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板桥论“烧书”

  人们一提到历史上烧书事,自然会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板桥对“烧书”则有自己的新解,使人眼界大开。

  他把“烧书”扩展为三类:一类是孔子烧书,一类是始皇烧书,一类是作者自烧其书。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中说:“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也。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乱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己。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声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引以上大段板桥家书文,是为了全面了知板桥“烧书”之论,有其精彩之笔,亦不无可商榷之处。板桥所说的“烧”是广义的湮灭,书被读者遗忘也是“烧”了。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始皇真在烧书外,说孔子烧书和一些作者自烧自家书,那不仅有道理,还非常深刻。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的题词是:“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孔子删述六经是儒者都赞同的,这种删述乃是整理、选粹、集大成之谓,为此必须去粗取精,使《六经》流芳百世,这就是孔子建设性的“烧书”。历代总有若干书,即使收藏于秘阁,也没有多少人光顾,或霉烂,或尘埋,大概价值不大吧,这就是“自烧书”。不过有些大型工具书,如板桥提到的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乃是经典训诂的重要参考书,历来受到重视,在当代史学再兴的时候,用途就更大了。《六经》与《左》《史》《庄》《骚》固然重要,也需要解读之作和诸子百家与之并存,才能相得而益彰。板桥平生不治经学,不谙考据,故认为“三通”一类典籍乃无用之书,当然是一种偏见,我要为类书及诸子说句公道话。

  不过,我对板桥“自烧书”也有同情的理解。历代人士皆视前代遗书为珍品,越古越珍重,于是反复整理,编为丛书,建立书库,编制目录,待人查阅,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传承工作。但是,其中必然有若干部书一直无人问津,只有文物价值,并无学术功用,这就是“自烧书”,使人无可奈何。我们已经有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大藏经》《道藏》《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皇清经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经籍纂诂》《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等,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文献资料的供给足矣,今人是否有必要化大财力人力再去做大型古籍新编之类的书籍呢?即使做出来也没有人去看。不如在薄弱环节上多下功夫,如编出更好的目录便于查找,制成电子版在网络上流传,加大地方史志的编修,加强从古籍中提取精华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等。当代作者群庞大无比,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可是有许多书出版不久便不流通,变成废纸,岂不也是在自烧书么!看来自烧书现象还会延续下去,也许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也走下去的。

  我还要补充说,秦始皇破坏性烧书一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后来的烧书比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代谢之际,初项羽兵气盛,但迷信勇力而无文化,《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引兵四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可以想见,秦朝保留下的古籍也随之遭焚,而项羽眼里没有人道与文化,只有货宝妇女。板桥曾写《项羽》一诗:“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弟子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坝上焉能杀汉王。玉帐深宵悲骏马,楚歌四面促红妆。乌江水冷秋风急,寂寞野花开战场。”他指责项羽滥杀降卒而无仁义,遂有乌江自刎的悲剧结果。项羽既然与始皇同样残暴,又何能取彼而代之。再看从南北朝到唐末发生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灭佛,“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真够残忍的。《周书·武帝纪》载北周武帝灭佛,“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他好在还没有杀人。《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灭佛,共毁大中寺院4600所,小庙4万余处,焚烧大量经籍,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自此佛教由盛而衰。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千余种,为后人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文献和使用上的方便,所谓盛世修典,受到称赞。但是这次修《四库全书》,既是建设,同时也是破坏,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要箝制反满言论,统治者把大量认为不利于其意识形态的古籍加以焚毁、删削、篡改,计禁毁书达三千余种,15万部,与收录的书量几乎相等,其规模要比始皇焚书大得多了。同时,大兴文字狱,迫害无辜文人,烧毁许多典籍。章太炎在《检论》“哀焚书”里说:“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馀通,传旨褒奖,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创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缪尤甚者,一切擬毁。”文化专制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传统,害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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