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李白研究述论

  台湾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规模、范围的拓展、论著的数量、活跃的程度与大陆都有一定的差距,没有专门的研究会和专刊,也没有开过专门的研讨会。由于缺乏地域优势,也不可能形成象“李白在安徽”、“李白在安陆”、“李白在东鲁”那种以地域为特征的时段研究和分类研究,也不可能形成类似“李白入长安的次数”、“李白是否到过夜郎”那种激烈的争论。就是与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大家研究相比,也显得较弱,以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古典文学》为例,从1979至2000年这二十二年间共出版了十五集(学生书局),精选了台湾古典文学论文三百多篇。其中专论唐代诸家的杜甫有9篇,韩愈3篇,柳宗元5篇,韩柳合论2篇,李商隐2篇,而李白则一篇也未收录。在研究深度上也还没有出现象简明勇《杜甫诗研究》、《杜甫七律研究与笺注》,罗联添《韩愈研究》《柳宗元学术资料编年》那种里程碑式的论著。香港的李白研究,除中文大学和浸会学院的学报上有少数本地学者的论文外,主要是刊登和翻印台湾和大陆学者的论著,如香港的中国语文学社出版的《唐诗研究论文集——李白诗研究》(中册)(1969),即是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1964),香港文苑书屋出版的《李白诗论丛》(1962)收录的也多是大陆学者的论文,如王运熙的<汉魏六朝乐府对李白的影响>、时萌<谈研究李白的三个问题>等。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主编的《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15篇,其中唯一的一篇研究李白的论文<从《蜀道难》论李白的夸饰>,即是台湾学者沈谦所作。但是,作为独特文化背景下的李白研究,且五十年来一直未中断,也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下面略作介绍和分析。

  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李白研究,以生平和诗作之类的介绍或编著为多,间或有些考证。笔者所见到的香港这类专著有左舜生的《万竹楼随笔》中的“杂谈李白”(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陈九编的《李白》(香港。上海书局1962)等。《李白》中包括《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作的分析,李白从李璘一段诗事的考辩,并附李白年谱和李白游蹤图。单篇论文有吴天任的<诗仙李白>(《学海书楼讲学录》2集)、<关于李白几个问题的商榷>(香港。民主评论5卷8期1954。4),曾克瑞<杜甫与李白>(香港。文学世界)秋季号1957.8),陈荆鸿<浪漫旷放的李白>(香港。文学世界25期1960.3),章木<从刘禹锡、柳宗元谈到李白>(艺林丛录1期1961),李直方<李白与谢脁>(人生杂誌31卷1期1966.5)等。其中<关于李白几个问题的商榷>就李白的家世、出生地、从李璘案等进行考论,虽皆是对前人之说的甄订,并无新见,但可视为香港学者对李白生平、思想进行研究的发轫之作。章木的<从刘禹锡、柳宗元谈到李白>和李直方<李白与谢脁>则是香港最早对李白进行影响和比较研究的论文。

  1961年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的石凯《李白与杜甫》,是笔者所见到的台湾最早介绍李白的专书,也是台湾五六十年代关于李白的唯一一本专书。它是“全知少年文库”中的一种,分别介绍杜甫和李白,一共只三万多字,把李白一生和经历都搞得很乱,且多想象之词,诸如说李白25岁时东游到扬州,在扬州花了30万金,然后又到安陆娶亲。评论用语也不够严肃准确,如小标题用的就是“从糜烂生活到清闲隐居”之类夸张用语。一些单篇论文也多属知识介绍之类,如白简的<关于李白>(文学杂誌4卷3期1958),飞扬<诗仙李白>(中央日报1960.9.24),谷怀<李白的思想与口语文艺>(联合报1958.9.19)等。在这个时段,少量的论文开始对李白的生平、思想以及作品中的疑点开始了考论。在家世考论方面有张永明的<李白氏籍生卒考>(畅流30卷8期1964.12),否认陈寅恪等所说的胡人血统,认为是陇西李氏之后,其出生地则在四川彰明。七十年代初,作者又有<李白氏籍生卒重考>(畅流47卷11期1973.7),为此说提出更多的史料。类似的文章还有李里<李白与永王>(自立晚报1963.7.23),曲颖生<李太白使权贵脱靴和醉草蕃书考释>(建设3卷8期1955),袁金书<关于李白三问题之研究>(中国一周936,1968.4)等。传统的李杜优劣论在这个时段也有反映,如杨启高在《唐代诗学》(正中书局1967)中专设一章“李杜比较”,叶庆炳<李杜比较观>(国语日报1968.1.13、27),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台湾师大1963硕)等。这些李杜比较论著,除了遵循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对杜甫的忧国爱民思想多加肯定外,也开始对两人的创作风格、语言特色以及思想信仰开始加以比较分析。特别是许世旭的<李杜比较研究>,这是台湾首篇研究李白的硕士论文。文章从李、杜两人的崇道崇儒、思想渊源、创作对象、创作风格、诗歌体裁、格律等五个方面加以比较,反映出台湾学者在传统李杜优劣论中新的思考。至于王家鸿的<歌德与李白比较>(东方杂誌2卷5期1968.9),则是一篇较有特色的跨类比较,反映出六十年代末在台湾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热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七八十年代是港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黄金时段,李白研究的品位也随着提升。无论是研究队伍、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改观。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教育文化投入的加大,高校开设的古典文学研究科系的增多,唐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也在增大,论著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具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⑴五十年代,仅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研究所设有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到1958年方有人获学位。⑵整个五十年代,获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者仅4人。六十年代设此学位的高校增加到5所,(3)古典文学的硕博士为26人,约占人文学科的一半;七十年代设此学位的高校增至8所,古典文学硕博士为87人,占人文学科三分之一,是六十年代的3.4倍。到了八十年代,设此学位的高校增至13所,1981—1987六年间获汉学博硕士学位者215人,其中以古典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135人,占63%。⑵此时也是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据统计,1981—1987这六年间台湾地区出版的汉学专著1413种,论文9086篇。其中隋唐五代史专著17部,论文169篇;隋唐五代文学专著197部,论文1423篇,两者占汉学论著总数的15.43%。文学研究中以对诗的研究为最多,占31.17%。(4)六十年代末,西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陆续引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其中最早也是运用较多的是神话原型批评和新批评的方法,前者多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后者多运用于古典诗词。上述的两种变化在李白研究中皆有反映。1973年,吕兴昌的《李白诗研究》问世,这是篇在研究角度和方法论上都很有特色的硕士论文(台湾大学1973)。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有关李白一生主要行谊之意义的蠡测;从龙泉意识、游仙思想、醉酒生涯的向往与幻灭论李诗的苦闷心灵;和谐的刹那——论李诗的另一种精神面貌;李诗的语言特色。其中二、三两个部分为该书之主干,分论李白精神世界中的冲突与和谐。作者认为前者贯穿于诗人的一生,后者则是“和谐的刹那”。前者表现在从龙泉意识(“即对于任侠、交道、功业与济苍生等人间价值的肯定和向往”)、游仙思想、醉酒生涯三个方面;后者则表现在自然的观照上,即“放弃对自然的干涉、对自然采取浑然相融的观照以及对时间的超越”。由于受这个时段古典文学领域中“方法论”热的影响,此时的硕、博士论文如林贞玉<李白文学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1982)、刘肖溪<王维、李白与杜甫的比较研究>(台湾大学1974硕)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一些新的思考和突破。此时发表的香港珠海书院翁文娴的硕士论文《李白诗体貌之透视》则是香港首篇李白研究的学位论文。主要是对李白诗歌进行分类研究,再归纳各种体裁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特色,新见不多。随着七十年代初“比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外文学》杂誌的创办,比较研究这种方法论引起台湾学者的浓厚兴趣,在李白研究中也不例外,如吴天任《中国两大诗圣——李白和杜甫》(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王正芸〈李白与杜甫的比较研究〉(建设19卷1期),高景龛〈李杜诗艺比较论〉(幼狮学志14卷2期1977)茧庐〈新李杜优劣论〉(中华诗学9卷1期1973),黄国彬《中国三大诗人新论》中的“李杜比较”乃至“李杜咏马诗比较”(台北,国家出版社1982),曹树铭《李白与杜甫交往相关的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等。

