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的“三国”人生

  2018年4月18下午5时,沈伯俊与世长辞,享年72岁。4个月后,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此书前言写于2018年1月,离辞世仅短短的3个月!捧读这沉甸甸的遗著,回想我们的友情,回想他的学术人生,不由得思绪万千。

    《三国演义》“第一提琴手”

  我和沈伯俊都做过多年中学教师,1980年都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分别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助理研究员,走上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道路。1983年4月,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开幕,我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冬来到成都。4月14日,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谭洛非来青羊宫看望刘冬,我则与随同的沈伯俊见了面,遂结下了35年的深情厚谊。与会的17省市自治区120余位学者,强烈呼吁成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议定,由四川(蜀)、江苏(吴)、河南(魏)三省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建。是年8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洛非、沈伯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冬、欧阳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胡世厚、杨海中,组成学会筹备组,制订学会章程,酝酿理事人选。在筹建过程中,我与沈伯俊联系密切,合作愉快。

  我1985年10月协助操办了镇江第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后,10年中没参与学会的活动,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沈伯俊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提琴手”,声名日隆。从客观因素看,《三国演义》文化遗存丰富,与三国相关的地方办会积极性特高,酿就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空前热潮。1987年襄樊的第四届讨论会,1988年海口的第五届讨论会,1990年绵阳的第六届讨论会,1991年钟祥的第七届讨论会,1992许昌的第八届讨论会,都是以《三国演义》学会的名义主办的。学会挂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谭洛非受行政事务牵制,将学会主要事务交付给沈伯俊。而从主观因素看,沈伯俊责任心强,办事认真,事无大小,都由他一力操持。《三国演义》学会严谨求实的学风与团结和谐的会风,得到普遍好评,沈伯俊功不可没。

  作为“第一小提琴手”,沈伯俊善于根据主办方的特长,协商确定研讨的重点,保证了会议的学术质量。他在会前提供背景材料,会后写出学术综述,从而留下清晰的印痕。透过这一篇篇综述,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研究者与时俱进的足迹,看到沈伯俊引导《三国演义》研究航向的用心,不啻是《三国演义》研究史的缩影。

  不仅如此,沈伯俊还以有质量的论文,为《三国演义》研究增添自己的份额。他先后发表《论魏延》(《青海社会科学》1985第5期)《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天府新论》第6期)《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海南大学学报》1987第4期)《论陈宫》(《许昌学院学报》1988第3期)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沈伯俊将关注点逐渐转到《三国演义》版本上来,写出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0第6期)《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论毛本〈三国演义〉》(《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内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又亲自动手整理了嘉靖本、李卓吾本和毛本。

    足可传世的沈本《三国演义》

  沈伯俊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三国演义》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东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国演义》,是沈伯俊最后的绝笔,代表研究《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是足可传世的善本。

  首先,选取毛本作为底本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有过多种版本,但从创造角度看,庞大的演义系列固系明人构建,但唯有经过清人的修订、新编、评点,方最终形成四大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演义》《东西汉演义》)的传世定本,形成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其成功的奥秘,实源于历史资源的共享性。罗贯中不写《三国演义》,人人都知道诸葛亮;曹雪芹不写《红楼梦》,读者就不知道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心血结晶。唯此之故,《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不允许篡改。而毛本《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定”,关键恰在于对版本的修订。沈伯俊概括为修订文辞、修改情节、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重作批评等六个方面,可以说是极其到位的。

  首先是有时代气息,不像有些新评,“自我作古”。如第一回总评:“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这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第1页)高屋建瓴,纵揽全局,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写得非常漂亮。

  沈本力图突破毛本“尊刘贬曹”的倾向,强调《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为此掩盖毛本所做的改动,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沈本强调《三国演义》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也是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第120回夹评道:“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三国终于归一,全国的重新统一终于实现。行文至此,罗贯中已无法抑制欣喜之情。”(第990页)就有点强人所难。沈伯俊说得非常清楚:“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前言第7页)但遗憾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并没有落到代表正义的蜀汉一方,而是让代表恶德的司马氏夺去了。毛本结末诗云:“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沈本夹评道:“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版本此处均作‘一统乾坤归晋朝’,只是概括三国鼎立的最后结局,并无哀伤之意。毛本修改为此,意味殊弱。”(第991页)也无奈地承认了这一点。毛泽东有名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论联合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分天下是诸葛亮的决策,三分天下最终被打破了,但统一不统一于进步那一方面,而统一于倒退的那一方面。《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不可不察。

