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深入如此而后有真正之文学史可言”—今年出版的三部古典文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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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的三个月里,三家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三位同行以考据为基调的三部古典文学论集。

  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年6月)。作者治魏晋南北朝文学,每从文献入手,所著《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早就腾誉学林。在去年印行的《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后记中他就预告:“北大留校后,我又开始了《玉台新咏》的研究,这一工作从2000年开始,也十多年了,本书略收几篇,表明我在博士后研究完成后所作的工作。关于《玉台新咏》研究的重要的论文,将收在即将出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作者尝言“我的一般惯例,是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要把它的基本材料搞清楚”,他的《文选》是这样做的,《玉台新咏》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研究中国最早最佳的艳体诗集这样听起来很带浪漫色彩的事,被他用苦行僧的做法做得毫无浪漫色彩。本书上册包括“南朝文学与艳体文风的形成”“《玉台新咏》编纂研究”“萧氏父子及其编著研究”“《玉台新咏》版本研究”“《玉台新咏》研究史”五部分,收论文二十篇,下册则为《〈玉台新咏〉校笺》。作者自叙这项工作“前后共经历了几个历程,研究的观点和结论也发生了几次变化”,而光是弄清《玉台新咏》的版本系统,揭示《玉台新咏》的传刻真相,就“前后用去了十五年”,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文献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真相,而真实的真相就是一层纸,在未揭开以前,是铜墙铁壁,一旦揭开,却也很简单。但若要揭开这层纸,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也需要运气”。这种前后经过“几个阶段、几次变化”的研究历程,乃是有着丰富科研经历的作者也从未体会过的,于是苦行僧因此却领略到了捉迷藏般的无上童趣:“学术研究是阶段性深入开展,像探宝一样,一层一层揭开,最终得睹真容,这种愉快真有点像《庄子》所描写的庖丁解牛那样:‘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本书的每一部分都表明作者有足够的资本拥有这样的快乐与这样的自信;而我们这些从来“未睹真容”者可以借本书坐享真相大白的愉悦,这是我们不能不向作者表示敬意与谢意的。

  二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的《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作者研究唐代文献几四十年,以一人之力而成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早已成为研究者的必备要籍,如今又正以一人之力编校《唐五代诗全编》。本书是作者唐诗论文的结集,或考作者生平,或辨作品真伪,或还原文本,或阐述事实,收《〈全唐诗〉误收诗考》《新发现杜甫佚诗证伪》《“花间”词人事迹考》《〈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再证》《李杜齐名之形成》《钱锺书先生对拙辑〈全唐诗续拾〉批评的启示》等文近六十篇,作者自许“各篇均为有特见而写”,又交代“南宋彭叔夏著《〈文苑英华〉辨证》,自述以‘实事是正,多闻阙疑’二句为治学格言;清劳格则取‘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置于座右。力不能及,心向往之,为本书命名之所自”。回顾治学历程,作者如数家珍:

  时代剧变,学风新替,学术多元,我选择了以唐一代基本文献为研究中心,据群籍以网罗散佚唐诗唐文,力求掌握全部典籍以考察诗人生命轨迹,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最终希望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在这些过程中,阅读了夏承焘和傅璇琮,体会梳理诗人生平的不同方法;阅读了陈寅恪和岑仲勉,体会史家的立场,学会据常见典籍提出新说,学会掌握全局文献作细节研究;阅读了陈垣与余嘉锡,理解掌握目录、明晰史源对治学之重要;阅读王国维与梁启超,理解学术的源流和博大,理解专题研究务必追求之深入与穷尽;阅读逯钦立、唐圭璋与孙望,体会断代诗文全集的编纂办法和学术追求。还可以提到许多,近年出了《转益多师》和《星垂平野阔》两本小书,表达我对许多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以及对他们治学方法的体认。

  感慨系之的同时,作者也顺带着给自己的另两种著作做了广告。而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另两种著作也的确是值得推荐的。

  三是浙江大学中文系周明初教授的《明清文学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陈尚君教授作过《全唐诗》与《全唐文》补编,相对年轻的本书作者则在十余年前与人合作过《全明词补编》,目前正重辑《全明词》。本书所收三十余篇论文,也以考据为主,包括多篇关于汤显祖诗文的辨伪以及《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及〈封神演义〉诸问题的新认识》《〈送东阳马生序〉人物考》《刘基师郑复初杂考》《〈全明词〉作者小传订补》《〈全清词〉误收之明代女性词人举隅》等。著者可以为维护导师徐朔方教授的观点不被误读乃至歪曲,一再撰文为徐先生辩护,却可以在《〈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中直指徐先生编校的《汤显祖全集》误收伪作;也可以在《职官制度的基本学养与明清文学研究》纠正今人多处相关讹谬,继而点名“即使是明清文学研究的名家大师的著作,如钱仲联先生的《清诗纪事》《沈曾植集校注》、徐朔方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全集笺校》等,也没能完全避免这些方面的失误”,足见爱其师而更爱真理的学者态度。他更痛陈时弊:

  近十年来,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研发和应用,许多大中型古籍丛书以及基本古籍都得到了数字化处理,我们查阅古籍、搜索材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捷多了。许多文献材料以前花上几天、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功夫也难以搜集完备,现在利用电子技术,一会儿功夫就能搜索得到。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许多研究者尤其是研究生往往束书不观,过分依赖于电子书籍来搜集文献材料。这就造成了古代文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看起来很美,似乎材料丰富,论据充分。但仔细检阅之下,就会发现有许多失误和硬伤,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也不具备。因此,在现今信息化的时代,对于包括明清文学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练好基本功,打下扎实的文史基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如前所引,陈尚君教授在开列的榜样人物中提到了陈寅恪。近七十年前杨树达曾致信陈寅恪,称“前于岭南学报读大著说唐诗诸篇,即叹其精绝,谓必深入如此而后有真正之文学史可言,向来编文学史者大都浮光掠影,去真象不知几千万里,真可叹也”。显而易见,上列的这三部论著,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肤泛之作,更不是欺世盗名的剿袭之作,而是三位专家焚膏继晷、苦心孤诣的心血结晶,不失为今年古典文学界重要的成果,也不失为今年图书出版界可观的收获。(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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