  与此同时,传统的史论式批评和文献学研究在这个时段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远比五、六十年代丰硕得多的研究成果。1970年,刘维崇的《李白评传》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继六十年代的《杜甫评传》之后又一本力著,也是台湾李白研究中第一部专著,在八年之间出了三版。全书分为李白家世、生平、思想、交游、作品五章,对李白及其作品进行析论。八年后,贺恒仁的《李白身世考》(台北。巨浪出版社1977)问世,这是本文献学研究色彩很浓的专著,作者分“李白姓李吗”、“李白身世研究”、“李白本家金陵之考证”、“李白可以说是山东人吗”几个部分,对李白的族属、出生地等传统说法进行辨证。在此之后,又有陈香编著的《李白评传》(国家出版社1982),分为六章,分论李白的家世、族属、思想、成就、略传、逸事与遗迹,并附李白年谱。这个时段有关李白的专著,还有黄国彬的《中国三大诗人新论》(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周绍贤《论李杜的诗》(台北。中华书局1974),陈宗贤《李太白诗述评》(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台湾的李白研究专家阮廷瑜于此时开始陆续发表有关李白的专论,如〈跋李翰林分类诗集八卷〉(台中.东海中文学报1期1979)、〈李太白同姓典述评〉(东海中文学报2期1981)等,这批论文在1986年结集为《李白诗论》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全书分为十八章,除第一章“饮酒与求仙”和第十七章“与永王关系”是对李白思想、经历进行探究外,其余皆是对李白诗歌的用典,作法、风格和渊源分别予以爬梳、阐释。全面详尽、特别细密又别出新意。如第四章“谋篇”分为十节,析论李白诗歌“顺写”、“逆写”、“两截”、“两面”、“篇中点出”、“横空发展”、“中间与首尾照应”、“遒劲留置後幅”、“虚实相间”、“常法举隅”十种结构诗篇的手法。然后在第九章又细分为十二节,进一步讨论其字句的结构特色:、“俚语成句”、“巧句”、“俊拙相杂”、“新奇俊秀”、“散文句法”、“解颐妙语”、“炼字”、“重叠用字”、“叠字”、“惯押之字”、“惯用之字”。在“重复雷同诗句”一节,还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为应酬之作,苦思不易,只好雷同重复;一为自谓得意佳句,故屡用不厌”。第八章讨论李白诗的语言渊源,分为十四节,分别指出李白诗歌对诗经、楚辞、庄子、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南朝乐府、曹植、阮籍、陶渊明、谢脁、齐梁体、昭明文选以及张华等南朝诗人的融会和吸收。作者的眼光和这种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量化分析方法,在两岸的李白研究中,均不多见。文学史专家叶庆炳此时的李白研究也多以考论为主,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歌复古思想〉(第三届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86)着重探讨了李、陈二人诗歌复古思想的同中之异:二人虽都反对六朝唯美诗歌,陈主张追复汉魏风骨,李则标榜诗三百;二人的复古主张中都有天性不受拘束的因素,但在李是主因,在陈是次因;二人都指出了复古的途径:陈主比兴,李主清真;陈功在除旧,李功在布新。这类论文还有王久烈<李白籍贯问题之探讨>(淡江学报1986.4),金荣华<李白先祖“隋末以罪徙西域辨>(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2)等。学位论文方面则有庄美芳《李白诗探源》(东吴大学1987硕),唐明敏《李白及其诗之版本》(政治大学1975)、陈宗贤《李白诗述评》台湾师范大学1971)等。

