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陈尚君:亲身经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这40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40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40年,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报选择学术文化领域变动较巨、成绩较多的若干板块,约请相关专家从个人亲历和见闻切入,回顾这些板块40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绩,反思其得失,展望其未来。

  王学典、陈思和、叶延滨、梁涛、陈尚君、李红岩、臧铁军、杭间、顾家宁等学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国学、诗歌、长篇小说、学术史、唐诗研究、史学、高考制度、设计思想等领域40年发展历程的独到观察和思考。

  四十年前的1978年10月,我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二年级工农兵学员,考入本系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开始专业学习与研究。四十年间经历的学风变化,认识卓有成就的前辈、同辈与晚辈,阅读中外无数独到的研究,自己也蹒跚前行,希望有所成就。回头来看,同仁与自己取得的成就,当时完全不能想象。就唐诗研究来说,可以负责任地说,总体成就远远超越了前此千年,有许多新的变化与建树。所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据刘大白作词之复旦校歌),就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就是每一位学者按照自己的师承、禀赋与兴趣,经营自己的研究,灵心独运,见解杰出,遵循规范,即足名家。无论宏观微观,欣赏评论,商榷字词,雌黄人物,都有各自成就,我难以作全面概括。以下仅就我所熟悉的文献建设、生平研究、文本校订、真相追究诸方面,写出我的经历和感受。

  一、我的学术起步与初变

  遭逢“文革”,学校停课,务农八年,艰难备尝。也胡乱看些书,不成统系,更谈不上学术。恰遇机缘,幸运考取研究生,真的毫无根柢。学习途径一是老师传授,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三是全方位关心新出的书籍期刊。

  导师朱东润先生,成就主要在传记文学与文学批评史,给我确定的方向是唐宋文学,主要是读作品,以《唐诗别裁集》为主,重点是杜甫。朱先生学问博综古今,尤谙英国文学,讲文学更重知人论世,读作品务须理解时代寄意,对一切传统有定说之问题,都有独到而新鲜的见解。坦率说,以我当时的基础,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议论与治学方法。最近十多年写了许多介绍老师的文章,主要是后来参悟所得。王运熙先生负责基础课。他的治学从容温厚,自我定位是释古派,尤推重四库提要之中肯平允。对初学如我,体会到进学初阶之正途,即应通文献学以把握群书,读四史、《通鉴》以知古今兴亡与诗人生活环境,知儒、释、道以知文学家之思想渊源。如唐诗研究,则要熟读作品,参考史传笔记,了解前人之评价分析。研究之入门书籍,除各家别集与选本外,则应据《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知作者生平与写作本事,据《唐音癸签》知唐诗体制与技法,据历代评点知作品评价。另一位接触较多的陈允吉先生,关注佛教与唐文学之关系,思理绵远而深邃,为学绝不愿随俗肤浅,告我以学界之万千变化,示我以学术之庄严森密。

  那时谈文学作品,最喜欢谈思想艺术成就,我也难免俗。读研第一年老师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交文三篇:其一谈离蜀原因,将严幕参谋与检校工部员外郎分为二事,揭发老杜入京中途因病滞留之真相,发宋以来未揭之隐;其二谈思想变化,其三谈诗歌成就,皆未有特见。此我之首次学术文字,让老师看到还有培养希望,但也不尽满意,仅其一增订后以《杜甫为郎离蜀考》发表。

  1980年前后,国内学术复苏,从清末出生到文革后就学者的五六代学者都很活跃。我那时广参博取,看得多而写得少,最关注的是钱仲联、任半塘、夏承焘、程千帆、唐圭璋、孙望、萧涤非等学者的论著,从中体会治学路数。孙望发表一些唐人佚诗,我据《佩文韵府》查得的线索加以纠订,所写文字,1982年孙著《全唐诗补逸》有引用。1980年首度发表论文《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是对任注《教坊记笺订》的补充。次年发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是在发现夏著《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之重大罅隙后写成。就文献视阈或考订方法来说,并无新意。夏著是词人生平研究的典范著作,从后来发表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来看,他的早年生活一边是词人雅集,风流洒脱,一边是笺札群书,搜聚词人史料。集聚渐多,铺排成文。阅书远超一般词家,但取资尚难穷尽史料,排比也未尽精密。

