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剥不完的“笋”——记陈乐民先生的治学品格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我的老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陈乐民先生逝世十周年。十年光阴,倏忽而过,中国的变化之大,恐怕是先生在世时未曾料到的,特别是先生耕耘一生的国际问题领域,竟会有如此之多的论著出现。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加快加深,国际问题研究已然成为显学,论者辈出,各种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在这看似繁花似锦的光景之中,真正高质量的成果却似乎并不很多。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乃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一景,国际问题研究必须跟上时代需求,走向更高的台阶。在这大师稀缺的年代,常常会想起陈乐民先生来。先生学术造诣深厚,往往寥寥数笔,便能道出令人回味无穷的醒世之见来。今天“重读”陈乐民,希望能为当今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镜鉴。

  陈乐民先生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曾设课题,整理陈先生留下来的60余万字的学术笔记。本人不才,忝为课题组召集人,与所内数位同事,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课题报告。在做课题时,我对陈先生的治学思想有三点感悟:一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情结;二是常有多维度的综合思考;三是有强烈的时代感。此后常以此比照学界新作,以人文情结、多维度思考和时代感而言,似乎学界并不乏其人,为何却难以达到先生的治学境界呢?年终岁末之际,读到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士风悠长——陈乐民文心画事》一书,联想此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两部书都从陈先生的书画切入,又都从书画中看到了陈先生的“文心”。而陈先生生前即著有《文心文事》一书。“文心”如此受先生本人珍视和论家赞赏,蓦然觉悟,不正是这样的“一脉文心”贯穿陈先生的治学生涯,形成非同一般、可以称之为“学品”的学术品格吗?

  不从“学品”上认识先生,是不容易读懂先生的。我以为,陈先生的学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之品。陈先生爱思考,脑子里总是不停地盘旋着各种问号。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之问。如果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的中国历史来考量,此问真可谓“世纪之问”了。陈先生在欧洲所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当代欧洲问题,以先生曾在欧洲工作、考察的阅历,以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以先生深厚的文史哲功底而言,研究当代欧洲问题自可轻车熟路,驾驭自如;然而先生却不甘于“知其然”,还要苦苦思索,探究其“所以然”的道理,并以此为乐。从先生留下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关注的问题有欧洲历史的,也有中国历史的,有外交、文化和经济的,更有诸多中外思想家的论著,从希腊哲学、斯宾诺莎、培根、迪卡尔、伏尔泰、黑格尔、康德到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从孔孟、唐诗宋词、宋明理学到近代的徐光启及当代的胡适、冯友兰、顾准等,看似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却只为追求一个答案,即“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以陈先生的笔记比照他出版的论著,可以清晰地看出先生的“一脉文心”都在这苦苦思索之中。可以说,先生是位令人敬仰的思想家。

  其次是治学的严谨。从先生的书画中,就可以体会他的认真、严谨。陈先生的笔记多蝇头小楷,且不论书法功底,仅是一笔一划的字迹,就足以展现先生书写中的心态。现代书写工具早已进入了电脑时代,先生却不以为然。我辈原以为先生是习惯使然,直到整理笔记时才领悟到,先生正是在这一笔一划的写作过程中留下沉静思考的轨迹。想到我辈作文恨不能日产万言的惶惶心态,不禁汗颜。虽然环境使然,数字已成论学评职的硬指标,情有可原,然而写作者却失去了思想的乐趣,更难免粗糙疏漏。记得陈先生曾对我说,文稿中常有“另一方面”,没有上文的“一方面”,其“另”何来?今天,这样的文字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陈先生治学的严谨更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分析逻辑的建构上。《欧洲文明扩张史》是陈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从数十万字的学术笔记,到先后在《欧洲》杂志发表的数篇写作提纲,再到此书的出版及再版,陈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缜密构思、精心为文,终于完成了对欧洲文明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并提出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成因、特征、演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等等论断。作为一部中国学者阐释欧洲文明之书,此书思想含量十分丰富,本人学识有限,无力做深入评价,仅就书目及其内容来说,先生通过欧洲文明溯源、制度萌芽、基督教文明、民族国家、文艺复兴、思想解放、欧洲革命、工业化与科学等层面的分析,逐层深入到欧洲文明的深处,揭示了欧洲文明的构成要素,并对欧洲当代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先生将他对欧洲文明的研究落实到对冷战后欧洲局势的分析上,提出冷战后中欧、东欧政治的演变,正适应中、东欧在欧洲文明演变中的地位。他认为,在欧洲文明进程中,欧洲的西部、中部、东部正是欧洲文明的三个阶梯,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政治特征。先生做此分析正值苏东阵营解体之时,此后中欧、东欧国家纷纷向西靠拢,加入西欧的行列,正印证了先生的判断。如果没有严谨的分析与深入思考,断难做出这样的预判。

  其三是治学的诚实。先生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尽管多有创新之论,但从未听到先生以“创新”自诩。这与当下学界“创新”云涌之势恰成鲜明对比。上文说到,先生以其旅欧经历、精通英法语言、文史哲功底,在欧洲研究界获取成果可谓游刃有余。先生却自寻苦恼,探究其“所以然”的道理,并以此为乐。这便是治学的诚实。我在担任《欧洲》(现《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期间,陈先生是主管刊物的所领导,编辑部常组织中青年作者研讨会,论题多出自先生。在与先生讨论选题时常涉及历史、哲学、社会思潮、政治、经济等,先生学识渊博,常有点睛之论,我以为先生对当代欧洲应该是无所不晓的。在欧洲研究中,经济问题是热点,但每涉及此,先生总是推荐请某某专家参加会议或做演讲。此固可称谦虚,但亦可见先生对待学问的诚实。断无当下学人海阔天空、文史哲经、古今中外,随意谈论,貌似无所不知的气概。而事实上,先生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当代欧洲经济的发展亦有论述,如对欧洲文明进程、全球化与中国等论述,不乏经济学的视角。然而,先生治学诚实,在并非自己专长的领域,绝不以权威自居。

  陈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治学如同剥笋,一层一层地剥开,终于能够看到问题的“核”了。先生就是这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乐此不疲的剥“笋”人。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