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人说中国——撰述《吾国与吾名》的24年

《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 胡阿祥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1994年动笔写作开题立意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到2017年完成总结之作《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我在这个领域断断续续地耕耘,竟然已经持续了24个年头,其间出版了尤重考据与义理的《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面向大众的《中国国号的故事》《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中国名号与称谓的故事》《祖国的名称》,又在《百家讲坛》主讲了“国号”“国之名称”两个系列节目。回想起稿时节,我还刚过而立之年,待到告别之时,我已年近耳顺。一个研究领域与宣讲课题,何以伴随着我如此之长的学术生涯呢?

从两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说起

  先说两个坊间流传甚广、主角为中国人的外国国号“故事”。

  晚清,在维新洋务人士的大力鼓噪下,西风劲吹,西学猛渐。一位略闻新知的童生请教私塾先生:“何谓伽利略意大利人?”私塾先生回答:“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

  这位私塾先生望文生义,将“意大利”妙解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而颇涉洋务的李鸿章竟也闹出笑话,当他听说“葡萄牙”时,惊讶地问道:“怎么葡萄也有牙?”

  李鸿章没有去过葡萄牙,而且葡萄牙这类译名确实离奇古怪,难免李大人有此千古一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李大人毕竟勇于提问,而勇于提问正是求得真知的途径。笔者时常感到难解的是,在我已经30多年的大学教书经历中,却几乎没有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提问这类问题。反之,笔者在课堂上常常问学生:“启为什么用夏作为国号?刘邦为什么定国号为汉?时时接于目、闻于耳的华夏、中国、中华、China又是什么意思?”滑稽的是,如此等等的相关问题,同学们往往语焉不详;再问英吉利、不丹、伊拉克、土耳其、美利坚、法兰西、乌干达……同学们就更加哑口无言了!

  英吉利、不丹、伊拉克等,暂且不去管它。起码我们自己的夏、商、周,以至元、明、清,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号的来源取义,还是应该知道的。毕竟,我们的远祖生长在夏、商、周,我们的祖先生长在元、明、清,我们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对于这一连串的国家大号,我们岂可不知,焉能不解!

  其实,即便不谈学问,探求中国历代国号的来源取义,也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夏、商、周等以至元、明、清,中国、华夏、中华等等,也许我们太耳熟能详了,往往想不到要对它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一旦“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我的切身感受,那是奥妙无穷、极有意思的。这种情况,似可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释名》。昔刘熙撰《释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所以《释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来说,也与此相仿。本来,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历来就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都是如此,关涉国家的大号当然更不例外,道理很简单:人名不过一己的代号,国家大号则关系到亿兆斯民,而如果这亿兆斯民都不关心这国家大号的“所以之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利玛窦解说中国国号的“故事”

  相较于私塾先生妙解“意大利”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李鸿章讶异于葡萄牙“怎么葡萄也有牙”,这里不妨再说一个确实可信的、主角为外国人的、解说中国国号的“故事”。

  400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说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中华帝国的名称”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

  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又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平心而论,利玛窦这位老外对“中华帝国的名称”的解说,或者正确,或者接近正确,或者有些正确的影子,总之,比我们的私塾先生说“意大利”、李鸿章问“葡萄牙”的风马牛不相及,显得进步得多。而尤其可贵的是,利玛窦还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外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种称谓,正是因此而起。

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国号

  由以上中国人解说外国国号的“故事”、外国人解说“中华帝国的名称”的故事,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外国国号、“中华帝国的名称”的“所以之意”,都是非常复杂、牵连甚广的学术问题;而方块汉字为主的“中华帝国的名称”与拼音文字为主的外国国号,又各有复杂之处。比如拼音文字的外国国号,由于历经演变、屡有发挥,其意往往十分难解,我们所见只是一堆字母的组合。至于方块汉字的“中华帝国的名称”,其望文生义的方便之处,却也正是容易导致臆解、误解乃至瞎解的关键原因,又汉字意义的引申、扩展、假借等,也会造成“中华帝国的名称”解说中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等的混淆。以上述利玛窦“夏”等于伟大、“商”表示壮丽、“周”就是完美、“汉”的意思是银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类说法为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的混淆。

  然则正本清源,系统全面地探讨中国递更的国号、众多的名号、繁杂的域外称谓之形成过程、来源取义、使用情况与复杂影响,正是笔者锲而不舍24年、并且渐次拓宽加深的追求所在。即以集大成的《吾国与吾名》为例,对话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三类“中华帝国的名称”,本书以40余万言的篇幅,得出了诸多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兼具的认识,姑引“结语”中的三段为例:

  以言历代国号之美……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饮清、蜕变转生等的美义有关;取美义为国号,也成为后世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些王朝或皇朝所用的国号,同样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国家的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于新为“应天作新王”,于晋为巍巍而高,于唐为道德至大,于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于大元为“大哉乾元”,于大明为“光明所照”,于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都属于“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的“美号”。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也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之心理要求,并进而使政权蒙上了浓重的顺天应人的色彩。至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即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此种意义,更是“美”之大矣!

  以言古今名号之伟,可以“中国”名号为例。“中国”名号,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国——“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既与地域概念的中国、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辅相成,又较之更加客观与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国,无论时间、空间都指称相当明确。由中国概念的流变,我们又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以言域外称谓之妙……记得有种说法,比喻中国的物质文明就是一块泥巴、一片树叶、一只虫子,泥巴烧成了瓷,树叶喂养了蚕,蚕虫吐出了丝,而瓷与丝,就在中国的域外称谓China、Serice中得到了形象的体现。至于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汉与唐、龙与狮,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正能量的代表性皇朝,它们共同写照了巍巍中国的历史地位,龙、狮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政治历程的典型化动物,它们一并烘托了泱泱中华的文化形象。

  要之,“美哉,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国号!伟哉,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的中国古今名号!妙哉,来源不一而又呈现特征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可谓从独特的侧面、别样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名称情结,淋漓尽显方块汉字的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外交通的艰难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国气度……

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

  1999年国庆节,卞孝萱师在《〈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序言》中感慨:“中国古今称谓,既是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应为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书。”拙著《伟哉斯名》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大事增补修订而成”的《吾国与吾名》,自然远当不起“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书”的先师期望,但“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的来源取义、来龙去脉,作为“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伴随着我们民族的成长、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疆域的变迁、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与交流、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与后代的生命,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闻‘名’识中国”的思路,那么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又能丰富、强化与鲜活我们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理解,并油然而生对中华文化与华夏传统的自认、自信与自豪。

  正是基于对中国历代国号、古今名号、域外称谓的这种切身认识、这份真挚感情,我从筚路蓝缕的10万字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做起,历时24年,终于完成了总结集成的50余万言的《吾国与吾名》,虽然满头的浓密黑发,已经稀落渐衰为谢顶而两鬓斑白,却依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毕竟为“中国人”说“中国”,值得这样的无悔付出!

  (作者:胡阿祥,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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