  香港浸会学院为庆祝建校三十周年,于1986年召开“唐代文学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樑、鄺健行香港大学的何沛雄、陈绍棠以及王熙元、黄永武等台湾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唐诗研究的现代意义”和李白、杜甫等研究文章15篇,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87),其中沈谦的<从《蜀道难》论李白的夸饰>分析了《蜀道难》中十四处夸饰笔法,认为“李白是中国传统诗人中最擅长运用夸饰笔法的第一人”,其成功原因在于“他内心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与浪漫雄豪的激情”。

  此时还出版了一批关于李白的通俗读物,如王序的《李白》(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小传》1974),舒梅适《李白》(台北。武陵出版社1983),何美龄《旷世谪仙李太白》(台北庄严出版社1979),张梦机选析的《李白》诗选(伟文图书公司1978),马千里《李白诗选》(台北。源流出版社1983),张健选编的《李白诗选》,黄武忠《李白。杜甫》(台北。光复书局1985),方渝《中国文学讲话(六)李白》(巨流图书公司1985),萧本雄《李白》(台北。东方出版社1988)等,他们对李白诗歌乃至传统文化在民众中尤其是青少中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李白词研究在这个时段也开始起步。对李白的词二首真伪,台湾学者多持肯定态度,郑骞的《词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张以仁<李白“忆秦娥”>(中央日报1984。8。23),田倩君<闲品词的形成与四家(李白、温庭筠、韦庄、李煜)>(青年战士报19829。11)等,可作为这类看法等代表。至于大陆在六十年代曾引起争议的李白三首《清平调》,台湾也有回应。薛顺雄的<李白《清平调词》丛考>和<李白《清平调词》解析>(《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学生书局1983)分别对《清平调》的体制、本事以及结构、诗法进行考析,以澄清“后代诗家对此名作于释义上之种种错误”。作者认为:历代关于《清平调》是‘诗’还是‘词’之争,“就艺术立场而言并非必要。因为从唐代‘音乐’与‘文学’普遍而密切的结合现象来看,它是具有两属身份的,所以称之为诗或者词,实在都无所谓,把诗与词曲在形式与作用上严格的分判与对立,乃是宋代以后之事”。至于《清平调》的产生年代,“应该是圆熟于李白殁后二百年左右的唐末或宋初”。郭嗣汾<读诗谈史随笔:云想衣裳花想容>(青年战士报1982.8.16)也持类似观点。

  九十年代港台的李白研究同这个时段的唐代文学研究一样,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态势。一方面新的研究方法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在考据之学式微即将成为绝学之际,又出现一种回归的诉求,在李白研究中也出现一批以考论和史传式批评为主的佳作精品。更多的是:传统的实证方式、史传批评与新的研究方法又出现融合的趋向,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和新方法结合,乃至多学科结合的一些论著。

  在传统研究方式上,罗联添在此时段出版了《唐四家诗文选》(学海出版社1996),其中收录了<李白事迹三个问题探讨>、<李白《蜀道难》写作年代考辩>和<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三篇李白研究的论文。<李白事迹三个问题探讨>就历来争议较多的“五岁诵六甲”、太原救郭子仪和好神仙、醇酒妇人等为人行事作出考论。作者认为“六甲”就是王琦注中所说的干支表之类儿童读物,“今近部分学者所以不取王琦注,而视六甲干支为道家怪书,或许是由于把‘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二句与李白赠张相镐诗‘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贯串起来而产生的错误联想”。至于李白为何要将此特别提出,作者的解释是“或是一般学童都是八、九岁才诵六甲,南朝顾欢六、七岁知推六甲,比一般学童早已、二岁,所以《南史。顾欢传》特别记下,以示其颖悟不凡。李白五岁就能推算六甲,比一般学童早三、四岁,其小时聪明,自然足以自豪”。关于李白在太原救郭子仪以及郭子仪后来救李白于李璘之祸所谓李郭互救之事,作者根据此说仅见于裴敬《李公墓碑》以及李白在太原的行事,并排比了天宝十五年到乾元二年李白与郭子仪各自的行事经历,证明双方都没有救对方的可能。至于李白在诗篇中所表现的好神仙游名山、放情醇酒妇人等生活情趣,历来多受指责。为其辩护者也只是“谓李白妇人美酒,不败其志”,并不否认其为事实。作者则认为“前人沦李白为人,多称引其诗,未注意其文”,作者引<虞城县令李公去思碑>、<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等为证,认为李白为人有纯正严肃的一面。另外“诗歌亦多有为时为事而作”,只是“李白‘讽兴之作’,殆多已散佚,但就今存十之一作品考察,李白为人行事固有消极退避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用世的一面。由于宋人过分注意其酒、色、侠、仙行为,遂使后人对李白的认知有了偏差”。这些见解都很独到,又由于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也能令人信服。另外两篇论文<李白《蜀道难》写作年代考辩>和<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则是对历来有争议的《蜀道难》写作年代和主旨进行探讨。前文认为此诗的写作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天宝十二年;后文则对历代“罪严武、危房杜”、“讽章仇兼琼”等七家说法逐一检讨,认为“明代胡震亨以为言险著戒,不专指一时人事,最为通达”。李白“一生未涉足自青泥岭至剑阁一段蜀道”,其描述“部分出于想象,大部分取自旧籍,如杨雄《蜀王本纪》、《蜀都赋》,张载《剑阁铭》,左思《蜀都赋》等”。王国璎在九十年代初发表三篇关于李白研究的论文:<李白的名士形象>(台北《汉学研究》9卷2期1991)、<李白的侠客形象>(《中国文哲研究集刊》3,1993.3)和<李白的逐臣形象>(《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大安出版社1993)从较新的角度探讨了李白的内心世界及其与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的关系,从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阮廷瑜此时则有〈李白诗对温庭筠五律之影响〉(大陆杂志1992)、〈李白诗中写景的评述〉(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等论文问世,对李白及其诗作进行一些影响研究和分类研究。

