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灵庚:蒐集楚辞遍天下,考镜源流又十年

  今年已步入了生命的第75个年头,几乎没一日离开过《楚辞》。屈指数来,已经先后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楚辞》著作达十多种(包括点校本),但是真正为自己看重的只有两种:《楚辞章句疏证》和《楚辞文献丛考》。

  《疏证》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年后,以“增订本”面貌,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年底可以见书。《丛考》2017年底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两种书的形成,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疏证》撰写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蒐集《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及《文选》中十一题《楚辞》的版本资料,即以卡片方式把《章句》《补注》《文选》各种不同版本的异文、异句抄录下来,陆续积累了近万张卡片,异文7400多条。

  这个过程做得非常艰苦,很多重要的《章句》《补注》《文选》的刻本,需要一本本地对勘,而这些本子的善本,分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那时交通不甚方便,如跑一趟杭州也非常不易,更不用说上海、北京、湖北武汉了。无论时间或者经费开销都受限制,压力之大,恐怕现在的年轻博士无法想象,每天15元或20元的北京地下室,我也待过了40多天。坐在善本室对勘版本资料,无法做到从容不迫,都是比较匆忙的,以后也再无有逐一复核的机会。

  《疏证》出版后,陆续发现了征引的版本资料有遗漏、讹误,乃至个别异文弄错了位置,张冠李戴,留下了许多遗憾。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把已经校过的或者是后来新发现还没有用上的《章句》和《补注》版本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再从从容容地逐一覆核一遍。这也是后来编辑《楚辞文献丛刊》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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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辑《章句》《补注》《文选》的版本资料,上世纪业已着手。如,《章句》的正德本、隆庆本、日本庄允益本,是从通过香港大学李家树教授获得的;《补注》宝翰楼本的复印件,是四川师大汤炳正先生提供的。这都是我当时撰写《疏证》的基础文献。但是,真正大规模地汇辑《楚辞》文献,则是在本世纪初。

  饶宗颐《楚辞书录》、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都为我提供了书源的线索。但是,按图索骥,逐一搜寻时,遇到了许多麻烦、困难。我曾经说过,征辑在《楚辞文献丛刊》中的每种书都有故事,有些可以公开,有些还不便公开说出其中的“奥秘”。如王国维批校的汲古阁《补注》本,当时去国图善本部查阅,只能看缩微胶卷。后来千方万计找到了“关系”,悄悄地复印了一部,这过程真是一言难尽。藏于天一阁冯绍祖《章句》本,有彭孙遹批校,十分重要,后来是通过编纂《重修金华丛书》索取资料时获得了它。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屈骚求志》五卷,是独一无二的清代颜赐名的稿抄本,不光是托了“关系”,而且付出了昂贵的复制费。原先只知道有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一书,却不知藏于何处,后来转辗搜寻,终于在江西吉安市图书馆找到了它。

  2008年前后,征辑了晚清以前的《楚辞》古籍已达160余种,有不少是目录著录家很少提到、甚至未曾著录的珍本。特别是收藏于日本大阪大学21种《楚辞》古籍,均属珍贵文献,其中有海内外的孤本、稿本、名家批注本。可以说,现存于日本国的《楚辞》精品,都已如愿已偿复制回来。我之所以能征辑到这些古籍,完全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楚辞》学专家、秋田大学教授石川三佐男先生的功劳,永远不能忘记他。石川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早访问中国的学者之一,一生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文化使者,在《楚辞》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很大贡献。2009年初,我特邀石川参与《楚辞》文献编纂,给其任务是征辑、复制藏于日本国《楚辞》文献。石川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征集资料工作,走遍了日本高校所有的图书馆及藏书室。次年11月,石川邀请我赴日本富山大学、东京大学讲学之机,并带我专访大阪大学图书馆,日本著名的《楚辞》学家西村时彦先生生前珍藏的“读骚庐”百种《楚辞》,均藏于此馆。记得那天下午,我与石川先生一起拍摄了《楚辞》古籍。他脱了鞋子,站在桌子上,把相机固定在架子上,我蹲在地上翻页。忙乎了五个多小时,直至关门才结束。没复制的书或阙漏的部分,后来石川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自己专程从埼玉县乘车去大阪补拍。

