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先锋与旗帜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卢新华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纪念张仃百年诞辰,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举办了纪念展和学术报告会,并组成了以冯远为主任,鲁晓波、李功强为副主任的《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编辑委员会。该书由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新华教授编著,是在2005年4月9日发表于《文艺报》美术专刊第五、第六、第八版的《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吸纳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并增加大量的图片和作品而编著完成的。

  张仃一生经历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国现代艺术史、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发展休戚相关,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现代美术重大事件的演进紧密相关。

  正因为如此,写张仃艺术传记,同写其他艺术家的传记很大的不同,就是不能局限于琐事,也不能仅仅记述他的师友关系和个人艺术风格的演化,也不能把重点放在他的个人感情生活和家庭故事,而是要把他放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把他的个人选择同历史机遇联系起来,一方面,看他如何选择历史,更重要的,是看历史如何选择他。因为,张仃是20世纪中国艺术界罕见的一位参与过许多大事件的艺术家。

  基于这样的判断,《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就以20世纪中国文艺的历史为经,以张仃的个人参与为纬,经纬纵横,将张仃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分成了八个章节;而每一个章节,又结合历史大事件,用翔实的资料,在客观叙述张仃个人参与的种种细节的同时,探讨张仃的作用、角色和贡献,从而令人信服地展现出张仃壮阔的人生与伟岸的人格。八个篇章,也是对张仃的八个历史定位:

  第一章,民族独立的革命文艺先锋。主要是通过张仃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漫画创作,看他如何用艺术抵御外辱,鞭笞黑暗,讴歌光明,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走在民族独立的战斗前线,成为那个年代的革命文艺先锋。

  第二章,延安时代的“摩登”艺术设计家。张仃投奔延安,一个热血爱国文艺青年投身于革命熔炉,有一个痛苦而艰难的适应环境与改造自我的过程。他淡化了漫画家的身份,把全部的艺术才华用来美化和提升边区的文化环境,创立“延安工艺美术社”,担任“文抗作家俱乐部”主任,甚至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年画、宣传画、装饰设计、舞台美术、展示设计等各种实用美术设计。“他活跃的艺术思想、出众的才华、直爽的性格,激情四溢、富有挑战而又特立独行的个性,逐渐引起了延安的广泛关注。”(P067)书中用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革命熔炉对张仃的改造,终于淬炼出了一块精钢,让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终身奉行。

  第三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家。“新中国国家形象”,在《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中,主要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通过详尽的史料钩沉,令人信服地在有关这两个徽志设计的各种争议中,拨云见日,将张仃作为首席艺术设计家的地位凸显出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第四章,新中国展示艺术设计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艺术活动家。这是对张仃身份和角色的一个新颖但很重要的定位。从纯美术的角度,过去一直忽视展示艺术设计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张仃在延安8年,在新中国10年最主要的工作,是张仃在中外人士面前给延安带来荣耀,在欧洲各国给中国带来荣耀的重要艺术活动,是“大美术”,其重要性、复杂性、政治性、艺术性,甚至超过“小美术”,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工程。更何况,在1950至1959年的十年中,张仃担任总设计的一系列国字头的大型展览,不仅承载着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的重任,还承载着对外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各领域的发展成果和文化上的民族特色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非同小可。张仃以其高度的政治觉悟、渊博的学识、多方面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设计,得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高度赏识和信任。与此同时,在艺术家很少出国交流的特殊情况下,张仃也就扮演了一个杰出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艺术活动家的角色,1956年在巴黎同毕加索的会见,成为中外艺术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第五章,中国画变革发展的里程碑,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这一章主要是回顾1954年前后几年,中国美术界呼应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变革的大时代话题而展开的中国画问题大讨论。在这一攸关中国画命运的大讨论中,张仃既是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也是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并非偶然。当1954年讨论白热化,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相持不下时,张仃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调入中国画系任党总支书记,并任中国画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他促成了当年春天与李可染、罗铭江南水墨写生的“大事件”,用实绩回答了讨论,既反对了虚无主义,也批评了保守主义;而他和李可染共同开启的水墨写生之路,对于新山水画的创立和后来“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的写生创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被吴冠中誉为“中国画变革的里程碑”。

  第六章,新中国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的开拓者和创建者。张仃从到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任教开始,到参与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复校,直至新中国成立,受命接管“国立北平艺专”,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再到更名工艺美术系,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是新中国美术教育和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见证者。

  第七章,中国壁画艺术复兴的旗帜,文艺思想解放的先声。这一章重点写了张仃的“壁画梦”,写了“文革”结束以后,以首都机场壁画为先声的文艺思想解放和随之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新壁画运动。1979年,历史再一次把张仃推向潮头,由他领导完成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争议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室内装饰设计和壁画及美术作品创作任务,将僵化的、一元的中国文化艺术,带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这是张仃的创造智慧的又一次集中而又全面的释放。

  第八章,永恒诗意的探寻者,一面闪耀着光辉的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这一章主要写张仃晚年的山水人生和焦墨画艺术。如果以1974年的香山焦墨写生为起点,那么张仃的艺术生涯从此就步入了一个以焦墨写生山水画的创作为人生寄托的诗意栖居与行旅的阶段。“浮大海,走千山”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常态;画焦墨,写篆书,成为他晚年的日课。他带着脑干上的一个瘤子,以惊人的毅力和激情,白发对青山,走遍千山万水,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山水作品。

  最后,我愿抄录书中一段话来结束我对《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的介绍,这段话对理解张仃特别有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便长期担任美术学院院系的领导,同时又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学术团体和机构的重要职务。他的职务、思想和个性,使他成为对艺术精神的守护者。当‘极左’文化艺术思潮横行时,他以自己的智慧守住艺术家应有的境界;当一种艺术思想倾向压倒另一种艺术思想时,他以巧妙的方式让它们互补共生;在封闭的时代,他会迂回曲折地向学生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精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当艺术思潮过度西化,而无视民族优秀传统时,他又提醒人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当东、西方艺术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会扬长避短,包容万象,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当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悖时,他在实践中寻找真知灼见;当形式与内容发生分离,实用与审美发生对立时,他都会坦率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思想喧哗的狂热中,他以冷静和理性,及时敲响忧思的钟声;在艺术精神迷茫的沮丧中,他又以艺术家的诗意直觉守护着艺术良心,坚持艺术操守,激励人们充满信心,勇敢探索。这一切都是一个智者的包容精神和思想力量,从而把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曲折发展的文化艺术从窘境中拯救出来,推动着人类文明精神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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