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同学书乐

  我遇见的第一位大学同学是谁?我记得很清楚,是李书乐。当我提着行李,来到6号楼221房间时,看到靠窗坐着一位同学正在吃饭。我便上前用上海话向他打招呼。他对我抱歉地笑笑:“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位外地同学。在高中上学时,都是上海同学。现在上大学了,就会有全国各地来的同学。我抱歉地赶忙用普通话向他打招呼。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名叫李书乐,来自湖北沔阳。那时的他还是个大男孩,长得很清秀,圆圆的脸上,一笑两个酒窝,一脸稚气,十分讨人喜欢。正因为他温顺可爱,又是沔阳人,同学们就亲切地管他叫“小绵羊(沔阳)”。

  可能因为来自农村,深知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李书乐学习非常用功刻苦,在我印象中,他常常去图书馆占位子,晚自习到图书馆要闭馆了,才回宿舍。他爱好文艺理论,读了不少书,并写了读书笔记。我记得他尤其钟情美学,对蒋孔阳老师讲授的西方美学十分着迷。在学习交流中,他对外国的美学家如黑格尔、康德、尼采、叔本华,以及中国的美学家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都能大致介绍他们的观点,说来头头是道。说实话,我最怕深奥的理论,学习这样深奥艰涩的理论,使我头疼。我考中文系是为了当作家,不是当理论家。可是,造化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不喜欢理论,却偏偏把我分配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文学研究所工作;而痴迷理论的书乐,却被分配到湖北老家一个学校去当教师。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宣布分配方案后,他第一个跑来向我祝贺,并且动情地对我说:“小刘,我好羡慕你呵!”这是他的心里话,我常不由得想,倘若他被分配到文学所,他一定会被分在文学理论研究室,从事他所热爱的文艺理论研究,一定会发挥他的特长,那该多么好啊!

  有一次,我邀请他到我家作客。我母亲很喜欢他,吃饭时,不时往他碗里夹菜。他对我母亲很尊敬,很懂礼貌。他走后,母亲对我说:“别看他是农村来的,很斯文,很守规矩,说明他父母家教很严。”我笑道:“乡下孩子都很懂事,何况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书乐为人随和,与同学们关系很好,为了和上海同学打成一片,他向上海同学学习说上海话,有一次,他学了一句上海话:“格哪能来事呢?(这怎么行呢?)”碰到上海同学他就说这一句,他这话听起来像外语,不仅外地同学听不懂,就连上海同学也听不懂,把大家都逗乐了。

  书乐还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系里舞蹈队的队员。最有名的舞蹈就是《花儿与少年》。那时,我们要到工厂勤工俭学,我们来到上海锅炉厂,在工厂的食堂演出舞蹈《花儿与少年》。工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看台上的演出。台上,扮演少年的书乐是如此英俊,他和几位男生穿着西北少数民族的鲜艳服装,一边摇着彩色的折扇,一边跳舞;以女同学杨琴芳为首的“花儿”们,也手持彩扇,翩翩起舞。美丽的脸庞、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步,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至今,每当播出《花儿与少年》的乐曲时,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书乐扮演少年的靓丽形象,和他优美的舞姿。真是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是明代周朝俊所著传奇《红梅阁》中李慧娘对裴舜卿的赞语。)

  毕业后两年,“文革”爆发,从此我与书乐失去了联系。再重逢已是在80年代了!那是在同学虞绍荣家。那时虞绍荣还在北京工作。他家在和平门靠近琉璃厂。我见书乐脸上已布满沧桑,那张曾经可爱的圆脸已经变长了,脸色显得黄而灰暗。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他有胃病。在学校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便嘱咐他去医院检查。问起他的生活情况,他语焉不详,好像不愿多讲,我也就不便深问,不过,看样子似乎不太如意。我记不清当时我还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记得我俩是如何分手的。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我和书乐的永诀!

  后来,噩耗传来,书乐因肝病去世。书乐和我同年,倘若天假以年,那么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欢聚在母校复旦,共同回忆毕业以来各自的人生际遇和巨大变化。

  我想,一心想在文艺理论上有所作为的书乐,一生抱负不得舒展,可谓壮志未酬,郁郁不得志。这是书乐的悲剧,也是古往今来多少知识分子的悲剧!

  书乐是我遇见的第一位同学和室友。此刻写这篇小文时,书乐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花儿与少年》的乐曲似在耳畔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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