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泳与感动——谈莫砺锋先生治学研究

  莫砺锋先生是唐宋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他的治学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注重史实考证和理论抽绎的同时,又特别重视涵泳与体味作者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思,重视审美感悟的独特性与本质性。

  这一研究精神实际是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熏陶,正如程先生当年所言:“研究文学一定要‘感字当头’。你对作品没有感觉,对作品中浸透的那么深厚的感情都没有感动的话,你怎么来研究他?文学研究不能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把文本当做一个解剖的对象,这样不可能研究得好”“我们这个学科、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要有这种能力,要有这种颖悟,你读文学作品确实是受到感动了,觉得这个作品美、觉得这个作品感人,有了这样的一种热爱以后,你才能潜下心来研究,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学术研究非常枯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不会从中得到乐趣。”程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作家与作品的涵泳感悟之深往往超轶常人。作为程门弟子,莫砺锋先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

  莫砺锋先生在谈及读书与治学方法时常常引用朱熹《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今语学问,正如煮物相似。须熟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他对此语加以引申道:“朱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读书第一步要非常的广泛,要比较快的读,要多读。读书要‘广’,在‘广’的基础上再挑几本典籍,最重要的作品,再来细读,仔细涵泳。有一部分书一定要精读、细读。经过这样两步,你才可能获得必需的学养。”这就是说,读书治学的“广”“博”与“精”“细”,犹如一体之两面,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莫砺锋先生本人的经验之谈。他读书非常宏富,从《诗经》《论语》《楚辞》到《红楼梦》的古代文学经典暂且不论,其他学科如哲学、史学、美学、文艺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书籍,他都有广泛涉猎,这就使得莫砺锋先生的唐宋文学研究具有开阔的眼界与宏通的气象;不过,若论其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特点,还是那种深契于作者或作品本质的深刻与隽永,这一点正有赖于涵泳之功。

  莫砺锋先生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文章都具备这样的特点,那就是: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来自于对作品的仔细品味与反复咀嚼,是含英咀华后的结果;换句话说,理论抽绎源于实实在在的感悟心得。如《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这篇文章,从题目可知是以考察李白、杜甫为主,而同时兼顾谢灵运、谢朓,文章涉及四位诗坛大家,若非对诸家诗都极为熟稔了然于胸,是决计难以下笔的。而莫砺锋先生以“山水诗”为贯穿他们的主线,条分缕析地探讨了二谢山水诗的同中有异,而李、杜山水诗对二谢的借鉴,则又因二人才性与创作特点的不同,进一步体现出或同或异、或分或合的复杂情形。比如对二谢诗句的借鉴,李白是因多革少、杜甫则是因少革多;李白五古多排律体现了向二谢的复归,杜甫在五古中少用排律而将此手法用于律诗则体现了对二谢诗的变革;李白与杜甫都继承发展了大谢山水诗的写实与小谢山水诗的抒情,但李白善于虚写而体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和飘逸的才思,杜甫则长于实写而体现出了深挚的构思和雄强的笔力,由此构成了李、杜山水诗的自家特色,等等。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时,文章显得游刃有馀、张弛有度,而结论又是令人信服的,原因无他,莫砺锋先生并没有建构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而自始至终都在用对作品的理解与体悟来说话。也就是说,正因为莫砺锋先生对李、杜与大、小谢的作品与创作个性有极为精深的钻研与体悟,所以才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将李、杜与二谢山水诗如此纷繁复杂的因革关系梳理得这样晓畅而深刻。

  通过沉潜的涵泳与切实的体会,有一些经过学人反复探讨、看似无可挖掘的题目,往往也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形成新颖的论点与精辟的论断。莫砺锋先生《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就是个中典范。众所周知,韩愈诗的创作风格是以雄奇险怪最为人瞩目与熟知的,而莫砺锋先生通过对韩诗的反复品读,则认为其还有另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平易质朴。对这个带有“翻案”性质的结论,文章分析指出:韩愈“不平则鸣”的注重个人性的诗学观导致了诗歌题材日常化的倾向,而韩诗写奇景异物的作品虽引人注目,但数量并不多,写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作品才是韩诗之主流,故韩诗“确实有追求奇险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趋于平易的一面,至少在题材上主要是体现了平易的倾向”;再者,从韩愈诗的创作特点来看,其“以文为诗”的手法造成了平直简截的倾向,叙事议论喜欢畅尽明白,浅显明白、自然质朴的语言艺术贯穿于韩愈的整个创作过程,因此,虽然韩愈长于雄奇险怪的艺术手段,但这绝不是韩诗的全貌,也不是韩诗的主要面貌,韩诗的平易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不难看出,文章有此结论,关键仍是通过对韩愈诗的细读与咀嚼,从对韩诗的题材倾向、写作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出的。正因如此,《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的观点虽有别于学界对韩诗风格的一般认知,但却绝非那种为求创新而创新的标新立异之作,而是实实在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涵泳古人及其作品,不一定非是客观理性之分析,其实更应该包涵主观感性之热爱,这样才能真正体会作品中的美,发现作者蕴含在其中的高贵的精神,才能真正领悟他们的伟大价值与意义。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言:“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这样,当我研究他们时,我就会带着几分感情。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文,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根本意义上的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莫砺锋先生的研究之中,杜甫、苏轼、陆游等是居于前列的,原因即由于他们是他最为崇敬与热爱的伟大诗人。以东坡为例,莫砺锋先生曾在《漫话东坡》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我热爱东坡。我爱他的古文、诗词、书法和绘画,我更爱他这个人。可惜予生也晚,没能成为东坡的同时代人……如果我侥幸与东坡同时,我又将做些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妄想像尤侗那样置身于四学士之列,但我肯定会像高宪一样不远万里前往拜谒。我情愿长期侍奉东坡,只要能在他身边磨墨铺纸、递茶送水,也是三生有幸。”对他而言,东坡不仅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倾盖如故的朋友、高山景行的师长,故此他心甘情愿“穿越”到古代作一介书僮或奔走吏,“但愿一识苏东坡”。

