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疏勒城唯一城门找到

 再次证实新疆奇台县石城子就是耿恭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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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陶窑址。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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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罐。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间又过去了两年。放眼望去,满山的麦子早已收割完,只留下整齐的麦茬。空气是冷飕飕,天空也是阴沉沉的。几天前的一场暴雨,让道路泥泞难行。

  这里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石城子遗址所在地,因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

  当汽车翻过一道梁,考古发掘工地映入眼帘时,一个巨大的缺口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我们今年发掘出的城门。史书记载,这是汉代疏勒城唯一的城门,当年东汉名将耿恭就是站在这个城门上拒绝匈奴劝降的。也就有了岳飞后来写就的诗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勇笑着说道。

  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奇台县第一次全县文物普查时发现,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石城子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启动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本体和周边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大致明确了遗址本体及周边遗存的分布范围。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传统和遥感、探地雷达、电法、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勘探,并对可能存在的遗迹区域进行了扫描。

  石城子遗址涧底蜿蜒流淌着的麻沟河,与史书中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相互印证。从地理位置来看,从石城子遗址翻越天山后即可到达柳中城,中间有多条道路可以交通,便利汉军相互支援。根据这几年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参鉴相关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基本认定石城子遗址就是汉代的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依地势而建,北高南低,起伏较大,遗址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长约380米。北城墙和西城墙保存完整,东、南部临深涧,涧底有麻沟河向东绕北经黑沟流向新户梁。遗址易守难攻,最高点在东北部。站在这里,周遭动静尽收眼底,地势险绝,军事防御色彩十分浓厚。城内依托北、西城墙建子城,印证了晁错在《言守边备塞疏》中所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的边城形制,弥补了单一城墙防御的缺憾,同时在城上建角楼,城外建马面、护城壕,也构筑了“金城汤池”的城郭模式,军事遗存的性质十分显著,战略意义重大。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石城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竟然有了重要发现。“我们今年的发掘范围涵盖城门门道及内侧遗迹区,以及城西墓葬和陶窖。清理出门道1条、门墩2个、房址4间、柱洞35个、柱槽7个、排插柱20个,踏步3条和沟槽1道。从现在发掘的情况看,当年疏勒城的门道顶部已坍塌。门道四壁都用土坯包砌,表面抹草拌泥,底部在草拌泥上涂白灰,白灰上再涂抹红色颜料,最多有5层草拌泥和10层白灰。门道两侧对称分布排插柱,柱内残留有烧焦的朽木。”吴勇说。

  在发掘现场,记者看到,门道内有大量坍塌的瓦片和土坯。从保存现状看,城门有过两次修建过程。门道底部残存木质门限和门枕均已烧焦,留下许多烧黑的痕迹。门道长13米、宽4米;门限长4米、宽0.16米;门枕长1.8米、宽0.1米。门墩构筑结构与城墙一致,均为夯筑。南、北门墩分别长6米和5.8米,夯层厚约9至13厘米。

  “从现在发掘的情况来看,当年这里的战斗非常激烈。第一次城门被攻破或是被火烧后,驻守在这里的守军匆忙间又修复了城门,才有了现在两次修建的现象。”吴勇说。

  在城门内,有4间房屋。其中一间房打破了另一间房的结构,屋内地面上残留有大量坍塌瓦片和少量的陶器残片。瓦片下有红烧土、灰烬、木炭等,火烧痕迹明显。个别房屋内有柱洞。柱洞和柱槽主要分布在城墙外侧边沿、房址内部,部分柱洞内残留有木柱和柱础石。踏步呈阶梯状,夯筑,一些台阶上还残存有平铺的木板,木板均已烧焦。沟槽略呈梯形,西宽东窄。

  “这些大量被烧的痕迹可以更清晰地说明,当年城门是战斗争夺的重点,曾反复被烧毁。从史料记载上可以得知,当年汉代疏勒城只有一个城门,就是这个城门,所以争夺得最厉害。而且从现在的发掘情况来看,疏勒城被严重地烧毁,可能就是耿恭他们离开后,这个城被再次烧毁了。”吴勇说。

  从今年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城内可能没有前几年发掘出土的文物多,但也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铁器、石器和五铢钱币1枚,均为汉代遗留。板瓦、筒瓦的表面均有绳纹,内壁布纹或菱格纹。瓦当当面基本为云纹或变形云纹图案,个别饰几何纹。陶器有碗、钵、盏、缸等,均为轮制,夹砂灰陶,素面。铁器均已残朽,形制不辨。石器则均为石磨盘。

  “今年最主要的发现是在遗址外西部高梁上,我们在那发掘了10座墓葬,一座殉马坑,一处陶窑遗址和一座清代房址。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二层台墓。其中竖穴土坑墓6座,竖穴偏室墓3座,竖穴二层台墓1座。墓主人皆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大多朝西,葬具以槽形木棺为主,竖穴二层台墓内的葬具则为榫卯结构的木棺和木椁。随葬品以陶器和铜器为大宗,另有五铢钱币2枚。陶器皆为轮制,素面,部分表面有戳刺纹或附加堆纹。器表有明显的烟炱痕迹,均应为实用器。铜器以戒指、耳环、铜镯、带扣等饰件为主,锈蚀严重。个别墓主人头部随葬羊骨。”吴勇说。

  在墓葬北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陶窖遗址。陶窑由前室、火门、火膛、窖室和排烟设施五部分组成。从窖室内清理出土板瓦、筒瓦、瓦当、方砖、陶器等遗物。其中板瓦、筒瓦、瓦当等遗物的制作工艺和制作图案与城址内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

  “从这处发现的陶窑遗址可以看出,疏勒城当年使用的许多陶器都是在当地生产的,形制等都是按汉代的形制生产的。几年前我们在疏勒城内发现大量瓦当、筒瓦时就怀疑,这些建筑材料一定是在当地生产的,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吴勇说。

  站在疏勒城城门上,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山梁和沟谷尽收眼底。再看看脚下被烧毁的城门,思古之情油然而生。遥想当年,耿恭等守军为了民族大义,靠着坚强的意志,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竟然坚守7个多月时间,3000多人马最终只剩26人被营救,回到敦煌只剩13人。这一壮举一直受到后人敬仰,更被文人所歌颂。这让人想起了宋代李龙高的一首诗:落落丰标霁月怀,棱棱寒碧隔风埃。耿恭也有孤高节,岂但苏郎齿雪来。(本报记者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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