  那时注意到傅璇琮先生从《刘长卿事迹考辨》开始的系列论文。研究对象未必是一流作者,许多诗人连生年都难以确定,他以可靠的记录梳理传说之讹误,用若干可信的事迹点,重新勾勒诗人生平,进而全新地解读诗作。1980年他的这些论文结集为《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前言说明研究视野受法国社会学派影响,关注伟大作者身后的艺术群体,文献考订取资与方法,受唐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的影响,在解读文献、精密考订方面都新意迭出。那时候《陈寅恪文集》已经出版,不难得到,岑书出版尚少,我记得读他在《史语所集刊》诸文是在徐家汇藏书楼,看到他对所有唐代存世文本不弃涓滴的精细求证,多有启发。1982年,更见到傅先生与友人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为86种唐代基本文献做了精密的人名索引,用书涉及正史、全唐诗文、唐人选唐诗、缙绅职官谱、宋元书志、书画、杂史、方志、僧传僧录等方面,大大拓宽了可取资的领域,也让前人群书谙熟于胸的绝学,有了人人可以掌握的工具。许多书粗看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元和姓纂》,是本错误百出的人名世系谱,岑氏《四校记》广搜每个人的点滴记录,汇聚事迹,但不录原文,利用不便。我曾将此书抄过一遍,方理解正史只提供大人物传记,次一等人物仅零星提及,《元和姓纂》则提供了唐代士族社会各家族之谱系,揭示了所有人物的社会联系,对主要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诗人群体研究,至为重要。再如宋元方志中保存有许多地方官任职的题名碑,仅有何年月日到任卸任的记录,毫无文学性,但如与唐诗题目中的官名对读,则可确认所赠为谁,写于何时,对确定诗人行踪与该诗本事,极其重要。

  1986年以前,我与学术圈接触很少,只是宅在学校读书体会,看到上述变化,也尝试进入自己与前人都不熟悉的领域。可以提到的工作有二。一是1985年末在《文史》发表四万多字长文《〈全唐诗〉误收诗考》,引书逾三百种,考出伪诗逾六百首。二是完成《全唐诗续拾》第一稿,相当于前人辑佚之总和。前者先刊,其实是后者的副产品。后者则将从王运熙先生那里听来的据目录以治学一途,充分发挥为全面调查唐人著述之存佚总目,在此基础上遍检群籍,利用各种工具书发现线索。上举那本《综合索引》,在遍检宋人总集、方志、类书时,始终放在手边披览。《〈全唐诗〉误收诗考》中大量问题之发现,是将这本索引与当时大陆学界还很少知晓的台湾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逐人对检的结果。

  二、八九十年代唐诗文献研究的总体成就

  我参与唐代文学圈的起点是1986年4月,参加洛阳主办的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以往仅读文字的作者得以认识,自己的工作也被圈内所认可。当时学会会长程千帆先生在某日早晨专门来看我,认为我的一篇《杜诗早期流传考》将他早年写《杜诗伪书考》时的一些困惑作了解答,让我大感荣幸。

