者“传道”重要场所的大学,目前出现了诸多问题,表现在功利主义盛行、行政管理至上、重理工轻人文等方面。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讲:“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大学如果失去了德育和美育而仅仅保留了智育,就成为职业培训场所。西方教育家所言,大学是思想交流的场所,是培育人的地方。如果大学随波逐流,大学丧失精神,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如何使大学恢复精神传统,学者如何“传道”,成为目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种责任。

  所谓“传”,既包括传承,也有传播之意,二者同样重要。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著书立说等形式,就是在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他们通过各种讲座,向大众传播国学,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瑞士学者荣格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中说:“每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把前行,然而,每个人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接过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古代文学研究者广泛宣讲和著书立说就是在实践这种使命。

  古代文学研究者著书立说与公开讲授相对容易,在工作与生活中倡导君子风范,比前二者更重要,也更有难度。人文学者多就职于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高校本应承担起“传道”的历史责任,但是,现实状况令人忧虑,高校与大学教师不断爆出负面新闻,从学术不端到领导腐败,从教师失德到学生伤害,使得一向被视为象牙塔的高校蒙羞。学者只知有职业角色,不知社会角色与文化角色。在这种背景之下,古代文学研究者弘扬君子品格,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显得格外有价值,并且有一种紧迫感。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所谓“君子”“小人”之分主要指的是地位,着眼于等级的差异,后来二者的区分逐步侧重于道德水平的不同。现代社会的公民享有平的的政治地位,但是道德水平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倡导君子之风,强调责任、重义、孝顺、诚信、谦让、节俭、宽容、同情弱者等品德,是传古代君子之道,对于引领社会风气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十月由《光明日报》与安徽省社科院主办了《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如何体现君子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那么,古代文学研究者如何“传道”呢?

  学者在校能够抵制功利主义、物质至上等不良倾向,为学生树立榜样,让校园保持一方净土。还可以走出书斋,参加贫困地区的支教活动,或者担任志愿者,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去,做良好公民的表率,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在高校工作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其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很有裨益。希望大学教师树立一种“传道”的责任感与自豪感,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所言,“世俗的教师可以并且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情感,教师同样代表着高于他个人的一种伟大的道德实体:它就是社会。正如牧师是上帝的代言人一样,教师是他那时代和国家的崇高道德观念的解释者。”(《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古代文学研究者传道主要体现在教书育人方面。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大学十讲·自序》中说:“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目前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影响到了大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科研轻教学、重理工轻人文、管理行政化、重外表轻内涵。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具有教师的身份,针对这些问题,也大有可为。

  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最重要的职责,“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一所大学的理想,不是知识,而是力量。大学的职责就是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怀特海《教育的目的》)然而,目前在高校的管理体制之下,古代文学研究者都在进行著作论文的大比拼,只“授业”,不“传道”,只做学问,不思做人。教师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甚至连“授业”也被影响,更遑论育人。多数教师与学生的接触仅限于课堂,而且普遍缺乏交流。导致大学课堂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情感的交流、人格的培养。

  中国传统的教学并非如此。孔子与弟子多有交流,《论语》中记载了他们讨论志向、学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既有群体问答,也有一对一的讲解。比如《公冶长》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孔门师生畅谈志向,子路、颜回和孔子自己都发表了看法。《论语·先进》之《侍坐章》不仅有弟子的志向的展示,还有孔子的点评。孔子和子夏有多次单独交流,比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在和弟子对《诗经》的讨论中,得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古人强调言传身教,《论语·述而》记载: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朱熹注曰:“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几及,故疑其有隐,而不知圣人作、止、语、默无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晓之。”朱熹认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成人言行不一对孩子存在不利影响,孩子更容易学行为而非听从语言,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传。

  在现代新式教育盛行的背景下,古代书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书院教育有着现代教育所缺乏的优势,就是将传道作为主要目标,体现在品格修养、自由教习与师生交流等方面。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点,并重申了书院之宗旨,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晦庵集》卷七十四)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明理修身,即“道”的传授,而不是满足于知识的积累与利禄声名的获取,这种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缺乏的。

  面对大学重视知识传授,忽视人格培养的问题,笔者探索了一些解决办法。例如,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结合课程,经常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包括屈原的自杀有价值吗?人有权利自杀吗?如何评价儒家与纵横家的义利观?汉赋的功利目的与艺术性的关系如何?如何评价嵇康与阮籍不同的人生选择?陶渊明的当代价值等等。将古代文人与文学作品与现代社会结合,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仅仅作为知识点而记忆。这样做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再如,师生共同讨论社会热点,包括大学生支教、疑罪从无、亲子关系、动物保护、国家公祭日与中日关系、考试与监考、舍友相处、兴趣与学习、投身西部开发、天赋与成才、裸婚等题目。这样的讨论既能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也能训练他们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想要加强教师“传道”的效果,还要解决教育标准化的问题。使用一种模式、一个标准进行教育,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学习热情不高。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说:“只要千篇一律地对待儿童,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教育学。”实际上这涉及到“传道”的方式,如果不能激发学生自身学习的动力,再好的课程也不会起到好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目前教育所缺乏的。《雍也》记载,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朱熹注曰:“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并引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孔子根据学生的天资做针对性的教育,比如他讲授“仁”,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的表述,就是考虑到学生的领悟能力不一。孔子倡导中行,认为过犹不及。?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他对子路、冉有的回答完全不同,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达到中庸,即恰当的地步(《先进》)。这一点建立在他孔子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他知道子路与冉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明了他们做人的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

  我们倡导个性化教育,根据学生的天资、兴趣、目标,做针对性的教育,其前提是老师要了解学生。因此本科生导师制是一项值得推广的措施,笔者坚持每周与学生见面,讨论的问题包括读书、考研、辅修第二学位、宿舍人际、家庭贫困、感情苦恼等众多方面。希望达到三个方面并重:学业引导、心理关注、生活关心,真正发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增强传道的效果。

  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达到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境界:“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什么是教育》)或者换一种充满诗意的表达,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者能够把大学作为传道的场所,把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山西大学文学院)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