  诚然,我充分理解并尊重国内图书馆现行的古籍管理制度,确有他们的难处,许多事情强求不得。但是,我深深体会到,这世界上毕竟还是肯“解人之难”的好人多。如浙江省图书馆,是我使用资料最多的一家。原馆长徐晓军先生给予多方帮助和支持,为我一路开了绿灯。上海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黄显功先生及陈先行先生、复旦大学古籍部主任吴格先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罗琳先生等也为复制相关《楚辞》文献提供过方便。不然,能在如此简短的时期内,征辑到如此丰富而珍贵的《楚辞》文献资料,是不可想象的。我永远铭记他们的恩德。2014年《楚辞文献丛刊》发布式上,我反复为这部大型丛书征辑资料提供帮助的单位和相关人物,表示了无尽的谢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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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最终在国图出版社支持下,至2011年,除个别几种尚在交涉外,该征辑的《楚辞》文献基本到位了,总共207种,在数量上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楚辞》类的丛书,颇为自信地说,有了这部全八十册的《楚辞文献丛刊》,已一步到位,相信百年之内再也不可能有人来重复编纂此类丛书了。

  这207种书如何编次,令我颇费周折。《楚辞》文献的分类,饶宗颐《楚辞书录》开了个先例,分为“知见《楚辞》书目”“元以前《楚辞》佚籍”“拟《骚》”“图像”“译本”“近人《楚辞》著述略”“《楚辞》论文要目”七类,看似比较粗杂、简单,未曾深思熟虑。后来,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分为“楚辞书目”“楚辞图谱”“绍骚隅录”“楚辞札记”“楚辞论文”五类,“楚辞书目”又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小类,显然比饶氏有条理,且多为后出的《楚辞》类的丛书所采纳。

  但是,这个分类并不合理,黄文焕《楚辞听直》《楚辞合论》明明是一种书,却被割裂为二书,一则编入“辑注”类,一则编入“论评”类。蒋骥《山带阁楚辞》《楚辞说韵》《楚辞地理图》明明一种书,而被拆分为三书:一则置于“辑注”类,一则置于“音义”类,一则置于“图谱”类,毫无道理。其他如朱熹《楚辞集注》、陈第《屈宋古音义》、汪瑗《楚辞集解》、林云铭《楚辞灯》、汪仲弘《天问注补》、王夫之《楚辞通释》、刘梦鹏《屈子章句》、戴震《屈原赋注》等皆被因类属而遭到无端拆分。尤其吴平主编《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局2008年版),按姜氏分类编次,强行分拆,使原本86种书竟拆分为158种,几乎增加一倍,给读者造成了很大误解。