  施逢雨是台湾大学哲学硕士,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在李白研究上成绩较著。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李白研究方面的论著,有<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论李白隐逸求仙活动的政治社会背景>(新竹。清华学报16卷12期1984.12)、〈论李白杂言歌行〉(中外文学18卷11期1988)、〈李白果真出身陇西李氏吗?〉(清华学报18卷2期1988)等论文。进入九十年代后有《李白诗的艺术成就》(大安出版社1992)、《李白生平新探》(学生书局1999)、〈以古风为中心看李白对六朝绮丽诗歌传统的反映〉(上下)(清华学报20卷、21卷1期1990、1991)等论著。《李白诗的艺术成就》共分五章,前两章主要分析李白在表现情意方面的手法和艺术成就;后三章是对李白诗歌体式的分析,作者认为李白在谈到政治追求和隐逸求仙活动时情感最为丰富,杂言体是李白最独树一格的诗歌样式,绝句最能体现李白的艺术成就。

  在此时段,一些体类研究、时段研究等宏观研究明显增多,作家作品论方面也更注重心理和气质方面的探求。在方法论上,比较研究、神话原型、接受美学和结构范式等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用,而且新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研究、史传式批评等传统方法往往为研究者交错或综合使用,表现出一种融合的倾向。代表性的著作有杨文雄在《李白诗歌接受史》,施逢雨的《李白生平新探》,杨文雀《李白诗中神话运用之研究——以仙道神话为主体》,林贞玉《李白文学之研究》,杨静宜的《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研究》;论文有许东海<李白乐府歌行的诗赋融合>、<从李白赋论李白诗歌的时空特色>,吕兴昌<和谐的刹那——对李白诗歌的另一类解读>,杨文雄的<宋代李白诗的流波与影响>、<李白《蜀道难》阐释史研究>,龚鹏程〈由李白诗歌诠释史看诗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等,因下面要做专门讨论,这里从略。

  李白词研究在此时段一方面仍继续对“菩萨蛮”和“忆秦娥”的真伪进行辨证,其基调同七、八十年代基本一致。如邱燮友<李白《菩萨蛮》探述>(第一届词学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11)等。邱文从四个角度来“肯定李白作《菩萨蛮》是不可移易的”:《菩萨蛮》创调,与李白的年代吻合;《菩萨蛮》的发现地点,与李白行踪吻合;其词语句法的运用,与李白词语句法吻合;其境界风格,与李白诗歌风格吻合。另一方面则开始对这二首词的词源和词体进行探究,如邱燮友〈菩萨蛮的创调与流传〉(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林水壕〈李白“忆秦娥”的用韵范围〉(中国书目季刊27卷4期1994)等。