  那前后的几年,真可以说是唐诗研究空前繁荣的阶段,各路学者,各种流派,纷纷按自己的理路与心得,表达各自的见解。新方法,旧习惯,都有重大的收获。可以提到的,有程千帆与学生合作的杜甫研究,罗宗强结合批评与创作的唐代文学思想研究,陈伯海立足明清唐诗阅读史的唐诗学研究,傅璇琮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所作长卷般的描述,陈允吉对唐音佛理的深究。更年轻一些学者,则可以提到葛晓音、赵昌平、董乃斌、莫砺锋的工作。就文献层面说,一是大中别集之整理与笺注,仅李白就新出了三种全注本;二是基本史料之整理,前述唐人缙绅录一类著作,大多有了新整理本,配有索引,方便引用;三是新文献之发掘,大端是石刻文献与敦煌文献,相对之普遍重视较晚一些。我那时做唐诗辑佚,上海看不到敦煌胶卷与影本,做唐文补遗时,仅能利用影印不够清晰的《敦煌宝藏》。敦煌诗卷的整理,到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出版,才告一段落。而石刻文献,最初只能利用少数图书馆的拓本。记得当时郁贤皓据石刻考定李白诗中之崔侍御,周勋初《高适年谱》据墓志考知高适是高宗时名将高偘之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诗人与作品研究。我在前人基础上做唐诗辑佚,新见作者约七八百人,加上《全唐诗》所收者,大约3500人。又可分为大中小作者之不同。大作家史料丰富,可以排出详密之年谱,如卞孝萱《元稹年谱》、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皆足为典范。其他二三流作家之生平考订,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在笺解元代辛文房这部重要但很粗疏著作的框架下完成。傅先生自著约四分之一,其他部分约请苏州吴企明、徐州吴汝煜、胡可先、南宁梁超然、厦门周祖譔、吴在庆、贾晋华承担。各家对文献之把握稍有差异,考订精密也有不同,总体完成400位唐诗人生平之梳理,结论大体可从。陶敏先生与我,与傅先生熟悉稍晚,在全书出版后作了一册补正,陶立足唐人存诗之解读,我补充正编未引之僻冷文献,有不少发明。其他存诗不多的小作者生平之勾稽,则由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来承担,参与者除前述三吴一贾,还有宁波金涛声与复旦陈允吉、卢苇菁。我认识周先生时,主体部分已约出,但允诺由我作补遗,居然写出约2000则,许多均为首次揭出。1990年,学会年会在南京召开,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商请由《唐五代卷》诸作者执笔一般诗人,书先出,未清晰说明,引起一些议论。

  唐诗辨伪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创获。清编《全唐诗》虽沿用三百年,其基础是明人累积形成的唐诗文本,鉴别未精,凡前此有一种书引录说是唐人诗,就视为唐诗编录。唐诗本身流传千年,家喻户晓,从作者自己改写,到唐宋民间传播,宋以来编次唐诗者之任意改动,特别是明代在宗唐风气下,编刻唐诗成为商业射利行为,错讹更加严重。历代学者均有零星考辨,但从未有如最近四十年,作为系统工程来加以辨析。从已经揭示者来说,传误类型可以分为传讹互见、依托造伪、传闻歧变、传诵异辞等多种类型。所谓传讹互见,指流传编录中由于抄写、版刻、脱页、疏误等造成一诗分收在两人名下者,据佟培基统计,《全唐诗》此类情况有6800首。所谓依托造伪,或未必有其人而编造其神异故事,或假托名人而为其附会假诗,甚至故意商业造假,声称得古本唐诗,其实杂采宋元明诗以成编。前引拙文《〈全唐诗〉误收诗考》仅揭开冰山一角,其后陆续发现戴叔伦、殷尧藩、张继、唐彦谦、牟融等诗集或全伪,或半伪,作伪手法也千差万别。唐诗女性作者仅占全部作者百分之四,约150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伪造的。传闻歧变或指编造诗人的有趣故事,或涉唐诗之风情本事,作品也不免割裂变异。传诵异辞则指作品流传中的脱落、割截、改写、补缀、编选等原因造成的文本变化。对此,宋人多数态度较庄重,如《文苑英华》之宋校及同时成书的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坚持维护古本,指出问题,不作随意改动。明人学风浅薄,唐集刊刻最见轻率,取资既窄,鉴别更疏,造成大量人为的错误。要作这些鉴别,真是一项大工程。比方值得称道的佟培基著《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涉及问题的最初记录,依靠河南大学及其前身开封师院时期积累的从《全唐诗》首句索引,到每句索引的大量基础工作,再反复比读每一首互见诗,在不同作者名下的编录轨迹,分析两造证据中作出判断。这样的结论,多数可以信任。《二十四诗品》辨伪,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提出的。

  唐诗文本的写定,不是一蹴可就的工作,需要不断积累修订。重要作家别集或全集之校订笺释,是繁重而复杂的工作。许多没有前人全集校注的别集,如卢纶、郑谷、张祜、王建、姚合都有了新注本,孟浩然有四家注,韦应物和卢照邻有三家注,皆可称道。大家别集在前人基础上有了代表当代水平的新本,可以特别提到的是白居易、韩愈、李商隐诸家高水平的新注。《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是慑于康熙偈颂非诗的误说,将《唐音统签》已经辑录的作品剔除。敦煌发现大量王梵志诗写本,证明其诗在民间有巨大影响力,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达到很高水平。