  推究其原因,是对《楚辞》文献的传承情况,缺乏系统了解。所以,我在编次《楚辞》文献时,首先考虑如何体现二千余年《楚辞》文献传承的基本面貌。

  经过反复比勘、疏理,以为《楚辞》文献的递传,大致分为前后两大段:前段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主轴,后段是以朱熹《楚辞集注》为主轴。就是说,在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前,《楚辞》文献,是以传承《章句》为主。有了朱熹《楚辞集注》以后,基本上以传承《集注》为主。于是分为“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白文系列”及“《集注》系列”“宋元系列”“明清以后系列”等七大系列。这样划分的理由是,“《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的底本,虽然都同属于王逸《章句》,但是《章句》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异,造成诸多异文。如单行《章句》和《补注》中的《章句》对勘,竟然有3700余条。《补注》中的《章句》,和收入《文选》中的十一题《楚辞》对勘,也有1170余条。到底哪种书比较接近王逸《章句》的旧貌?十分需要对于三大系列的异文加以仔细审辨、考证,以期努力恢复《章句》原貌。所以,“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三大系列,集中体现了前段《楚辞》文献传承的真实情况。最后附以“白文系列”,是指北宋以前抄录《楚辞》的书法作品,如隋唐时期的欧阳询《离骚》书写本,北宋时期的苏轼《九歌》书写本及米芾《离骚》书写本。他们抄写的底本,不甚清楚,和《章句》在唐、宋时期流传肯定有关系,何况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直接引用过苏轼的手校本,再加上其抄写时间都比现存的刻本要早,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可惜没有引起《楚辞》学者注意。如,《离骚》有“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兴祖说:“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洪兴祖意思是说,这二句可能因《九章·抽思》而误入《离骚》,当删。《文选》本《离骚》确实无此二句,于是有人以为二句是宋代时期误入的。但是,欧阳询的《离骚》抄本有此二句,说明隋末、唐初已有此二句,和《文选》本的《离骚》不是同一祖本。要说是误衍,则应定在在隋、唐时期,而非宋代。再如,明代黄文焕以为原本《九歌》只九篇,而传世《九歌》十一篇中最末二篇,即《国殇》《礼魂》,是后人所增益的。这个说法多为后世学者诟病,以为凭虚臆解,不屑一谈。令人不解的是,苏轼、米芾《九歌》偏偏都没抄《国殇》《礼魂》二篇,《文选》刻本也无此二篇,这不能说是巧合,需要引起我们重新思考,不可以臆解无据而轻易否决黄文焕的新解。就此而言,《楚辞》白文的文献价值也不言而喻,完全可以结合“单行《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三大系列,一起综合考证。我的《楚辞章句疏证》的第一个内容,包含了对全部异文的具体逐条辨证,往往是能断则断,不能则存异备考。但是,《疏证》对异文的考辨,是散入各篇的句子之中,对于读者来说,很难从整体上去判断出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差。当今《楚辞》版本著录家,只泛浮在刻本的一般介绍上,如刻年、板式特点及前后序跋等,没有深入到其内容,更谈不上具体文字差异的考辨。

  有鉴于此,面对207种《楚辞》古籍,决意撰写一部既有旧式著录家的内容,又深入于内部的文字考证、疏理传承渊源,且真正能体现二千余年《楚辞》文献传承史的著作,因而这部《楚辞文献丛考》,便顺理成章地跳出了我著作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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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考》的撰写,整整花费了十年精力。凡211篇,原本应放置于《楚辞文献丛刊》辑集的每种书之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改变,只好改为另行单出。故而《丛考》和《丛刊》原是相配套的,使用《丛刊》的资料,最好先参考一下《丛考》。

  《丛考》撰写,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不光著录刊刻书年月、板式及序跋,更重要的是逐字逐句对勘、审辨,弄清其书来龙去脉,即在字里行间寻觅那种有相承关系的“蛛丝马迹”。二是朱子《集注》以下,仔细比较、辨析各家著作的词义训释,哪些是因袭前人,哪些属于己创获,哪些是苟且抄袭,宜给予一个公正的结论。经常发现当下学者对于《集注》以下某种《楚辞》注本的判断或评价,时有偏差,甚至张冠李戴。如对待清代戴震《屈原赋注》,评价其创获,莫不举《离骚》“三后”“败绩”“康娱”三个词义训释为例。而不知“三后”“康娱”,汪瑗《楚辞集解》已在其前,“败绩”释为“车覆”,抄袭于赵一清《离骚札记》,连引的书证都完全一样。究其根本原因是,孤立地看待某种书,没有将它放入207种书中观照,没有弄清其来龙去脉,则很难避免片面性。虽说如此,真正操作起来,谈何容易?好在后来修订《疏证》时,充分利用“《章句》系列”的十一种刻本,已积累下了很好的基础,疏理版本渊源,也不觉得特别困难,而且梳理了这十一种刻本的相承关系,在此以前所有《楚辞》版本著录家都付之阙如。

  《丛考》对每部注本的底本以及注释相承因缘均有细致考辨,疏理出其间相承关系,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楚辞》文献通史。这个工作,无论在其前,还是在其后,未曾见有人涉足过,是为《丛考》所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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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考》对于207种古籍所作论述、研究,突出了“深”与“新”。深,深入于文本的内容。新,是指发人所未发,有创获。

