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猪文化探析

  【摘要】猪在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除食用外,还用于祭祀、治病、积肥。当时猪养殖业发达,国家和百姓皆有养殖。兴旺的养猪业催生了“相猪”行业和猪圈风水研究,同时政府也出台法律进行规范调整。在普遍喜食猪肉的背景下,产生了许多有关猪的禁忌,或是迷信,或是科学。更值得关注的是秦汉时期有关猪的诸多概念,不像现在多为贬义,而象征着财富、勇敢、祥瑞、暴虐等多种文化观念。

  【关键词】秦汉,猪,文化

  学界关于猪文化的研究有很多,但多属概述性的①。就秦汉时期的猪文化而言,笔者所见内容主要是关于汉画像石中猪形象的研究②。因此,很有再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在全面考察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现将秦汉猪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一简要的论述,以弥补当下研究的不足。

  一

  秦汉时期,猪在北燕、朝鲜称为“豭”,关东关西称为“彘”“豕”,南楚称为“豨”;而猪子,又称为“豚”“貕”,吴扬之间称为“猪子”,关西称为“獾”“貒”[1](卷8)。猪名称的多样性在反映各地方言差异的同时,又表明猪分布地域的广泛和时人对猪养殖的熟悉,更表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猪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要由于其使用价值很大。首先是猪肉的食用。当时,“闾巷阡陌屠沽,无故烹杀”[2](卷6);即使身为太子的刘贺,也“常私买鸡豚以食”[3](卷68霍光传)。在此背景下,猪产品的消耗量十分惊人,像“通邑大都”一年便“屠牛羊彘千皮”[3](卷91货殖列传)。这种喜食猪肉风俗使得猪肉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

  猪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主要由于其使用价值很大。首先是猪肉的食用。当时,“闾巷阡陌屠沽,无故烹杀”[2](卷6);即使身为太子的刘贺,也“常私买鸡豚以食”[3](卷68霍光传)。在此背景下,猪产品的消耗量十分惊人,像“通邑大都”一年便“屠牛羊彘千皮”[3](卷91货殖列传)。这种喜食猪肉风俗使得猪肉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次是用于祭祀。凡以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祭者,皆用猪,已成为皇家与政府所遵从的习惯法之一。《汉旧仪·补遗》载:“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豸区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4]《后汉书·祭祀志(下)》又载:“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5](卷99祭祀志下)民间祭神、求雨、驱鬼也用猪,如《春秋繁露》所载“取三岁雄鸡猪”[6](卷16)的焚烧求雨的活动,《风俗通义》载齐地、汝南诸郡之祭祀司命神者“皆祀以猪”[7],《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载以“燔豕矢室中”[8]来驱鬼,等等。这些说明猪是重要的祭祀用品。

  再次是用作中药材。具体可见猪胆用于祛火解毒,《伤寒论·上编》载有“猪胆汁方”,又在“白通汤方”“白通加猪胆汁汤方”“理中丸方”“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方”“麻子仁丸”[9]等五种药方中使用了猪胆;猪膏、猪蹄用于催乳,《华佗神医秘方真传·妇科门》载有“乳汁不下方”[10];猪膏又被用于急救,《金匮要略·杂疗方》载有“救卒死方”[11];猪骨用于解毒,《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载有治“食诸果中毒”[11]方;猪皮用于治疗伤寒,《伤寒论·上编》载有“猪肤汤方”“四逆散方”[9],可消除咽痛、胸满、心烦并发症。

  最后是用作肥料。在河南、安徽、湖南、江苏等地先后发现大量的陶猪圈③,这是汉代的标志性文物。陶猪圈的形制为:周边是围墙;一角雕有二层小楼,下层为猪圈,上层为茅厕。这种形制表明汉代人已经把猪粪作为重要的肥料来源,并注意积肥。此外,猪骨也用作肥料。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氾胜之言:“骨汁粪汁种种,锉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渍附子。”[12]这些都为农业增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

  猪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养猪业的兴旺紧密相关。当时,从百姓到天子都养有猪。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如下三类:

  皇家养猪业。《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汉兽圈九,彘圈一”[13](卷6),为武帝所造。《汉书》载昭帝元凤元年燕王宫永巷中曾有猪跑出猪圈[3](卷27五行志中)。这些表明汉宫养有猪,且猪的数量还不少。所养之猪无疑供皇宫使用。

  地方邮亭也养有猪,且是出于皇帝诏命的政府行为。《汉书》载:“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3](卷89循吏传)皇帝“数下”诏书,太守依令而行,使“邮亭乡官”养猪,用于赈济百姓、祭祀。此在履行公益性职能的同时,对一般百姓的养猪也能起到示范作用,从而促进猪养殖的进一步的发达。

  商业性养猪业。《汉书》称“泽中千足彘”之人家可“与千户侯等”[3](卷91货殖列传)。“千足彘”乃二百五十头,以当时生产力看,已是很大规模了。汉代之公孙弘、吴、孙期、梁鸿、承宫未发迹时都曾以“牧豕”为业,他们或自己从事商品猪生产,或受雇为人看管、放牧。其中存在的雇佣关系表明猪的商业养殖规模很大,利润也不小,否则也没有请雇工的必要。