  作为独特文化背景下的港台李白研究,在这五十年的演进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研究角度和视野与大陆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与大陆擅长宏观综论相反,其着眼点较为细微,着重于小中见大,在考察角度上,有专门考察李白诗中的月亮:罗宗涛〈李白诗中月亮之考察〉(唐代文学论丛.中正大学1998);李白诗中的酒:林明德<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同上),李白所做之梦:罗宗涛〈四杰三李之梦〉(唐代学术会议1992);李白的健康状况:李本耀〈李白健康与死因析疑〉(台中医专学报1期,1983);李白的外文能力:黄永武<李白的外文能力>(中国时报1982。9。11),甚至是李白诗中的一个时间副词:翁文娴<李白诗中‘忽然’的律动>(唐代文学论丛.中正大学1998)等。这类研究的着眼点很细微,统计很具体,但有时从中得出的却是时代的风尚、文学的流变等宏观结论,如罗宗涛〈唐人咏云诗试探〉(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作者从《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搜检出112首咏云诗,细析唐代诗人对云的观察和联想,探讨他们因云而生发的情感及赋予云的意义。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云变化多端,唐人也采取各种体裁来表现,并由此生发出不同的时代及个人感受,表现出不同的意蕴和美学趣味:“大致上初唐以五律为主;盛唐在五律之外又多用歌行;大历诗人对各种体裁多所尝试。但进入中唐,几乎为五排十二句所笼罩,这是由于德宗朝多次以云为科举试帖的缘故。到了晚唐,则以七绝为主”。就内容意蕴而言,“初唐咏云诗有的只表现观云所见及联想所得,如李峤《秋云》。有的观察联想之后有所寄托,如唐太宗《赋得含峰云》;有的语带讽刺,如郭震《云》;有的专事颂美,如陈子昂的《庆云章》,其中独缺闲适有隐逸意味的作品”。“盛唐的咏云诗中却看不到讽刺诗。大历诗人虽然在形式上能作新尝试,但在内容上却多承盛唐余绪……中唐时代,由于科举多以瑞云为题,举子莫不以颂美为务……只有白居易、刘禹锡、施肩吾等人能别出新意。……进入晚唐以后,为民呼吁的讽刺诗成了咏云诗的主流”,李商隐则是其中的别调。在情感表达上,“盛唐的孟浩然、李白对云的联想,比初唐诗人活泼”。他的〈四杰三李之梦〉也有类似的特征。该文分别以四杰、李白、李贺、李商隐作为初、盛、中、晚唐的代表,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梦的不同特征,指出梦与时代、与诗人行为抱负、现实遭遇的密切关联,实际是一篇唐诗社会学的专论。黄国彬的《中国三大诗人新论》中的“论李白的诗”,将“李白的学力”、“李白的自负心理”、“李白的感情幅度”、“李白疏宕、酣畅的一面”、“李白细腻、娴静的一面”、“李白作品中的感官世界”等皆列专章讨论。唐明敏的硕士论文《李白及其诗之版本》(政治大学1975)则专门研究整理杜诗之版本流传情况。鲍美玉的硕士论文《李白诗歌译注研究》(文化学院1977)则专门探讨李白诗歌译著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比较注重创作心理和作家气质的探求。王国璎的<李白的名士形象>、<李白的侠客形象>和<李白的逐臣形象>皆重在探讨李白的气质、心理与其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的关系。<李白的侠客形象>指出李白对侠客的咏歌不同于一般的诗人,“一般诗人歌咏侠客,通常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侠客风范表示赞赏或倾慕。李白却不止于此,往往于其诗文中现身说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当世侠客,强调其轻财重义、济世拯物之豪情”,而且还往往有“扬侠抑儒”之倾向。作者指出李白这样做的原因“未尝不含有维护其‘非官宦儒生’之家世背景,抬高自己社会地位之意。而李白以当世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乃是借侠客不受身世阶级之局限,积极参与世务,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之‘资历’”李白研究中,注意到李的扬侠抑儒倾向者,并不始于王氏,但往往多从李白思想的多元或“开放型”加以解释,从其出身和政治诉求所造成的独特心理来加以解释者似不多见。同样的,作者在<李白的名士形象>中着重去探讨李白“与传统官僚儒生绝然不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观念。。其内涵表现在“纵酒狂饮”、“散发裸袒”、“携妓遨游”和“隐逸求仙、放情山水”四个方面;在这个“自我标榜的名士形象里,寄寓的是一个身处官僚儒生传统之外者,既傲岸世情,却又迫切盼望机遇、以展宏志立功名的复杂矛盾心境”。作者为了强调这种心理气质的独特性,还将李白的名士形象与六朝名士做一区别:“六朝名士或恣情任性,或狂傲狷介,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族群文化’,属于一个阶层共同具有的生活意识和行为态度。而李白于诗中频频展示其名士之诸般狂态,其意图却是标榜己身之‘殊调’。这与李白终身不渝的宏伟政治抱负,以及其出身主流社会之外的‘局外人’意识,有相当程度的关系”。萧丽华<游仙与登龙——李白名山远游的内在世界>(《第四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彰化师大国文系1998)将李白的游山之作逐一排列分析,考查在“名山意象之下的统一样态和分歧内涵”,进而探讨在“山”与“自我”的离合之间李白内心的隐秘世界。

  第三、比较注意与现代生活对接、体现当代人文关怀,或是用现代意识去诠释李白。黄维樑的<为李白杜甫造像——论余光中与唐诗>(《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1999)将李杜与台湾当代诗人余光中合论。通过对余光中作品中咏怀李杜之作的分析,探讨余氏如何在艺术追求之中向李杜学习,并通过为李杜造像,来表白他是李杜的嫡系传人,从而为中国的新诗创作,开辟一个崭新的境界。像这样通过古今诗人的比较,来研究古典诗人、诗歌在今日之作用,应当是一个让古典文学研究不疏离现代生活的有效途径。吕兴昌的论文<和谐的刹那——对李白诗歌的另一类解读>(吕正惠主编《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5)指出:李白与社会之间有许多矛盾和不和谐,诸如功业无成的焦急,友谊落空的失望,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时间消逝的逼迫等,但李白同大自然之间却有“和谐的刹那”,这就是“与自然的相契”和“在大自然中追求生命的自足”。文章还列举例了这种追求和谐的几种表达方式,如强调“自然本身存在自足性”、人类必须“放弃对自然的干涉”,“有意识的超越时间”和“超越乃至放弃语言使用”等。众所周知,人类依赖现代科技对自然环境过度开发和生物资源的大量耗费,已使人和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开始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通过对李白这类诗歌及其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某种借鉴,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接近现实生活,体现当代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手段。颜昆阳近年来一直在尝试建立“中国诗用学”。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所谓“诗用”,是指将诗当作“集体行为”的“语言媒介”去使用,以达到诗歌本身艺术性之外的某种社会性目的。其论文<论诗歌文化中的“托喻”观念>(第三届魏晉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讨论会)、<论唐代“集体意识诗用”的社会文化行为现象——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会议论文集,成功大学1999),都在力图进行这种建构。作者认为:“晚近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大体一直恪守着‘文学本位’,研究者都或隐或显地预设着某种价值立场”,作者却要离开这种价值立场,“从文学活动所关系到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个面向,去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的‘诗用’现象;在研究目的上,侧重于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的诠释,而不汲汲于预设立场的评价”。⑸