  在此以前,学者对历代《楚辞》文献的介绍、评述,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续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录解题》等,基本是版本介绍、序跋抄录而已,很少论及各种《楚辞》文献的本体内容。而《丛考》对于“《章句》系列”“《补注》系列”“《文选》系列”“白文系列”及“《集注》系列”“宋元系列”“明清以后系列”等七大系列的注本,均作全面透彻比勘、分析和研究,且深入到了各个注本、版本的具体内容,列举大量事例,然后加以归述。评判各家得失,体现其研究深度、广度,经常具体的一个句子、一个文字的异同的评判上,绝不肤浅地停留于对注家或版本的一般罗列、介绍。如《惜诵》“又众兆之所雠”,王逸注:“交怨曰雠。”这个“交”字,《补注》“系列”的汲古阁本作“父”,唯同治本作“交”。案作“父怨曰雠”,是正确的,“交”是错别字。仇、雠是同义词,但在程度上有区别。一般的怨仇称“仇”,不共戴天的怨仇称“雠”。在先秦之世,没有比父母被杀的怨仇更为严重,所以说“父怨曰雠”。由此发掘、深挖下去,伍子胥借吴国的兵以复父雠,攻下了郢都,连雠家楚平王的坟墓也被挖开,且鞭尸三百。这个颠复楚国的举动,楚人并没有谴责,屈原也公开赞扬伍子胥,是符合其时“忠”与“孝”的伦理,不能用秦汉以后的伦理标准来看待,更不能因为赞扬了伍子胥而否定屈原对《涉江》《惜往日》《悲回风》三篇的著作权。于此一斑,可以见传本的异文的文献价值。《丛刊》所辑集的《补注》八个版本,经过反复核对,《丛考》指出,汲古阁本最精善,错字也最少。这是在疏理大量的证据基础上而所作的结论。又如《九辩》“憀慄兮”,王逸注:“思念暴戾,心自伤也。”《文选》本“暴”作“卷”。卷,是“曲”的意思。戾,也是“曲”的意思。卷戾,平列同义的复合词,说“卷曲不舒展”。单行《章句》《补注》均作“暴戾”,则成语病。经过反复对勘,发现《文选》“系列”的《楚辞》注,虽有以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的六臣注本,而正文的底本是李善注本,所以五臣注文与正文时出现互相龃龉的情况,说明李注本、五臣本的《楚辞》底本是不同的。这个结论,不仅对《楚辞》文献研究、对《文选》文献研究也是大有启示和帮助。

  《丛考》对于朱子《集注》研讨系统而全面,从十一个方面,疏理朱本的渊源,无论从字义训诂,还是释音辨韵或阐述各篇旨意,条陈缕析,均非常具体。且对朱子所依据的底本及参校本作深入研究,提出了全新解释。对于宋刻庆元六年本、端平二年本的来历及其优劣,均作具体论述。经逐条对勘,《丛考》认为,庆元本比端平本更符合朱熹原书的旧貌,而明、清以下的刻本,多依据端平本翻刻而忽略了这个更早的庆元本,是《集注》传播史上一大缺憾。《丛书》是首次向学术界公布这个刻本,而《丛考》也是首次评价其学术价值,以期学术界给予充分关注。对于《集注》“系列”的源流疏理,是十分必要的。有人以为“朱熹反王逸”,“这是《楚辞集注》的宗旨”。恐非属实。《丛考》以为《集注》字词训释,基本出于《章句》,朱子无甚发明。唯其以理学观念审视屈原的“忠”,仅有“过于中庸”而已,不知“反”在何处?

  《丛考》对明、清以后的167种《楚辞》注本,就其文献价值所作全面、系统论述,无论从宏观,抑或微观,均具有学术深度。不乏真知灼见,绝不人云亦云,且对前人疏误,多所驳正。经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明、清以后的《楚辞》注本有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注者多是身处于蹇难之中,抑抑不得其志,而后借屈原之酒杯,以抒发己之块垒,是有所寄寓的。因而在其注本中的“屈原”形象,各不相同,均不无有注解者自己的身影。如黄文焕、林云铭、陆时雍、周孟侯、刘献廷、王夫之、钱澄之,以至晚清民国间的刘光第、马其昶、郭焯莹等,莫不如此。即是日本学者龟井昭阳、冈田正之也不例外。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必须与其坎坷的人生际遇结合起来思考、研究。通过他们的注释,可以了解到明、清学者对《楚辞》的再次解读、阐述的学术面貌,认识到屈原的精神价值在明、清时期的嬗变。

