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出来的品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年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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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蔡华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对象。这套书从总体上为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标杆作用。”

  丛书之所以能“熬”成品牌,奥秘有二,一是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选书标准,确保丛书质量;二是始终合着时代的节律,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走过30年历程,出版图书185种,成为出版界、读书界的知名品牌。今年10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园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包括作者和译者)对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套坚守30年、汇集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要著作的图书,对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所言,30年在学术界“熬”出了传统,在出版界“熬”出了品牌。

  “熬”是坚持、是守望,是知识界始终不渝的关心,是读者始终如一的关注,更是出版者恪守初心、持之以恒的跋涉。回望30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所以能“熬”成品牌,奥秘有二,一是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选书标准,确保丛书质量;二是始终合着时代的节律,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两点,丛书保持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力。

  海外中国研究图书汗牛充栋,坚持什么样的选书标准,是摆在主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30年来,刘东教授把学术质量作为选书的重要标准,既有海外中国研究大师的经典著作,也有学术中坚、学术新锐的成果,回看185种书目,大体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各自研究主题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比如,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瓦格纳的《王弼〈老子注〉研究》、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韩书瑞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等等,作者都是耳熟能详的汉学家,作品都是各自领域的经典,30年来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学人,有的成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必读书,诚如《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译者、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所说:“丛书反映了国际汉学的水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表现出顽强学术生命力。”

  丛书另一个使命,是“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从出版之初,丛书就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30年来,丛书合着时代发展的节拍,与时代共进步。

  这套丛书出版的第一本就是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紧接着是费正清主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以及《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契合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宏大主题。

  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围绕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著)、《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杰华著)等著作应运而生。《大分流》的研究结论学者见仁见智,但其提供的区域比较研究方法,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欧洲大陆与中国、西欧与东亚等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性,为国内学者所借鉴。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我们适时推出了《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伊懋可著)、《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等著作。这些书的视角都十分独到,如《大象的退却》以大象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的变化为线索,讲述中国4000年来的经济社会、观念知识、表达方式与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植物、动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可视为一部中国环境史,读来趣味盎然。

  正因为丛书立足于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从他者的角度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以保持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评价:“如果再过100年,历史学家去讨论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界有什么贡献,我相信这套书不可能被排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认为:“它为中国的研究者开了一扇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甚至不同的议题,对我们国内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则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对象。这套书从总体上为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标杆作用。”

  在30年的过程中,我社几乎所有职工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丛书的编辑、出版、印制、营销工作,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与丛书共成长,实现出书与育人的双赢。

  每位作者、主编、译者都对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刘东教授自称“动手派”,我最为佩服的是他对每本书的来龙去脉都能娓娓道来。有一次,我告诉他一本书因为翻译问题超期,导致版权流失,他顿足大呼可惜,告诉我这本书的版权是几年前他在美国时用现金买下的,等待多年无果而终,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这套书的翻译难度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词语是开创性的,比如雷颐教授在确定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书名时颇费脑筋,“现代性”一词当时很生疏,因为本书书名的使用才广为人知。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征引文献的回译上。由于海外学者所使用的文献版本不同,难以与汉文典籍对应,还有诸如笔记小说、档案报刊的引文,难度极大,常常为了几条甚至一条文献的翻译费尽周折。我曾多次接待过外地来南京查阅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译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深表敬意。

  读者的关注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搜索丛书词条,读者的关注使人感动,有的读者提供的书单,与我们的更新完全同步;有的读者晒出的藏书专架,洋洋大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应有尽有。

  丛书走过30年,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选题250多种,关心丛书的读者不免有种担心: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得差不多了,丛书还能持续多久?影响力是否会减弱?

  我们对此信心满怀。30年的努力移植了一片“森林”,现在,这片“森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稳定生态。我们相信,只要丛书始终严守学术质量第一、始终贴近时代的脉动,这个生态就不会改变,森林不仅会持续生长下去,其生态影响力也会因为叠加效应不断放大。从近期面世的《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国之枭雄:曹操传》等书,就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30年来,中国出版业有了长足发展,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量庞大,丛书种类繁多,但能够持续30年、成为公认的出版品牌则是凤毛麟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为一种出版“现象”,我们倍感欣慰,希望将来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与出版界诸君共勉。

  (作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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