  第四、研究视野从作家作品的二元研究进展至作家作品读者三元研究,由单一点创作论研究发展为创作——传播——接受研究。杨文雄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公司2000)是台湾第一本用接受美学理论来研究唐代作家的专著,<宋代李白诗的流波与影响>(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1997.9)、<李白《蜀道难》阐释史研究>(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1999),<李白《蜀道难》阐释史研究>以李白诗作中争论较多的《蜀道难》为研究对象,分析历代对其语义阐释、主题寓意的接受情况,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对其美学价值也做了探讨。<宋代李白诗的流波与影响>认为宋人对李诗较有见地的属欧阳修、黄庭坚、朱熹和严羽。宋人论李的曲解与误解,举《钟山语录》、《闻见录》、《韵语阳秋》等诗话为例,认为李白“自负文格放达,叽甫龌龊”而作<戏赠杜甫>,以王安石、苏辙为代表,出于“政教中心论”,指斥李白“如浮花浪蕊”,“白也空无敌”。李白诗集在在唐及北宋前期流传相当广泛,但到元丰以后,其版本流传情况变得模糊,直到元代杨齐贤之前,不再有知名人士为其系统的编集。龚鹏程〈由李白诗歌诠释史看诗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上下)(历史月刊117、118期1997)则是用诠释学方法由点到面,探讨诗歌的某一特质。李嘉瑜<元人对李白及其诗的诠释>(中山人文学报第八期1999。2)亦是从诠释学探讨元人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文章从唐诗在元代的地位,元诗的特色来探讨元代读者群在李白接受上的共同点;在分论笺释者和一般读者对李白及其诗的不同诠释。作者指出:在元代唐诗备受尊崇,整个时代追求“雅正之音”,隐逸思想风行。正是此种诗学背景,使李白及其诗歌在经过宋代的长期忽略和贬抑后,有了一个跃升的契机。“李白诗的盛世情调应能满足元代诗坛对‘雅正之音’的追求,谪仙形象的飘逸洒脱亦能和元诗普遍地隐逸主题产生共鸣”。作者还指出了笺释者和一般读者对李白及其诗认识和评价上的不同及其原因:萧士赟等诠释者,“多采南宋杨齐贤的观点,又使用与《韵语阳秋》相同的诠释系统。他们都预设李白诗中必定关切时政,指涉事实的质素,所以试图透过对诗的具体解说来指实李白与现实世界的关连。通过这种诠解,李白洒落飘扬的谪仙形象消逝了,而落入现实,成为一几乎与杜甫形象重叠的醇儒”。而“一般读者的评论则多只是一印象式描述,规避了这套诠释系统,能较自由地畅所欲言,李白因此能以飘然超世的谪仙形象出现”。

  二、研究中较早也较多地采用新思维和新方法。

  大陆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陆续被引进,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起了较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台湾在这方面起步更早一些,因而在方法论与作家作品分析的妙合程度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交互作用上,以及学术界对此的容纳和采用程度、范围上,似乎都有优长之处。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徐在古典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就有一系列新的思考:在研究观念上,他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学史,就必须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来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进入文学的本体研究,不能仅在外部打圈子。在李白研究中,他有意学习王国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揉进西方的文艺观和方法论,把陶渊明、李白、杜甫作为三种类型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隔”与“不隔”将李白作为“天才型的不隔”的代表,杜甫则为“工力型”的代表。指出李白与陶渊明的不同在于:“是在于他对客观景物,不在其平日电互相融合,而系内蕴的情感,在一瞬的观照感动中,立刻凑泊上他所观照的景物,而赋景物以生命;景物同时亦赋感情以形相;诗人抓住此一刹那,而当下加以表现,这只有天才型的人物才能作得到”(6)。

  到了六十年代,一批论著和学位论文就开始较为自觉地采取比较研究、体类研究和社会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学的方法论,其中叶维廉起着开创和奠基地作用。从1971年起,他在<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等论文中,用不同的模子和园来代表不同民族的文学。他认为在模子内或圆内是无法看清真相和进行比较的,只有把两个圆相交,发现其叠合部分,这才能看清民族文学的特质,也才是真正的比较。他批评有些学者引用西方文学观念,提出“‘浪漫主义者李白’、‘从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看屈原’、‘颓废派诗人李贺’、‘唯美派诗人李商隐’或‘李商隐诗中的象征主义技巧”之类命题,“讨论启悟性不大,他不能引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文化交融领域”,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必须兼及两方传统文化中历史的延伸态及美学结构”,比较文学即具有这种功能。(7)从七十年代初起,以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颜元叔以及美籍华人梅祖麟、高友工等用英美意象派和庞德理论即所谓“新批评”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之中也搀杂着结构主义、比较研究和弗洛伊德、荣格性心理学等成分。其中梅、高着重于用新批评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颜叔元则着重于用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具体作品。1972年,由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创刊,它为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提供了的一块实验园地。从当年起,颜氏陆续在《中外文学》以及《中华日报副刊》、《中央月刊》、《现代国家》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新批评”方法对李白的《把酒问月》、《月下独酌》、李益的《江南曲》、朱庆余《近试题张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杜甫的《咏明妃》等古典诗词作出新解。在<分析李白的两首诗>(中外文学7卷9期)中作者主要采用新批评的意象和逻辑结构分析法对李白的上述两首诗作出新解。作者认为,在《把酒问月》中包含着三个主要意象,“这便是‘月’、‘酒’与‘人’”,“而从这三个意象间关系的互相消长,便形成了全诗的推理过程(即逻辑结构),而全诗的主题由是生焉。主题就是:月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短暂与永恒对比所产生的遗憾,唯有借酒掩盖着”。作者还从这种分析法出发,将李杜诗歌做一比较:“李白的诗,逻辑结构较强,局部字质则较弱。他的诗的张力,来自全篇的逻辑结构”,“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不同之处,在于杜诗局部字质较强,逻辑结构弱。杜诗的张力来自一行之内或邻行之间辞字所形成的矛盾”。在《月下独酌》中也作出类似的新解:作者认为,诗中的“月既不解饮”并不是指月亮不会或不能饮酒,而是“月亮不了解李白的饮酒哲学,不不了解李白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月是个麻木不仁、无感无知之月”,“所以他与月的关系仍是无情的,仍是有差距的——有类别上的歧异。所以,李白虽然引月为友,却没有获得友情的温暖,因为月是月,李白是李白,两者交融不起来“。作者同样由此出发,将李杜诗歌做一比较:“我很难想象李白会写出杜甫那样的句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对李白而言,溅泪的只会是人,恨别的也决不会是鸟”。由于对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认知上的不同,特别是对颜元叔用“性暗示”来解释“梨花一枝春带雨”、“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招致叶嘉莹、魏子云、徐复观等人的不满,从而引发一场新批评之争。关于这场争论,我在小著中有较详尽的介评。(8)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争论的双方都承认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存在的弊端,而且必须用西方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来补救。颜元叔自不必说,叶嘉莹亦主张“接纳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来为中国旧诗的批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9)徐复观也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虽比西方出现早,但西方的文学批评“有系统的理论结构”,而中国的文学批评“始终停顿在结论性的简单语句上,使现代人不易把握”,“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出一个新局面,这些年来,我一直属望于对西洋文学研究的先生们”。(10)正因为如此,这场历时五年之久的虽于八十年代初渐趋消歇,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引发了一部分学者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重新审视,也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多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如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宋代李白诗的流波与影响>、<李白《蜀道难》阐释史研究>,龚鹏程〈由李白诗歌诠释史看诗的现实性与超越性〉,许东海<李白乐府歌行的诗赋融合>,施逢雨《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等,甚至促使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如龚鹏程、周庆华等在九十年代开始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的重新建构。