  三、《全唐五代诗》编纂的曲折过程

  上举唐诗考订研究的各项成就,大多以个人学术论著的方式,在小范围内流通,一般读者不易理解。且因不是一家之成绩,在任何一个细节问题上,都会有各家不同的意见。参与研究的学者,掌握文献与研究能力高下悬殊,在当时学术环境下,海外文本与研究接触尚少,文献检索更缺少科学手段,学者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也未曾幸免。必须有权威的工作总结已有成绩,让一般读者也能便捷地掌握全部可靠准确的唐诗,是当时一代人的共识。

  河南李嘉言于1957年建议新编《全唐诗》,他的方案,1989年春再次被提出。当时,我的《全唐诗补编》完成定稿,总补诗超过6000首,已在中华书局付排,虽然当时仅是不满40岁的讲师,有关的各次会议几乎全部参加。在正式立项前,1989年在河南开会两次,1990年在常熟与西安各开一次,此后在苏州、南京开过几次。依托单位,初拟河南大学,后改苏州大学,再改为二校合作。前期中心人物是傅璇琮,但他因领衔《全宋诗》未完成,改为周勋初领衔。1992年秋在高校古委会立项,确认由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六人为主编。具体分工始终不变的,是我负责除两百家有别集传世作者以外所有小作家诗歌的编录,所承大约为3300人。那两百家约请全国各地有深入研究之专家承担,两校负责普查、复制版本与定稿。全书之凡例,1991年春我在南京大学起草,记得很清楚,那晚所有人去看苏昆剧团演出,我没去,写成初稿。工作细则,我写两万多字,原稿还在手上。样稿印了三家,我做了唐太宗和李峤,吴企明做了王建一卷。清编《全唐诗》样稿也是太宗,我是有意为之。

  因为前此已经有清编《全唐诗》,《全唐五代诗》学术目标定位较高,我曾概括为几句话:“备征善本,精心校勘。”“备注出处,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广辑遗佚。”“删刈伪讹,甄辨重出。”“重写小传,务求翔实。”“合理编次,以便检用。”要达到此项目标,必须付出艰苦工作。前期来说,一是普查以唐宋典籍为主的四部书中引用唐诗的情况,组织人员一部书一部书地披检,引一句诗就做一张卡片,整理后分发各家别集的整理者。此项工作,苏州主要承担,河南做了十之二三。二是调查并复制善本,虽有《唐集叙录》《唐诗书录》一类书可以参考,但具体调查,还是不同。那时复制古籍收费不廉,奔波也很辛苦。与各集承担者商量底本与参校本,以及整理方案,我发表过一些意见。最大麻烦还是体例如何划一。各人有各人的表达习惯,规定越具体,差异越明显,为审稿定稿增添麻烦。我承担的是小家,数量极其巨大,那时还不用电脑,总数二万多页的底本,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粘贴出来,再按人以四角号码编序,持以遍校群书。那时刚过四十,精力充沛,做自己喜欢的事,更乐趣无穷。

  多方合作的大书,统一步伐本来就不容易,在责任、利益与名分等事情上协调更为困难。从最初涉及技术层级的争议,如校记是随文夹注还是诗后另注,据别集整理要不要逐诗说明各书引录情况,乃至整理责任人如何署名,皆很难达成共识。全书一起完成,还是分批完稿,也引起讨论。

  近日检点旧稿,渐悟二十多年前所定学术目标是稍高了一些,超过了一般学者的能力,也超过了当年的研究条件。近年受到意外的刺激,更感觉许多前辈或同人先后辞世,有必要总结此一代学人之成就,完成全部唐诗之重新写定,乃发愤从业,拟独立完成全书。杀青可期,更有无限感慨。

