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学教师的孙犁

  孙犁在与郭志刚的谈话中提到,“我个人的生活,说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从上学,到教书,到参加抗日工作。抗日工作也不过是教书、编书、写文章,比较简单”。他也曾自白,“我是小学教师出身,一切事情,欲从根柢培养。后从事文艺工作,此心一直未断,写了不少辅导、入门一类的文字……我做的这方面的工作,鲜为文艺界所知”。的确如作家所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革命活动、编辑生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作为教师的孙犁。

  1932年,孙犁在育德中学读高二的时候,在同学张砚方的约请下被聘为平民学校高小二年级级任,教授国文。他在《保定旧事》中回忆,“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在这里他还与学生王淑经历了一段“无结果的恋爱故事”,“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最终孙犁因为与王淑的通信被训育主任发现,免去了教职。

  1935年,孙犁经由父亲托人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工作,可惜身份不是教师,而是事务员,“我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会局(那时不叫教育局)填几分表报,贴在上面的单据,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要弄得支付相当,也需要几天时间。好在除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多少事”,“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费,剩下的钱再买些书,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铺上连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我还是买些文艺书籍来读”。虽然他有时也与同事到校外游玩,但这并不能将他心中的寂寞排遣掉,“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最终孙犁选择了主动辞职回乡。

  1936年的暑假后,孙犁经同学黄振宗、侯士珍的介绍,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中提到,“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陈季衡回忆孙犁当时教书的情景,“语文课换了位新来的孙芸夫老师。他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儿,声调平和而适度,言语充满了智慧和亲和力,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虽然只教了一学年就离开了学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注重课外读物,他挑选了一些当时报章发表的好文章和国内外名著,指导我们阅读和学习。这些材料,有的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有的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给大家,然后组织同学们交流心得体会”,“我记得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是印发了讲义的,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是以故事的形式讲给我们听的。这样做,既提高了大家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又浸透着孙老师对我们人生教育和德育培养的苦心”。孙犁上课不单给学生讲述有趣的知识,“更注重传播革命思想和激发抗日热情”,“多次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日本鬼子在东北三省烧、杀、抢、掠的暴行,讲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士们英勇斗争的事迹”,“还专门为我们讲解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把它讲得极其真切生动,情意深重,感人肺腑”。在毕业典礼上,孙犁“讲话情绪激动,慷慨激昂,说到动情之处时,竟声泪俱下”,“分析了当前形势,讲了国家的危难,鼓励同学们说:‘你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兴亡之责’”。

  当时孙犁还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孙犁1981年12月22日写有《新年杂忆》,他说“一进教室,孩子们乱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这哪能安心上课呀,没办法做起了“保姆”,谁承想,学生还不听话,这下可惹怒了孙犁,“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头上敲了两下”。

  学校的事务再多,孙犁也不忘读书。1974年12月29日,孙犁在《海上述林》上卷的书衣上题词,“余在安新县同口镇小学任教时,每月薪给二十元,节衣缩食,购置书籍。同口为镇,有邮政代办所,余每月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其最贵重者,莫如此书”,“余得到手,如捧珍物,秘而藏之,虽好友亦吝于借观也”,“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付出总有回报,孙犁十年后回同口时,见到了当年他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他们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指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

  现代作家不少都教过中学或大学,但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作家教小学的经历,为此笔者只对孙犁教小学的经历略作钩沉。当然,孙犁的教书经历远不止这些,比如1938年他还在冀中军区举办的抗战学院担任过文艺教官,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河北师范学院兼任国文系讲师,讲授习作课和文艺理论课等。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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