  第二、明、清以后的《楚辞》文献多以朱子《集注》为蓝本,虽然偶见和《集注》本有差异,但仔细对勘,发现这些差异是人为的,有意据《集注》所引或本的异文改易,刻意与蓝本区别开来,给人印象似乎是所据别本,实际上和《集注》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汪瑗的《楚辞集解》是明显的例子。如《离骚》“与江蘺”,《集注》“蘺”作“离”。引或本作“蘺”。又,“此度也”“先路也”,《集注》无“也”字,引或本有“也”字。又,“猖披”,《集注》作“昌被”,引或本作“猖披”。又,“后悔遯”,《集注》“遯”作“遁”,引或本作“遯”。又,“蒥荑与䔾车”,《集注》作“留夷与揭车”,引或本作“蒥荑与䔾车”。又,“杜蘅”,《集注》“蘅”作“衡”,引或本作“蘅”。又,“俟时”,《集注》“俟”作“竢”,引或本作“俟”。由此可见一斑。明、清注本差不多都有类此情况,最终还是抹不掉承传朱本痕迹,所以其文献价值不大。

  第三、明、清《楚辞》注本在字词训释、篇章大旨的抉发及屈原生平研究等文献研究方面,是有所获弋的,哪怕只有一条,也应该予以肯定。如,对汪瑗《楚辞集解》的评价,充分肯定其超越前代的成绩。训释《离骚》“败绩”为“车覆”,“康娱”是并列复合词,而非太康之类,均属汪氏前所未有的创获。指出后人将此类创新委属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是不公正的。又如,清代黄恩彤人品低下,在鸦片战争时期,充当给英夷引路的角色,丧失了民族气节,是近代史上为人不齿的汉奸。而他所作的《离骚分段约说》,紧密结合史迁《屈原传》,在区分《离骚》十七段中阐发屈原意旨,别具一格,饶有新意。尤其对“求帝”“求女”二节的解释,一归之于“国无人”,使一篇前后呼应,浑然成为一体,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则不可因其人而废其说,故而破例收录其书,并作实事求是的评议。《丛考》对于清杨金声《新刻楚辞笺注》,几乎与明李陈玉的《楚辞笺注》别无二致,只是改换了作者名氏、改动了几处注释、增益了几则序跋而已,定为抄袭之作。据例本不应收录。但是,现在的学人屡使用二书,已在学术界造成很坏影响。故而援例收录此书,在《丛考》中予以澄清。类此援引他人之说而有意抹去他人名氏者,均予以一一指出,还学术与历史的真面貌,为时下纠正不良学术风气,也起到警示或者借鉴作用。

  第四、对于明、清以后的名家或佚名作者留下大量批校、批注的开发和论述,约三十多种。其文献价值之高,均出乎常人所想象。如,清袁廷梼批校正德《章句》,《离骚》“夕揽洲之宿莽”注云:“木兰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袁校“遇冬”作“过冬”。以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云云,似旧本作“过冬”。遇,“过”字之讹。又,《天问》“何兽能言”,注云:“《礼记》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也。’”袁校“猩”作“狌”。狌、猩古今字。战国楚简也作“狌”。又,《惜诵》“竭忠诚”,此本“竭”字无注,袁校据《补注》本补“竭,尽”之注。竭字于此首出,旧当有注。又如王国维手校汲古阁《补注》本,用正德《章句》逐字对校,以证明与《补注》所引或本多同,说明正德《章句》本的蓝本,确是宋刻佳本。又如,近代王献唐批注屈复《楚辞新注》的用韵,丹黄烂然,内容富赡精深。如果单列出来,简直是一部《楚辞韵考》。《丛考》也是首次评述王氏的韵学成就。

  总之,《丛考》往往通过列举大量事例,而后归纳结论,使之立于不跋之地。又以“史”的眼光,通过不同本子对勘、比较,然后疏理其彼此间的因缘关系,也是所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丛考》的撰写者,既有国内学者,又有日本、香港学者;既有《楚辞》研究的专家,又有精于版本目录学的学者。这是一次垮境学术组合、研究互动的尝试,为当今学术界提供垮境学术研究有益经验。由于《丛考》体量巨大,加之水平、学力局限,错误也在所不免,望同行不吝批评指正,赐以昌言,吾当稽颡拜而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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