  《漫话东坡》虽是一部带有普及性质的东坡传记,但却倾注着莫砺锋先生对东坡数十年的浸润涵泳之功,饱含着他对东坡的感动与热爱。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亲切如平常人的东坡:“本书除了东坡的政治功绩和文学业绩等荦荦大者之外,还广泛地涉及东坡人生中那些琐细的方方面面,有些内容诸如东坡的日常生活、东坡的平民朋友、东坡对文房四宝的爱好、东坡身后受到三教九流的‘扯拽’等细节,别的著作中似乎很少涉及。总之,我并不想严格地按照学术研究的准则来评论东坡,我只想向读者介绍我心目中的那位活生生的东坡,说说他的生平事迹,也说说他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我想描绘的东坡形象不仅是朝中大臣、地方长官、文人学士,而且是深情绵邈的丈夫、慈祥可亲的父亲、诚恳坦率的朋友、好饮而易醉的酒徒、见到好纸好墨就手痒的书家、戴着斗笠在田间踏歌的逐客、至死不肯皈依西方净土的俗人……”不难看出,莫砺锋先生对东坡之熟悉便如同一位相知甚久的老朋友,因此书中时时呈现出独具会心的理解与默契。正因如此,《漫话东坡》是那些想要近距离了解东坡的世界的读者的理想读本。恰如莫砺锋先生自言,《漫话东坡》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其投入此书的心血与精力,却绝不下于写作一本同样篇幅的学术著作,凝结着他数十年来涵泳东坡其人其作的点点滴滴。从某种程度上讲,《漫话东坡》代表着莫砺锋先生的一种情结——东坡情结,他用平易晓畅的笔调将东坡的一生娓娓道来,展现了东坡充盈丰富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表达了他对东坡的由衷崇敬与热爱,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东坡、爱上东坡。

  除东坡外,老杜也是莫砺锋先生最有感情的伟大诗人。若不算论文集的话,莫砺锋先生的研究专著只有四、五种,但专门研究杜甫的就有《杜甫评传》与《杜甫诗歌讲演录》两种,足见对老杜的偏爱。近年来,他又与弟子童强合作《杜甫诗选》,对杜诗进行选注与评析,其目的与《漫话东坡》相近,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广普及,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杜诗的美,热爱杜甫,被他的崇高人格与伟大精神所感动。正如此书《导言》所论:“杜甫成为‘诗圣’,其实质就是对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杜甫流落饥寒,穷愁潦倒,终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他以宏伟远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见肘的物质环境,从而将充满苦难的人生提升到了诗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诗,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涵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阅读杜诗,在获得巨大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深刻的精神启迪。”由此可见,莫砺锋先生对杜诗的涵泳已经由审美感悟而上升到了探寻精神内涵的层面。

  实际上,通过对杜诗的反复品读与深刻体悟,莫砺锋先生对杜甫这位“诗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已经有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在他看来,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儒者;老杜虽非儒家思想的注疏者或阐释者,但他却用自身之实践、用他的整个生命,体现并发扬了儒家精神,丰富并充实了儒学的内涵。在《论杜甫的文化意义》《论杜甫是文以载道的典范》等文章中,莫砺锋先生都表达了对杜甫的这一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对儒家之道的阐释与弘扬都具有如下特征:他把从董仲舒开始逐渐成为庙堂学术的儒学拉回民间,从而恢复其关注百姓日用人伦的本来面目。他用行为践履区别于那些空谈义理的后世儒者,从而恢复儒家重视实践的本质。他用个体抒情的诗语方式取代了‘代圣贤立言’的刻板解经,从而恢复孔、孟极具个性的话语传统。他用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悟取代强制性的道德律令,从而恢复儒家基于人心的逻辑起点。总之,杜甫将整个生命铸成一部杜诗,从而以淋漓酣畅、优美绝伦的诗歌文本阐释、弘扬了儒家之道,这是生动鲜活的‘文以载道’。”

  无论东坡还是老杜,莫砺锋先生之所以能发现他们独特的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是对杜诗与苏集长期涵泳的结果,是被作品中丰盈的精神力量所感动,是真正融入了作者高贵而伟大的精神世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涵泳与感动是一个长期浸润作家与作品的历程,同时也需要研究者本人学识素养与经验阅历的日积月累、不断提高,这种方法不易见成效,却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文学说到底是人的心灵的产物,因此她终究不能脱离人们对她的用心感悟。涵泳与感动,就是一个以心会心的过程。

  涵泳与感动其实又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的更高境界,是将涵泳与感动所获得的美好与崇高,转化为滋养心灵、指导人生的精神力量。莫砺锋先生经常告诫他的弟子:读书的更高目的是为了“做人”,我们读古代文学的,接触了那么多美好的作品和崇高的古人,若不能学会怎么“做人”,即使产出了再多研究成果也算不得成功。每当有学生毕业即将踏入社会时,他都要赠以黄山谷之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他用自己的坚持与坚守,劝勉他的学生不要在走出校园后被熙熙攘攘的尘俗之气所沾染;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像老杜那样做一个敦厚仁爱的人,像东坡那样做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希望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与高尚的心灵。这是涵泳与感动的另一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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