  港台的李白研究在研究方法的变革上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有比较自觉的方法论变革意识。杨文雄在《李白诗歌接受史》的“绪论”中坦言:之所以要将书名称为“接受史”而不叫“研究史”,“这是受到西方文学理论接受美学影响的缘故”,是要借此“改写文学史”,实现由传统的创作论“向‘读者文学史’转化”,实现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作者认为“必须吸取接受美学理论,从‘效果历史’的角度去拓宽李白研究的新视野,去除历年来对李白的误会,建立‘审美中心’说,李白研究才能出现新的局面”。(11)吕兴昌的硕士论文《李白诗研究》,在“代序”中就强调其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以结构主义的研究法作为基础,再视各种特殊的情况酌用其他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解析”,并把“态度、方法、感想”作为这篇“代序”的标题,认为“最重要的是,不管使用那一种方法,所有的分析解释都必须回归到作品本身意义的展现上,绝不能喧宾夺主地把文学当作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材料’”。(12)以此来强调与传统的历史批评方法的区别和对方法论的重视。杨文雀硕士论文《李白诗中神话运用之研究——以仙道神话为主体》(辅仁大学1991)专门针对李白的游仙诗和神话典故的运用,探讨其运用背景、方式、主题和境界。全文围绕这个主旨分为六章,第一、六两章分别是绪论和结语,中间四章分别是李白运用神话的背景,李白神话运用的结构方式、语言表现、主题与境界。作者认为:深受道教文化的熏陶和善于运用神话素材,是形成李白雄奇、飘逸风格的主要因素。“近人在涉及李白神话部分的研究,均环扣在李白与道教的关系上”,而作者的“主要焦点则放在作品的本身分析,以期窥探想象力惊人的李白,在道教文化的熏陶下,如何以天纵的才力,驾驭神话素材,经营出神思飘忽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对当代社会的观照”(13)例如在第三章“李白神话运用的结构方式”中,将李白的游仙诗分为四类:幻游另一个世界的游仙诗作;实际游名山而惶惚登仙的经验;与高道、道友结交的作品,以游仙道体制为隐喻。作者认为最后一种“是李白最为创新的一种手法”。至于道教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作者认为主要是道教的“存想思神”的想象神袛活动。“李白神话素材的运用,约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可见道教对李白创作影响之深远”。(14)至于其研究方法,作者声称是“以作品为重心,,一是以心灵的象征物——语言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一是透过经验材料与想象,还原作品的象征意涵和情感价值”。除此之外,还参用“神话诗的研究方法”,“社会文化史研究法”,“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15)

  第二、多作比较研究、体类研究乃至跨类研究。

  这在博硕士论文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如林贞玉《李白文学之研究》的硕士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82),主要采用接受美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李白对韩国李朝时代的时调和歌词的影响以及韩国诗歌文学接受李白诗文之背景和原因。作者指出:“唐朝诗人中,李白尤为韩国时调作家所爱戴,李白以酒为主题的‘把酒问月’、‘襄阳歌’、‘将进酒’等尤其给韩国时调文学以极深远的影响”。在现存的二百多位作家、三千三百四十首时调中,“以酒为题材,吟咏闲居的作品占绝大多数”。韩国的歌辞“受李白的影响也达五十项之多。从韩国歌辞文学的最高峰郑澈、尹善道、朴仁老到一般平民不分老少嗜读李白诗文来看,李白带给韩国文学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6)叶励仪的《李杜诗歌之历史人物形象探讨》(东海大学1998硕)则专门将李白、杜甫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态度加以比较,并分析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论文分“仅出现于李白诗歌之历史人物”、“仅出现于杜甫诗歌之历史人物”和“李杜诗歌之共同历史人物”三个部分加以比较。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是“政治活动主题影响着李白的人际世界”,而“史家关怀主题则影响了杜甫所选择的人物形象”。杨启高的《唐代诗学》(正中书局1967)专门列“李杜比较”一章。期刊论文则有蔡玉兰<李杜诗艺比较论>(台南师专学刊1期1979),黄清章<李白《羽檄如流星》与杜甫《兵车行》之比较研究>(中国文化月刊222期1998。9),香港李直方<李白与谢脁>(人生杂誌31卷1期1966),王家鸿<歌德与李白比较>(东方杂誌2卷5期1968)等。颜鹂慧《李白安史之乱期间诗作研究》(政治大学1994硕)是篇时段研究的专论。作者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内容上“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出现更多忧时伤世的作品,且其中呈现许多与过去形象不甚相同的表现”;在表现手法上,如何处理“时空距离的幻化”和传统“赋比兴”手法的翻新;对从璘事件的重新检讨。体类研究方面则有杨静宜的硕士论文《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研究》(中正大学1999),卓曼菁〈李白游侠诗研究〉(台湾大学1995硕),钟雪萍《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研究》(东吴大学1985硕),林庆盛《李白诗用韵之研究》(东吴大学1986硕),杨文雀《李白诗中神话运用之研究——以仙道神话为主体》(辅仁大学1991硕),陈丽娜《李白咏物诗研究》(东吴大学1987硕),张荣基《李白乐府诗文研究》(东吴大学1987硕)以及孙克宽<李太白的五言古诗>(中国诗季刊1985。3),陈定玉<天际白云自舒卷:李白五律艺术论>(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等。