  家庭养猪业。百姓养猪为汉政府所提倡,《淮南子·主术训》有“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14]之言。有些地方官甚至还规定了每户应养的头数,如《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主政齐地时要求“家二母彘”[3](卷89循吏传)。猪的生育能力很强,一胎生十多头,甚至几十头。家养两头母猪,规模已是不小。在满足自用的同时,当也会流入了市场,对商业养殖是重要的补充。兴旺的养猪业虽然波及了全国,但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并州、河东、河南、幽州,据《汉书·地理志》载最适宜养猪[3](卷28地理志)。《史记》也载:“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15](卷129货殖列传)这些地方乃养猪业最发达的地方。因此,《新书》便称“彘者,北方之牲也”[16](卷10)。猪怕热,容易生病,且主要食用粮食,所以比较适合在经济发达、平均气温不高的北方养殖。

  三

  养猪业的兴旺使时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些都促使养猪业进一步兴旺,同时也可以说是养猪业兴旺的保证。

  一是“相彘”成为一种职业,有人还以此扬名。《史记》载有名“长孺”之人,其能以“相彘”立名[15](卷127日者列传)。《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条下载有《相六畜》一书[3](卷30艺文志)。《博物志》载汉代商丘子著有《养猪法》[17]。这些都是时人对猪养殖的经验总结。

  二是有关猪圈风水的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载:“高门,宜豕,五岁弗更,其主且为巫。”又载:“居西北,利猪,不利人。居正北,吉。圂居东北,妻善病。居南,宜犬,多恶言。”[8]考虑到风向和环保,现代的养殖场要位于居民点的下风向,即城市或居民点的东南角。因此,其中所言“高门,宜豕”,“居西北,利猪,不利人”,“居东北,妻善病”是与现代养殖业选址的要求相符的。此种猪圈风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关于猪养殖的科学认识。

  三是对猪征收财产税。《后汉书》载西汉武帝时因出击匈奴,曾“算至舟车,赀及六畜”[5](卷88西域传)。“赀”乃财产税,“及六畜”表明养猪也要交税。此仅见于武帝时,或为权宜之计,没有被其他时期所继承。

  四是对家猪损坏他人财物的赔偿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253、254简载:“马、牛、羊、彘食人稼穑,罚主金马、牛各一两,四彘若十羊、彘当一牛,而令挢(?)稼偿主。县官马(253)、牛、羊,罚吏徒主者。贫弗能赏者,令居县官;□□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笞百,县官皆为赏主,禁毋牧彘。(254)”[18]此条法律对猪损坏他人庄稼的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赔偿规定,并可以禁止主人放牧。如前所述,汉代一些名士贫贱时曾以“牧豕”为生。此或反映了当时“牧豕”活动的兴盛。

  五是设立专门职官管理猪养殖。《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条下载:“属官有廪牺令、丞、尉。”师古注言:“廪主藏谷,牺主养牲,皆所以供祭祀也。”[3](卷19百官公卿表上)这虽然没有明载所养为何种牲畜,但从“供祭祀”三字看,无疑有猪。因为皇家之太牢、少牢祭祀中猪是必不可少的牲畜。由此可见当时对猪养殖的重视。

  四

  秦汉时期与猪有关的禁忌很多,根据性质的不同,可分为食用搭配禁忌、毒肉禁忌、杀食用日期禁忌三种。这些禁忌或出于迷信,或出于科学经验的积累。

  猪肉的食用搭配禁忌。根据《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载,时人已知鲤鱼子、鲫鱼不可与猪肝混吃,大豆、驴肉、马肉、牛肉、羊肝、生胡荽、葵不可与猪肉混吃,猪膏不可与梅子混吃[11]。这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热性食物与凉性食物二者性质相反,不可混吃,此乃为中医学理论所支持。

  毒肉禁忌。关于什么样的猪肉有毒,《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六畜自死”者,“猪肉落水浮者”,“狗不食,鸟不啄者”,“不乾,火灸不动,见水自动者”,“肉中有朱点者”,“热血不断者”[11]皆有毒,不可食用。“自死者”多乃疫病致死,食用后,人很容易患上人畜共患传染病。后几种皆属于腐坏的猪肉,其中肉毒素会毒死人。

  杀食用日期禁忌。《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载:“卯(昴),邋(猎)、贾市,吉,不可食六畜。”又载:“杀日,勿以杀六畜,不可以取妇、家(嫁)女、祷祠、出货。”[8]显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观念,没有任何科学道理。此种现象在反映了时人认识自然能力低下的同时,也反映了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情况。

  五

  猪在现代一些人眼里通常与脏、贱相联系,如“蠢猪”“泥猪癞狗”“猪卑狗险”“猪狗不如”等有关猪的词语多是贬义。同样,秦汉时期人们有关猪的观念也是褒贬不一。

  猪乃财富之象征。猪全身是宝,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盐铁论》卷六载:“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2]如此高的价格是猪成为财富象征的物质基础。从考古发掘来看,西汉中期之后墓葬开始出现玉猪,至东汉墓葬都有出土[19]。《前汉纪》载霍光“多藏金银财物鸟兽六畜之类”[20](卷21元帝纪),其贵至丞相还多藏“猪”,可见猪作为财富象征观念的强烈。

