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中兴始于何时——评沈松勤著《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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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沈松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78.00元

  词学研究,已形成一种朝代分期的思维定势。研究词史,习惯根据社会政治史的朝代更迭来对词史进行分期。朝代更替,为国人所熟知,故词史、文学史附着于朝代,易于感知。但朝代的分割,给词史研究带来两种困境。一是易代之际的跨代词人,属上属下,难以两全。如张炎,生于宋元之间,研究宋词的,把他作为宋代词人的殿军来看待;研究元词的,则把他视为元词的先行者。旧朝新代,都想把他“争夺”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跨代词史的有机进程,常常被人为割裂。如五代宋初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的词史,我们习惯于从新朝开始思考词史的起点;而其实新朝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词史跟着重新出发,而可能只是前朝词史的自然延续。

  比如,清词中兴,是现代词学史的共识性命题。上世纪30年代,胡云翼《中国词史略》即下判断:“清词在词史上实被称为词的复兴时期。”陈乃乾《清名家词序》也说:“清代三百年间,问学之业绝盛,经史词章,远迈前代,词亦勃然中兴。”本世纪以来,学者们仍持同样的观点,如孙克强所著《清代词学》,立有专节讨论“清词‘中兴’”;沙先一、张晖合著的《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也开宗名义指出:“清词是继宋词之后的又一高峰,词史上号称‘中兴’。”

  然而,清词中兴,始于何时?成于何期?看法则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清词中兴,始于甲申之变,陈子龙首开其端。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叶嘉莹先生完全认同龙榆生的看法,并将清词中兴的具体时间节点定在1644年的甲申之变。其《清词丛论》说:“清词之所以有中兴之盛,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实在正是由于明清易代的惨痛国变所造成的结果。”作为引导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陈子龙,虽生当明清异代之际,但其词作的剧变是在明朝江山倾覆后的清初几年。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康熙年间的朱彝尊、陈维崧诸大家开始振兴清词。杜文澜《憩园词话》即说:“有明一代,未寻废坠,绝少专门名家。间或为词,辄率意自度曲,律因之益棼。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如朱竹垞、陈迦陵、厉樊榭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第三种意见是,清词中兴,始自常州词派的张惠言,而成于周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词盛于宋,亡于明。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于本原所在,未能穷究。乾嘉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独词也乎哉。”这三种看法,都是将清词中兴的起点定在清代,只是时间节点早晚不同而已。

  而沈松勤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则打破断代的局限,将跨越明清两代词的“中兴”史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来考察。他认为,清词中兴,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兴的起点,并不是在甲申之变后的清初,而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的明末。清词中兴的进程,经历了明末四十年和清初五十年,具体时间是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至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为时近一个世纪。

  将清词中兴的起点定在万历三十年前后,沈松勤教授有两大理据:一是此时的词体体制意识自觉形成,《诗馀图谱》和《啸馀谱》开始盛行。以往词被曲化的局面得到扭转,词体的“法律”全面恢复,词从“不合度”向“合度”转变,从“不工”向“工”转化,从根本上孕育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二是天启、崇祯年间,专力为词的人数渐多,词的专集之风兴起,并确立了词境、词风发展的新方向,从而开创出词坛初盛的局面。

  早在清初,当时的词选家就认识到词体的中兴,起始于万历三十年以降的明末。顺治十七年(1660)邹祗谟和王士禛合编的《倚声初集》,入选词人476家,其中430多家是由明入清的词人,而这些词人词作,都“仿佛乎两宋之盛”。邹、王编选词集,“网罗”近“五十年荐绅、隐逸、宫闱之制”,目的就是要保存和呈现“仿佛乎两宋之盛”的词史。康熙二十五年(1686)蒋景祁编刻《瑶华集》,入选明末清初之际506位词人2400多首词作,旨在突显“今”词之“盛”。也就是说,《倚声初集》和《瑶华集》有意识地以选本的形式,呈现明清之际词坛的盛况,昭示词人的群体性崛起。认为词体中兴之路早在明末就已启程,今天看来是惊人的新见,其实是渊源有自,既有坚实的史料依据,也有前贤的理论支撑。

  沈松勤教授打破断代思维定势的局限,认为宋词繁荣之后,词坛中兴的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而是属于“明清之际”。虽然跨越两代,却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发展阶段。这对重构中国词史、打破朝代词史观的书写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宋末元初词坛,时当13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朝代的更迭不论,将13世纪下半叶作为词史的一个完整阶段来看待,那么,既可以避免张炎等人是宋尾还是元头的争夺,也可以避免词史发展进程的割裂。此时的词史,实已进入第一个发展周期的尾声,张炎没有改变词史发展的方向。张炎之后生长于元代的词人,同样没有重启元词发展的快捷键。整个元代,词史按照惯性滑向衰微。打破朝代分期的词史观,词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就不会囿于固有的观念而被遮蔽或割裂。

  作为多年覃思精研的力作,沈松勤教授此著不止是打破了朝代分割的思维定势,同时打破了词史、词学研究分疆而治的格局。历来研究词史的,只注意词作的发展史,很少关注词的创作与词选、词谱、词论的关联;研究词学的,也很少注意词史的发展与词学的互动关系。沈松勤教授将词学研究中的词谱之学、词选之学、评点之学纳入词史研究的视野之内,从中寻找明清之际词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他发现,明清词的发展运行机制,与唐宋词有所不同。明清之际,词史的中兴得益于词学研究的推动,同时的词谱之学、词选之学,为词体创作提供了词体规范、学习样本和追步目标。评点之学,既提升了词人的声誉,也明确了创作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张綖的《诗余图谱》和程明善的《啸余谱》,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在“怎么填词”中恢复了词的“法律”,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而《倚声初集》等词选则展示了“词写什么”和以什么风格书写,以选学的方式谱写了自晚明至顺治年间“正声”与“变调”兼具并行的历史。同期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词集评点,不仅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也推动了词的创作,其中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词学与词作的共生互动,成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内在动因。

  沈松勤教授此著,不止是深化了清词发展进程的认识,更双向打破了词史研究中传统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格局,具有方法论的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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