  喜作文体之间的跨类研究,探讨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流变,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一个很明显的特色,这在李白研究中也有表现,如许东海<李白乐府歌行的诗赋融合>(隋唐五代文学论文集,中正大学1998)和<从李白赋论李白诗歌的时空特色>(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1997。12)。前者以歌行为例,着重探讨李白如何在诗中采用赋体手法来铺排和融赋入诗;后文从李白早年的赋作来探讨李白诗与辞赋文学的关系,从而说明辞赋文学如何对李白诗歌的时空表现手法形成了独特影响,以及这种手法与李白诗歌豪放特质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在强调研究方法的变革前提下,并不排斥文献学和知人论世等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在两者的结合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力求“旧学细论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施逢雨的《李白生平新探》原是其哥伦比亚的博士论文(1983),经过十年多修改订补,1999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该书是旧学和新知相结合的一个成功尝试。全书四章,分论李白的家世、生平、政治活动和与道教的关系。其中着力最多的是对其家世及生平疑点的文献学探考。关于李白家世,作者的结论是李白出生于“四川一个普通甚至寒微的家庭”,至于李白所称是皇族、陇西李皜之后,“是李白编造故事冒认大姓,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个性以及适应现实的方式”,而且连李唐王朝出自陇西李氏也都是出自“冒姓以提高社会地位”的需要(17)。我认为有价值的并不在其结论,而是他的分析论证方法。由于是在美国的大学做中国诗人的博士论文,作者采用一种类似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把历来“具有相当权威性,并因而一直受到重视”的四种说法(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分成三个部分逐一分析、对比,并以相关资料对此核实旁证,予以筛选、淘汰,以至注释与正文几乎对半,有时连续几页皆是注释,后面还附了个《李白家世对照表》。以文献学为基础,采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这种新旧折中商兑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在“安陆十年”、“长安漫游”等章节之中。这种结合在新一代的博硕士论文中表现的也很充分,杨静宜的《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研究》是篇学位论文(中正大学1999硕)。全书分为六章,除绪论、结论外,中间四章分别是:李白生平与感时伤逝情怀的关系;导致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的因素(这中间又分时间季节、登临送别、历史人物和古迹);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的内容;李白因感时伤逝而产生的人生观和具体作为。作者先作大量的文献学资料收集和历史社会背景的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抽出人物心理情愫,探讨他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李白诗作的倾向和自身行为作出较为深入也较为合理的解释。例如,作者将李白感时伤逝之作逐一收罗共得二百四十首,然后按生平经历分为五个时段逐一加以考察:其中年初期感时伤逝情怀诗歌出现相当平均,每一年约四、五首;天宝三年赐金放还,这年此类诗作达十五首,是以前的三倍;此后的两、三年间每年也都有十首左右安史之乱开始的天宝十四年到至德元年这两年间共有十二首,而乾元二年流放夜郎这一年间就有十七首。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李白诗中的感时伤逝情怀与他的遭遇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作者再分析导致这种情愫的节候物色、情境、历史诸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观和作为。而且,作者是有意识去作这种新知与旧学结合尝试的:他在“绪论”中专列“研究范围与方法”一节,强调其研究方法是宏观与微观点结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导致李白感时伤逝情怀的因素”,“从微观的角度对李白感时伤逝情怀的作品进行分析诠释,作文学史式的研究,以探讨李白诗歌中感时伤逝情怀的内容,及李白因感时伤逝而产生的人生观和具体作为”。(18)作者所说道宏观与微观,实际上也就是把文献学研究与宏观把握、内心探求结合起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彭正雄、彭雅铃〈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汉学研究通讯总56、57、58期);何永成、黄淑雯〈1958——1993台湾地区隋唐五代博硕士论文目录初稿〉(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四期,251页。
(2)台湾大学陈恩绮,论文题为《杜牧之研究》,见何永成、黄淑雯〈1958——1993台湾地区隋唐五代博硕士论文目录初稿〉(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四期,251页。
(3)增加的三所大学是辅仁大学、政治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
(4)据汉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通讯》2卷2期—7卷2期〈台湾地区博士题名录——汉学部分〉。
(5)<论唐代“集体意识诗用”的社会文化行为现象——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会议论文集》(成功大学1999),页33。
(6)徐复观<诗词的创造过程及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它>,《中国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65
(7)<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应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卷5期。
(8)《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上卷),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迦陵谈诗二集》,东大图书公司,页73
(10)<从颜元叔教授评鉴杜甫的一首诗说起>,《中国文学论集续集》学生书局1984,页186。
(11)《李白诗歌接受史》第一章绪论,五南图书公司2000,页1。
(12)《李白诗研究》“代序”:态度、方法、感想。
(13)杨文雀《李白诗中神话运用之研究——以仙道神话为主体》“绪论”,页1、5。
(14)同上,第三章,页69;结论,页297。
(15)同上“绪论”,页12-13。
(16)林贞玉《李白文学之研究》页205~206。
(17)《李白生平新探》台北。学生书局1999,页58、47。
(18)杨静宜《李白诗歌感时伤逝情怀研究》“绪论”,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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