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选介:滇铜贸易与清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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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省百色市的粤东会馆。资料图片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与民族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从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纵向关系去理解这一过程,忽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改土归流的影响。事实上,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土司地区的政治格局,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为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在右江众土司之中,又以田州岑氏土司实力最强。在有明一代,岑氏土司既是王朝政府依赖的重要军事力量,又是“叛乱无常”的政治势力。明政府曾多次尝试对当地进行改土归流,但均以失败告终。嘉靖初年,岑氏属下的王受、卢苏“叛乱”,反对改流归土,王阳明亦只能以“裂土众建”、改流归土的措施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入清以后,清政府却能较顺利地在当地逐步建立统治秩序,并在光绪年间开始展开改土归流。这一结果,实际上与清代右江地区滇铜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

  清初,因全球白银贸易的发展与国际银价下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银铜比价发生剧烈波动。康熙年间,白银价格持续下跌,铜钱的价格不断上涨。根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估算,清初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大约从七八百到八九百文不等,低于清政府规定1:1000的兑换比率。铜钱价格的上升,对广东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到云南贩运黄铜,变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商业活动。在此背景下,大量粤东商人沿西江西进,经右江抵达云南。右江亦成为重要的商道。滇铜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右江地区的市场体系。粤东商人在右江地区的百色开设市场,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当地创建粤东会馆。百色粤东会馆是粤东商人控制右江贸易(主要是滇铜贸易)的商业组织。

  百色在兴起之前为田州岑氏土司的辖地,位于田州城上游四十公里。但在岑氏土司的范围内,百色位处边缘地区,属岑氏土司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因此,滇铜贸易导致了右江地区市场体系的重组:一方面,滇铜贸易将右江地区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使这一地区开始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在土司的版图之内出现了一个并非由土司管辖的区域性市镇。

  粤东商人的进入与滇铜贸易的繁荣,为清政府向右江地区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粤东商人为王朝政府的编户齐民,使得清政府的势力可以顺理成章跟随商人的力量进入当地社会。雍正初年,清政府开始在百色安设官员及军队。雍正七年(1729)四月,王朝政府将广西思恩府同知移驻土田州百色地方。同年十一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又将右营游击驻扎百色。百色由此成为了右江地区第一个由王朝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军事据点。在明代,朝廷一直未能在当地安插官员,右江地区州府的许多官员均住在邻近府城,实为形同虚设。从雍正七年开始,王朝政府以百色为据点,不断扩大直接统治的范围。不为过地说,百色是清末王朝政府能在右江顺利推行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

  粤东商人与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协作的关系:一方面,商人需要清政府为其提供政治庇护;另一方面,政府则借粤东商人的贸易扩展将政治力量渗透到了土司的辖地之内。

  改土归流本质上是王朝政府在土司地区建立赋税征收权,使当地民众从土司属下的土民变成为王朝政府当差纳粮的编户齐民。清前期,王朝政府在右江地区的统治为间接统治。土民名义上效忠朝廷,但当地的土司对于土民有绝对的控制权,土民对土司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土民实际上需要承担政府与土司双重的赋役。土司可以随意向土民摊派杂役。

  康熙以后,随着滇铜贸易的发展,右江地区的铜钱供应量迅速增加,在当地基层市场流通的铜钱数量亦因此增多,当地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大幅提高。这一情况,为王朝政府在清中后期推行赋役改革奠定了货币基础。清中后期,王朝政府在当地的赋役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折钱征收与定额征收。

  在右江地区现存的碑刻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革除陋习的告示碑。这些碑刻的内容有高度的同质性,均与赋役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其撰立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后期。这些碑刻的主要内容有:禁止当地的土司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杂役;赋役定额折钱征收,出示晓谕;令各花户赴县定纳,自封投柜。赋役定额化、货币化的改革,实际上是革除了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收权,使许多土司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催征钱粮的里长,其对土民的支配权渐趋瓦解。

  如果对中国的赋役制度史稍有了解便知,右江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改革与其他地区在明代经历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极为类似。但不同的是,右江地区的赋役制度改革直接改变的是土民、土司与王朝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土民逐步摆脱了对土司的依附关系,成为为国家当差纳粮的编户齐民。

  简而言之,广西右江地区在清代的改土归流,与滇铜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白银贸易的发展,促使粤东商人在清初之后开始西进云南采买黄铜,导致了百色的兴起。而百色的兴起,又为王朝政治、军事据点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同时,铜钱供应量的增加,为清政府在当地推行赋役制度提供了货币基础。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促成了改土归流的成功实践。

  改土归流对右江地区的社会转型、王朝国家的政治生态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必须超越“事件史”的分析框架,用长时段、整体的眼光展开思考: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当地社会的脉络之中,理解王朝国家政治在当地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将这一事件放在区域乃至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多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作者:麦思杰,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粤商与明清时期西江流域土著社会的构建研究”负责人、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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