  以白猪为祥瑞的观念。《东观汉记》卷十五载:“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21](卷15)此也反映了当时辽东有白色猪种和猪品种较少的状况。

  以猪为勇敢的象征。《汉书·食货志》载新莽为抵御匈奴曾募囚徒,名之“猪突勇”[3](卷24食货志下)。汉时盛行的“猎猪搏豕”之风当与此种观念有关。

  以猪为贪婪暴虐的象征。《八家后汉书辑注·司马彪续汉书卷四》称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为“封豕长蛇”[5](卷56张纲传)。“封豕”乃野猪,此象征贪婪暴虐,或取义于野猪的凶猛及猪的食量之大。

  “猪”乃詈语之一种。《风俗通义·佚文》载:“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骂曰孤豚之子,是也。”[7]《汉书》载:“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猪连系都亭下。”师古注言:“以深辱之”[3](卷84翟方进传)。将人比作猪,或与猪相并列,乃是一种侮辱。此当源于人类早期“人兽之辨”的观念。

  将猪与某些祸患相连。古代生产力低下,认识水平也不高,对猪的一些特异行为不能从科学上加以理解。如认为猪狗交配行为是“反德,国有兵革”[3](卷27五行志中)的表现,又如视猪突出猪圈的行为为“豕祸”[3](卷27五行志中)。其实,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些行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前者是由于长期圈养且同类异性缺乏所致。从大的经济社会角度考察,它预示着家庭养殖业的萎缩和整个经济形势的衰败。在此种情况之下,“国有兵革”乃早晚之事。而对于后者,猪突出猪圈是处于发情期的猪的常有之事。将其归于“豕祸”,实属少见多怪。

  以猪为名。如上所述,秦汉时期猪在观念上有各种反映,并非皆为贬义。此或是当时以“猪”为名之风流行的原因。像河东郡有“彘县”,柯郡有“豚水”,蒲州有“猪山”[5](卷28地理志)。《汉武故事》载武帝儿时名“彘”[22],《史记》载有荀彘[15](卷122酷吏列传)、“靖侯刘狗彘”[15](卷21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等等。这种以猪为名的风俗又普遍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即十二生肖中的“亥猪”。《论衡》卷三载:“亥,水也,其禽豕。”[23]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代已有属相,但有学者据此认为此乃后世十二生肖的源头[24](卷34干支)。

  六

  猪及猪文化在汉代流行的原因,除上文提到的猪生命力强、繁殖能力大、饲料转化率高、经济价值高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适宜养猪等一般原因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四种汉代独有的深层原因:

  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秦汉时代国家一统,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最典型的如西汉前期,“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15](卷30平准书)这就为猪的养殖和消费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基础。反过来看,猪及猪文化的流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反映。

  传统祭祀文化的影响。汉代祭祀活动有祭天、祭宗庙、祭祖神、祭名山、祭社、祭月、祭雷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25]。熊铁基先生在《秦汉文化史》一书便总结为“多而滥”[26](p.255)。如前文所述,在许多国家祭祀中,猪已为习惯法所规定的必备牲畜祭品之一。对于底层百姓,祭祀时猪也常不可少。《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2]贫者”尚能“鸡豕五芳”,可见猪作为祭品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这都是基于传统的重要影响。

  审美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唐代乃“以胖为美”,其实汉代也是。作为全国美女的代表,后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形丰满圆润”[27]。而男人也是以胖为美,如“身长大,肥白如瓠”[15](卷96张丞相列传)的张苍,“长大美色”[3](卷40陈平传)的陈平以及“长大”“面壮”[15](卷92淮阴侯列传)的韩信三位美男子,皆为胖人。考古发现的猪雕塑偶像多是“硕腹凹腰的肥重”[28]。因此,猪文化的流行当与猪形体的肥胖有关,这迎合了时人“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

  消费观念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贫富的两极化,汉代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崇奢”[29]消费观。西汉时如《盐铁论·国疾篇》载:“(武帝时)富贵奢侈……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婢妾衣纨履丝,匹庶饭肉食……”至东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奢衣服,侈饮食……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5](卷49王符传)。在此背景之下,作为传统肉食产品的猪当然必不可少,消耗量如前述也很惊人。

  【作者简介】

  郭俊然,男,1979年生,河南商丘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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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有徐旺生的《中国养猪史》一书和郭孔秀的《中国古代猪文化试探》、郭锡铎的《我国古代养猪文献与出土文物》、张仲葛的《中国养猪史初探》等论文。
②张应桥的《试论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和郑先兴的《汉代猪信仰的原型分析》两文,分别发表在《文博》(2009年4期)和《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1期)。
③具体可见王蔚波的《略论河南古代陶猪圈建筑雕塑艺术》、王小凤的《安徽省萧县出土一批陶谷仓、陶猪圈》、龙福廷的《湖南郴州出土汉代陶猪圈小议》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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