  沈本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现代文学理论评点人物事件,努力揭示情节单元的来历,启发读者了解其艺术特色,把握处理虚实关系的艺术规律。如第5回“温酒斩华雄”,总评指出:历史上的斩华雄本系孙坚的功劳,《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关羽的故事,并运用侧面描写,步步铺垫,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第31页)夹评道:“作品完全没有正面描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只以众诸侯的听觉与表情来反映厮杀之激烈,以铃响、马到、掷头三个动作来表现关羽得胜而归的气势,以‘其酒尚温’来印证关羽斩华雄之迅捷。寥寥数十字,写得干净利落,极为传神。”(第38页)做到了在艺术评点上出新,从而把《三国》的艺术鉴赏,提到了新的高度。

  沈本《三国》的最大亮点,是校正了毛本《三国》中包括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方面的九百余处“技术性错误”,且直接改正了原文的错误,而在书末附录《〈三国演义〉技术性错误校正一览表》,逐一说明错误之处和校改依据,便于读者对照查阅。这种《三国演义》版本的“校理”,是沈本最受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传世经典,后人应存敬畏之心;况且所有传世经典,诸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版本,也有很多“技术性错误”,难道都可改动原文吗?

  理校到底可不可行?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校勘学向有“校勘四法”之说,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也。一般来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理校法。但《三国演义》大量“技术性错误”,纯由作者知识的局限,或一时笔误,或传抄刊刻之误,且存在于《三国演义》多数版本之中,无法通过对校、本校、他校加以改正。面对此种情况,校勘者的选择有二:要么以“尊重原著”为由,听任多达八九百处错误永远保留下去;要么出于有益于读者的动机,不仅指出这些错误,而且直接予以纠正。沈伯俊选择的是后一条。

  可惜的是,沈伯俊没有寻到论证“理校”合法性的理论,反而放弃了能证明其正确性的说法,这就是他反复申述的“不宜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论(前言第4页)。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殊不知,“演义”之说由来甚久。《后汉书·周党传》有周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之句,指斥周党“夸上求高”,而无才以“演”《春秋》经中之“义”。推而广之,《春秋》为六经之一,《三国志》则为四史之一。既然《春秋》有“义”可“演”,《三国志》自然也有“演”“义”的资格。罗贯中不满于《三国志平话》的“瞽传诙谐之气”,症结就在它抛弃了史书之“义”,全凭说话人随口乱道(即所谓“胡”)。他为新创的小说取名“《三国志》‘演义’”,就是要纠正《平话》的偏颇,以阐发《三国志》蕴含的大义。承认《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就是承认《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底本,是《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因此,以《三国志》为依据来改正《三国演义》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技术性错误”,是完全充分合理的。

  沈本的理校,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三国演义》第15回末,毛本写袁术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兰三十余人商议”(第121页),杨大将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今当先伐刘备,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然后图取孙策未迟。某献一计,使备即日就擒。”(第122页)毛本中之“杨大将”,似非正常人名,沈伯俊细检《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发现原文作:“后(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古书原无标点,《演义》作者漏看一“弘”字,复断句不当,将“杨弘”误为“杨大将”(第1004页)。这一“技术性错误”,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确实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

  但对于人名的理校,有时也不能太拘泥。如张飞表字,毛本作“翼德”,沈本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改为字“益德”(第994页),自然有一定理由。但毛氏父子岂能未读过《三国志·张飞传》?将张飞改字翼德,是不是考虑到名与字的互相表配?张飞名“飞”,配以那有翅膀的“翼”,不是也很好么?毛氏父子能将孙坚改为关羽,为什么不能将益德改为翼德?

  沈本还有一个问题,固然发现了错误,但所改正者或有不妥。如第91回,“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师伐魏”,沈本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建兴五年三月无丙寅日,改作“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卯日出师伐魏”(第1042页);却忘了天干“丙”与地支搭配,只能有“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丙寅”六种情况,而不可能有“丙卯”。今查《二十史朔闰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227),其三月初一为丙申,初二日为丁酉,初三日为戊戌;三月能与“丙”搭配的,只有“丙午”(十一)“丙辰”(二十一)。《二十史朔闰表》又显示,建兴五年四月初一为“丙寅”,故极可能是作者看错。

  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沈本《三国》不失为足可传世的版本。沈伯俊毕生沉潜《三国》,他的“三国”人生是充实而丰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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