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秋水长天处寻味——写在朱自清诞辰120周年之际

20181123_001

  朱自清澄明、干净的文章境界值得后人追摹,他对新学术的发生与拓展也起到示范作用,坚持为大众写作、为中学生编书、大专家写小文章,虽非一时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其精神价值更恒久,也更耐人寻味

  世人眼中,朱自清是诗人、学者、散文家,也是战士。可还有一重身份不该被忽视,那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在我看来,此乃其做人做文做学问的底色。一生如此短暂(1898—1948),居然有那么多功业,去世多年仍被人挂念与怀想,这很不简单。

  192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暑假后开始教书: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移至扬州八中、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1925年秋,因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转任国文系教授,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不同于今日读研究生、拿博士学位的专门家,朱自清在北大念的是哲学系,日后教的是语文或中国文学史,按今天的标准,专业还不太对口呢。先是写诗作文出名,而后才进入大学教书,兴趣广泛,自强不息,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坚持为大众写作,为中学生编书。如此大专家写小文章,从没感觉掉份,反而乐此不疲。

  五年中学教员生涯,辗转各地,很是辛苦,但锻炼了朱自清的生活态度与写作策略。做事认真,为人谦和,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这种生活姿态,更接近于恬淡的散文,而不是激扬的诗歌。因此,不妨就从朱自清最广为人知的散文家身份说起。

  尊重读者 透澈为文

  朱自清的散文特别受中学教师的青睐,且很早就进入各种《语文》教材。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含新文学的升温,但更关键的,还是因其文章风格以及写作策略。教过五年中学语文,成为大学教授后的朱自清,依旧关注中学生的阅读。《欧游杂记·序》称:“本书绝无胜义,却也不算指南的译本;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在中学教过五年书,这便算是小小的礼物吧。”别小看这为中学生写作的立意,文学史家王瑶便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称赞此书“用精练的口语,细细地谈着,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若再考察《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等后期写作,均混合评论、随笔与杂感,既是学问,也是文章。读者多欣赏朱自清描写风景的《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抒写人情的《背影》《给亡妇》等,这固然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但我更喜欢他那些谈古论今兼及社会问题的作品,肯为读者着想,从不逞才使气,偶尔也会来个隐喻或排比,但笔墨极为简洁。

  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朱自清曾表彰胡适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不是新诗,而是文章:“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动人’,可以说是‘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而以下评语,其实可套用来评说朱自清本人的文章:因为晓得尊重读者,故“他的说明都透澈而干脆,没有一点渣滓”。这种澄明、干净的文章境界,很是难得。

  多年前,季镇淮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称:“作为文学的散文,朱先生努力运用语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为国学的著作,他对运用语言文字亦非常努力,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指出。”这里说的是抗战中完成的《经典常谈》。朱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谦称:“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此等提要钩玄的工作,除了眼光与学识,还得有好的笔墨情趣。以“文第十三”为例,开篇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结束处则是“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整个一部中国散文史,用万把字篇幅说清楚,条分缕析,井然有序,而且大致不错,这谈何容易。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坚实的成果是白话文,而如何“白话”,是个大问题。必须兼及“白话文学”与“白话学术”,方才可能长治久安。不说诗歌戏剧小说,单是文章如何借鉴口语而不流于鄙俗,朱自清的苦心经营便值得后人追摹。这与日后叶圣陶提倡“想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写话》,颇为神似。

  关注当下 着眼民间

  朱自清生前编定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至于公开表态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1935)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大获好评。

  《诗言志辨》确实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可我还是更关注其学术起步阶段的《中国歌谣》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和朱自清多方规划,希望突出自家面目——“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紧接着,就是朱自清的大动作——1929年春季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秋季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国立清华大学刚刚诞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

  据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朱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课程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早年只是作为讲义在师生间流传,真正整理面世,迟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推出的《文艺论丛》第十四辑。

  一个是悠久但卑下的“民间文学”,一个是年幼而生气淋漓的“新文学”,这两门新课的开设,其实是服从于或者说得益于新大学的崛起。关注当下,着眼民间,努力介入思想建设与文学革命,让清华中文系迅速获得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一两门新课程,更牵涉对大学中文系的定位,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功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这里的锋芒所向,包括高傲且保守的北大中国文学系。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是北大出来的,当然明白挑战老大哥,必须找到很好的角度与策略。

  因当年各大学尊古之风盛行,这两门多有创见的课程,没能长期坚持。但其筚路蓝缕,对新学术的发生与拓展,起了示范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后阅读,依旧很有新鲜感。

  诚挚律己 勤勉笃实

  曾在清华大学修过朱自清三门课的小说家吴组缃,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称:“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朱自清讲课极为认真,甚至到了有点拘泥的地步。季镇淮回忆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时,旁听朱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专题课,台下就王瑶一个学生,他依旧认真板书。师生俩一个写一个记,此举既见学风,也显性情。

  阅读朱自清日记,特别感慨其自我要求甚高,故内心十分紧张。虽长期担当清华中文系主任,在学界及社会上声誉日隆,日记中却是不断地自我检讨。1936年3月19日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这可不是偶一为之,请看以下日记——1931年12月5日:“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可以和这些梦境相呼应的,当属1935年1月17日的日记:“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讲英语和日语,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现。”如此不堪的梦境与醉态,朱自清居然都记录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其实,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此律己过严,或许与他的胃病互为因果。

  同样谈古论今,胡适之宽容,闻一多决绝,朱自清通达(有时优柔寡断),这都与个人性格及才情有关,勉强不得。1922年在台州教书时,朱自清撰写长诗《毁灭》,很能见其趣味与立场。此诗备受文学史家重视,但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精美诗篇,不如说是人生宣言:“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说过:“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类似的意思,他在很多地方提及。你以为是矫情,不是的,他真的就这么想。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现代作家中,才气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为营,波澜不惊。《毁灭》长诗的最后是:“别耽搁吧,走!走!走!”如此坦诚、笃实、勤勉,很让人感动。

  有人习惯急转弯,有人擅长回头看,有人喜欢三级跳,朱自清则始终稳扎稳打,有坚守有追求也有收获。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达学园、春晖中学、开明书店共同奋斗过的朋友,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世人多喜欢绚丽的彩虹,那固然抢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种景色,秋水长天,看似平常,但更恒久,也更耐人寻味。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制图:蔡华伟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