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年度学者·樊树志:晚明可爱亦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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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岁,对于常人来说,早已进入安享晚年的状态。2018年,年满81周岁的樊树志先生却迎来了学术研究和撰述的又一个丰收之年。随着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明史研究收获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读者得以窥见一轴生动鲜活的历史图卷,樊树志则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了何为勤奋,何为老骥伏枥的壮心。

  与大多数这一代学人类似,樊树志的早年是在曲折与沉郁中度过的。樊树志出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成长于内战的扰攘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广的社会革命大潮中。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初试啼声的毕业论文获得了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赏识。相比于同龄人,留校任教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接下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与同时代的学人一样,樊树志并没有多少可以专心学术研究的空间。直到年逾不惑,他才等到了可以施展才华、潜心著述的时代,随之便是四十年的厚积薄发、硕果累累。

  1980年代以来,樊树志的治学方向延续了他在“文革”之前形成的对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关注,在土地关系史、赋役制度史等领域内相继有重要论著发表。80年代中期,国内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可称之为“市场转向”的研究视角的整体转换,樊树志以对江南市镇的开拓性研究充当了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锋。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甫一面世即获得高度好评,至今已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城镇史以及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必读书,在海外中国史学界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高引用率。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樊树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两部传记的书写之中,这就是分别面世于1993年和1997年的《万历传》和《崇祯传》。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樊树志开启了对于晚明史长达二十多年的钻研与探索,同时在自觉反思数十年来历史著作刻板、枯索文风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讲求细节呈现和生动文采的叙事史风格。2003年的两卷本《晚明史》,将这种叙事风格进一步发展成熟,同时吸收采纳国外新兴的整体史、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赋予了晚明政治史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背景。

  同一时期,在常年坚守本科中国通史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樊树志又承担起了被一般人视作“吃力不讨好”的教材撰写工作。1998年出版的《国史概要》,可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第一部摆脱教条主义历史分期,拒绝“以论代史”式的疏阔,突出强调基本史实的高等院校中国通史教材。一经问世,就以其革新化的编纂体例、详简有体的史事剪裁、朴实生动的文笔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好评,不仅在大学课堂上广被采用,更成为业余爱好者了解中国历史及学术研究门径的不二之选。该书至今已修订四版,并有台湾、香港等多个海外版本,2006年,还曾推出过一个精简版的《国史十六讲》,十余年来畅销不衰,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2007年,在经历了五十年学习、工作的漫长岁月之后,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正如他自己所言,退休之后他并没有听从“好心的亲戚朋友”之劝,“像多数老年人那样逛逛公园,打打太极拳,练练书法,消磨时间”,而是“依然保持以前的读书写作习惯”,坚持“每天工作五个小时”。“细水长流”的研撰成果,除了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历史随笔文字之外,还有惊人的“每年出一本书”的效率:2010年的《历史与文化》,2011年的《明朝大人物》,2012年的《明史讲稿》,2013年的《明代文人的命运》。2015年的《晚明大变局》作为《重写晚明史》的第一卷,更创造了学术著作热销的现象。

  读书与写作已经成为樊树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人生本身不可分割。在这样的心态与境界之下,他一方面紧密关注史学理论方法及研究实践的进展,反复为“宏大叙事”的学术视野鼓与呼;另一方面,又注意让自己的著作书写贴近大众,将“生动流畅,雅俗共赏”当作著述应当遵循的标准,努力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融合。“重写晚明史”系列正是这两个方面长期思考与努力的结晶。

    问答

    中华读书报:继《晚明大变局》之后,您的“重写晚明史”系列第二部《新政与盛世》、第三部《朝政与党争》又得到读者交口赞誉,恭喜您!1993年出版《万历传》,是您投入晚明史写作的重要开端,今年新出的这两册书也主要是写万历朝。相隔25年,请问您对万历帝和万历一朝政治的看法有没有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对万历帝怠政印象深刻,觉得不可理解,您指出万历帝不临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似乎以前的研究者很少强调这点。

  樊树志: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十岁以前是第一个阶段,六十到七十岁是第二个阶段,七十到八十岁是第三个阶段,随着学问的积累而逐步提高,基本上是后来居上。《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与二十五年前的《万历传》相比较,深度和广度不可同日而语,史料收集与解读的能力,读史与阅世的眼光,都有很大的提升。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联手推行新政,缔造万历盛世,青史留名。朱翊钧晚年多病,给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实他也有前辈或后辈不及之处。有些细节在正史中看不到,利玛窦回忆录等域外史料,提供了另一个窗口,看到他开放和宽容的形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克服艰难险阻一路北上,进入首都北京。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把此举比喻为“登上了‘月球’”,极为传神。帮助利玛窦“登上了‘月球’”的关键人物就是皇帝朱翊钧。他不仅批准利玛窦进入北京,而且接受利玛窦的礼品:耶稣受难十字架、自鸣钟等,还派遣太监向神父们询问有关欧洲的情况。受到皇帝的开放宽容心态影响,朝廷大臣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和利玛窦等传教士成为好朋友,知名人士瞿汝夔、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接受洗礼,成为第一批天主教徒。这种开放和宽容精神,是充满自信心的盛世所独有的。

  中华读书报:您把晚明的开端定位于万历新政的展开(1573年),这是“改革”的一面;在此之前,还有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这是“开放”的一面。您的《新政与盛世》《朝政与党争》主要着墨于“改革”、内政的一面,较少谈及“开放”,似乎“开放”也没有成为朝廷关注的重心,是这样吗?当时朝廷中枢对“开放”的关注度如何呢?

  樊树志: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明朝固有的海禁政策显得格格不入。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这一开放趋势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得以延续,准许百姓与东洋西洋各国开展进出口贸易。东南沿海的官员对于开放政策已经形成共识。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万历二十年代写的《疏通海禁疏》,认为开放海禁已是大势所趋,“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吕宋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是人们对于“开洋禁”的认识与日俱增。明末官员傅元初说:大西洋与东洋夷人,“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段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等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显然,开放的结果是对于中外双方都有好处。可惜的是,万历天启时期,朝廷高层忙于党争,崇祯时期又为内忧与外患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东洋西洋事务。您所说的“没有成为朝廷关注的重心”,恐怕与此有关。

  中华读书报:就政治方面而言,晚明71年颇多混乱,似无足称道,但从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晚明却堪称异彩纷呈,耀人眼目。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您能同意吗?

  樊树志:我同意您的印象。晚明江南的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东南沿海的全球化贸易,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化思想界也令人耳目一新,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他们引进介绍欧洲科学文化。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知识人的世界观。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更多的士子、文人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很可爱,让人缅怀。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却又可叹,让人难以恭维,朋党之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眼看着王朝走向末路,因此后世史家多所非议。这种矛盾的状况,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孔尚任有感于明朝的覆亡,在《桃花扇》中感叹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中华读书报:我们了解到,“重写晚明史”系列第四、五卷已经完稿,在期待拜读这两卷书的同时,我们也想了解您接下来有什么研究和写作计划。

  樊树志:在下已经八十一岁,再要写“重写晚明史”这样的著作,恐怕力不从心。如果依然思路敏捷,还会写一点历史随笔。我以为,老年人多动脑多动手,有益于身心健康。谢谢您的关怀,祝愿《中华读书报》越办越好!(本报记者黄敬斌、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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