  四、新世纪的新气象与新收获

  从20世纪到21世纪,只是跨越地球公转的某个时间节点而已,就本文要谈的中心话题来说,也确实看到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文献的发现和流布,新变尤其惊人。以往很难为一般读者利用的石刻文献,成批量地公布,石刻研究成为最近二十年唐代文史研究的热点。有诗存世的唐人墓志,先后刊布逾百种,仅女诗人即有上官婉儿、宋若昭、李澄霞等人,一线诗人则有韦应物、李益、姚合、耿湋墓志的发现。敦煌遗书则以俄藏文本的完整刊布,英法所藏的高清影印和系统整理,带动包括唐诗文本研究在内的各领域研究。敦煌所存唐诗,不仅包含大量名家的佚篇,更重要的是将唐代边塞一隅社会中下层诗歌写作与流布状态作了全面展示,诗歌在佛教劝化诱俗中所展现的多面象状态,更是以往很少关注的另一热点。海外善本古抄之流传则是另一热点。《十抄诗》那样保存逾百首唐人佚诗的重大发现并不多见,如日本存白居易诗古本为中国学者普遍了解,韩国所存崔致远诗歌的系统整理,都有意义。两岸交流更为频繁深入,台湾所存唐集善本也为唐诗校订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中外互联网对馆藏善本古籍之整理,网上佛道典籍数位本之普及,以及从四库存目、续修四库开始到再造善本对古籍善本之大批刊布,也将很多稀见善本推到学者眼前,方便采择。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之建立,电脑写作的普及,以及古籍数码化对于文献考据带来的巨大方便,使累积写作成为可能。我非个中高手,议论难以到位,就自己研究来说,则体会尤深。比方前人发现的疑伪诗,《全唐诗外编》据《古今图书集成》收许敬宗《辽左雪中登楼》,收岑羲《黄金台》,收卢象《马跑神泉》,晚出且味道不对,以往无从知道是谁作。现在通过四库全文检索或基本古籍库,任何人都可以查到第一首是明许宗鲁诗,第二首是元岑安卿诗,第三首诗是宋金间人卢象的诗。宋以后诗歌存世数量极其巨大,上述结果几乎很难靠传统阅读得出。类似情况,以往作《二十四诗品》辨伪,主要依据是不见宋人引及,仅属推测,现在可以作结论了。电脑写作最大的好处是文本可以反复修改,对以汇聚文献为特征的一代文献建设,尤其重要。比如白居易诗,应入校的中外古本数量极其巨大,唐宋典籍征引尤繁,传统写作很难全面展示各诗的文本变化,现在很容易做到。《千载佳句》引白诗五百多例,皆存宋前古本面貌,与三千首白诗逐句对校,以前真是难于上青天,现在尝试,可在一二日内完成。

  最近二十年,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依据传统考据对唐诗人生平或作品的细节研究,已经渐渐淡出,值得称道的,一是高水平唐集新注本之不断推出,二是文化或文学层面对诗人诗作之全新解剖,三是文史结合对唐诗的全新解读。在此仅谈第一点。杜甫全集之研究似乎沉寂了三十年,近几年出版了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和谢思炜的《杜甫集校注》,日、英全译全注本也陆续完成,可以带动杜诗研究出现新高潮。刘真伦《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尹占华《柳宗元集校注》、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以及谢思炜的白居易诗文校注,都达到很高水平。此外如祝尚书注卢照邻,熊飞注张说、张九龄,吴在庆注杜牧、韩偓,王锡九注常建、李颀及《松陵集》,也都值得尊重。我特别愿意说到近年中华、上古之唐集注本之增订本,已经出版十多种。别集笺注涉及文本校勘、语辞诠解、作品系年、寓意揭发、历代评价等多方面内容,任何人都无法确保一次完成,正确无误。其间得失,作者本人最为清楚。初版问世后一二十年,听取各方意见,补充史实,纠订偏失,增补作品,使新注本具有长久流通之价值,应该提倡。

  进入新世纪后,我本人工作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飞跃,可能与年岁渐增有关。静下心来,充分享受现代文明赐予的各种便捷,阅读稀见文献,从十年前发愿以个人之力完成全部唐诗的校订,每天皆如行山阴道上,新发现目不暇接,前此完全没有想到。漫漫长途,好处是渐次可见到终点,所获在此无法作全面汇报。可以披露的是,在求全求真的大原则下,无论会聚善本,记录传歧,补充新作,剔除讹伪,汇校异文,揭示变异,新写传记,考订本事,均有许多新的所得。我的感受是,唐诗流传千年,文本传播变动之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个人之想象。希望最后能写定学术版和普及版,供不同需求的人们阅读。也做一本《唐诗校勘述例》,把问题都摊出来。

  最近四十年,是国内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许多学者已经远行或老去,他们的学术建树值得作全面之总结和继承。我愿为此努力,也希望更多人给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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