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郭汉城:树高千尺 源自根深

    他103岁了。他是中国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之一。他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的肚里至少要有上千出戏,越多越好

  103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子?身体孱弱?老眼昏花?头脑糊涂?见到郭汉城老人的时候,上述印象全被颠覆。

  在“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十卷本《郭汉城文集》即将出版之际,由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的主角是郭汉城老人。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须发全白。被家人用轮椅推进会议后,郭汉城没让人搀扶,自己起身踱到会议桌前,从淡绿色的布袋中拿出眼镜、放大镜、笔。

  见到熟人,郭汉城一一叫出对方名字并打招呼,对于不认识的,他则握着对方的手询问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一上午时间,除了中间上厕所,老人家始终安坐在座位上,并交替着把一只手放在耳后,侧身倾听大家的发言。

  出生于1917年的郭汉城,抗日战争时期即投身于革命文艺工作,曾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张庚等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前身)的同事,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传统戏曲,参与了20世纪中叶“戏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们主张戏曲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建立起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体系。当年,他们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前海西街,因此被后人称为“前海学派”。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前海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术群体的最大特征,这一点在郭汉城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196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首招三名戏曲研究生,导师是张庚和郭汉城。后来担任《中国京剧》主编的吴乾浩,是当年的三名研究生之一。吴乾浩回忆,研究生学习开始后,郭汉城先生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看戏,“要跟广大观众一起欣赏,看的时候要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去感受和发现”。郭汉城提出戏曲理论研究者的肚子里至少要有上千出戏,越多越好,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只有看大量的戏,你提出的意见才会更实际、更可行”。

  吴乾浩清晰地记得,三年研究生学习,他们每年至少要看200场戏,几乎隔天就在剧场里,“有时候,我们没钱买票,郭老自掏腰包也要让我们进剧场”。

  郭汉城自己更是一生奔波于实践的天地中,他遍访剧团,结交广泛,在同时代戏曲学者中,他“看戏最多、戏曲界朋友最多”。

  湖南的剧作家范正明本不认识郭汉城,抱着试试的态度给他写信请教问题。郭汉城收到后,迅速回信。后来,范正明给郭汉城写了90多封信,郭汉城几乎每封必回,两人成为挚友。

  90岁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郭汉城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外出,但他总想方设法弥补不能再深入一线的缺憾,他常说:“理论研究者的根永远在实践。”

  学生们去探望郭汉城,怕影响他休息往往不愿待太久。可郭汉城每次总拉着学生们不让走,“央求着”让讲讲戏曲界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又出了哪些好戏。昆曲演员石小梅是郭汉城的好友,她两次进京演出,郭汉城都因身体原因没法去剧场看戏。为了一解老人家的“戏瘾”,石小梅带着琴师和另一位演员,亲自上门为郭汉城清唱《游园惊梦》,没有道具,干脆拿大葱当扇子。

  戏曲评论家曲润海说,郭汉城先生“山高不显”,这是他根基深厚之故。郭汉城的根基之所以深厚,就是因为他把学术之根深扎于现实和群众,从而可以汲取无穷的养分和能量。这些养分和能量,为他的戏曲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滋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戏曲是应该全排现代戏,走现代化的路子,还是应该坚持传统的戏曲化方向,学界业界争论不休。郭汉城凭借自己多年扎根实践的经验,发表了《现代化与戏曲化》一文,廓清了人们对“现代化与戏曲化”问题的模糊认识,有效推动了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他与戏曲理论家张庚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是新中国戏曲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二位因此被誉为中国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

  研讨会结束时,众人让郭汉城讲几句话。这位百岁老人,不让别人搀扶,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众人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他说:“我虽然耳聋眼瞎,但内心充满了干劲。”

  (本报记者 韩业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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