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大过天”:《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编辑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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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只有那几步。对于编辑也一样,一本又一本的书串连起编辑的生涯,但是能够遇到的好书却寥若晨星。于我而言,在十多年的编辑职业历程中,《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无疑是一部倾注诸多心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缘起和约稿

  时光回转到2012年9月,当时日本政府抛出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引发国内民众强烈愤慨和声讨。一时间,钓鱼岛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其时我供职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时任社长的肖启明找到我,让我考虑策划和联系一两个钓鱼岛方面的有分量的选题。

  经调研获悉,国内研究钓鱼岛的专家屈指可数,知名的有鞠德源、吴天颖、郑海麟、刘江永,台湾地区的丘宏达、杨仲揆以及马英九先生也对此问题亦有所研究。经过一番周折,我们联系到其中的两位,一位是鞠德源先生,另一位是吴天颖先生。

  与鞠德源先生见面的情景至今难忘。当我打通鞠先生的电话说明意图,他欣然同意。我和肖社长来到他位于海淀区万寿路的居所登门拜望时,才发现78岁的他腿脚不便、孤身一人,守着一大屋子资料,甚是凄凉。他见到我们很是高兴,整个人精神焕然,声音洪亮,老态全无。特别是谈及钓鱼岛问题,他立刻激动和义愤起来,声音提高,双拳击打桌面,称日本占据钓鱼岛的行为是“窃贼行为”,保钓“中国没有退路”。他多年来致力于收集钓鱼岛史料,渴望为保钓尽力,拳拳爱国之心令人动容。他曾经自费出版过专著《日本国窃土源流论:钓鱼列屿主权辨》《钓鱼岛正名》。业界评价其著作“激情有余而严谨不足”。他提出其著作不接受任何审读和修改,需要原文付印出版,一字不动。我们无法承诺。在返程的路上,我和肖社都心潮澎湃。肖社说,国家如果有一个机制,每年定期组织这些爱国退休的老专家会谈,给他们的心声和建言一个出口,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另外一位是吴天颖先生。他师从郑天挺教授,自1970年开始潜心研究钓鱼岛问题,至今仍精研不息。1994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被马英九先生誉为“大陆研究钓鱼岛问题的祖师爷”,戴逸教授称之为“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开辟之作”,1997年荣获第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曾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繁体简明版。9月底,当我费尽周折联系上先生时,表达了热切真诚的合作之意,而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完成此书的修订,但是已和某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我的合作只能看日后机遇了。

  正当我为约稿之事失望之时,10月下旬,我突然接到吴天颖先生的电话,问我是否还愿意出版他的这本书。原来某出版社要求作者在书中使用他们制作的地图,并保留对这些地图的著作权,这样吴先生一书的著作权就被割裂。这是作者不能接受的。因此先生提出撤销合同。事后得知某出版社经过核算,考虑到比较漫长的出版周期,国人关注钓鱼岛话题的热情随时间而减退,这本书恐怕很难带来预期的效益。因此提出上述的要求,以便让作者主动退出。

  我请吴先生先发目录和增订的样章过来,邀请了专家帮助初步预审,认定增订部分很有分量,进一步提升了原书的说服力和学术价值。我和肖社长商量出版事宜,表达了忧虑,担心本书受众面太窄而缺乏市场,想等到申请获得中国出版集团的专项资助后再出版。但是肖社长语气坚定地对我说:好书不用等!要相信好书的力量,好书有长久的生命力,也能给你带来更多优秀的作者!即便这本书不挣钱,甚至赔钱,也要出,出版社不仅仅为了挣钱,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出版人要有社会担当,才能走得更远。

  肖社长的话如一道闪电,瞬间照亮我内心,犹豫与踌躇立刻一扫而空。我第一时间回复吴先生,可以签订出版合同。

    编辑过程:众志成城

  2012年12月,吴先生交付了全部的书稿。书稿不到15万字,却是他四十余年的心血结晶。当我接到他的书稿,感到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本书当之无愧属于研究钓鱼岛归属的重量级著作之列。作者运用史学、考据学及国家法等多学科理论方法。除客观叙述中国人民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列屿,并由中国历代政府有效管辖的同时,深刻分析了日本窃取该列屿的历史经纬,厘清了《马关条约》和割让钓鱼列屿的关系,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书》,日本理应将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列屿归还中国。

  本次增订版除了修正少量之前1994版本的错谬之外,最大的价值在于增加了若干具有说服力的新证据材料,1994年版首次刊布的资料主要有:庋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明钞本影印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乾隆帝钦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所绘《坤舆全图》局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85年9月6日《申报·台岛警信》;日本驻华公使呈外务省第29号机密信;日本海军极密第3号《台湾匪贼征讨》所记日本侵占钓鱼列屿的确切年、月、日、时等。

  为了使得本书在史料演绎和法律方面准确完善,我除了请教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之外,还特别邀请了在历史学古汉语方面颇有功底的唐燕民老师担任外审,唐燕民之父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唐作藩,家学底蕴深厚。他拿到吴先生书稿后的一天,我刚好在食堂遇到他,问及书稿审读进度,他激动万分地称书稿有理有据,论证严密,是难得的力作。自然他对本书的核查也格外用心,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与吴先生交流。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唐老师对书中提到宋代的一项官名提出异议(令人悲伤的是,书稿尚未出版,58岁的唐老师便因意外突然离世)。在法律知识的把关上,我邀请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吴继陆研究员,请他从国际法方面,对吴天颖先生提出的领土归属理论的正确性和表达予以审阅。对于正确的建议,吴先生从善如流并心怀感激。

  考虑到本书未来将在日语和英语世界可能的传播,我们将本书目录和附录1“钓鱼列屿有关史实大事记”(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5年6月10日)分别附上了日文和英文,邀请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院长审定、中国南海研究院的洪农博士进行译校。以便最大限度确保本书的严谨和专业性。

  本书需要按照程序进行重大选题备案。从书稿刚刚拿到我手,外交部亚洲司的工作人员就给予关注,并且告知我和作者,如果稿件被分配到该部门审读,他们将积极配合,争取著作的早日问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本书的审读机构最终落定在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为研究所)。机缘巧合,审读专家恰好是吴天颖先生的朋友李国强副主任。他对本书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审读,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见,认为本书对于维护我钓鱼岛主权,服务外交均有实践意义,但是他同时也提出非常专业的审读意见,记忆中有一项建议是李副主任对书中提到的宋代船只的尺度提出了修改意见。

  来自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的碰撞,使得本书编校并非是一帆风顺,出版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的多。我和吴先生通话70余次,邮件往来196封。吴先生将本著作视同孩子一般珍重和疼惜,自从交稿之后,我和他两个人都沉浸本书的出版工作。他常常在深夜或者凌晨想起什么事情,都会马上给我打电话进行交流。有一次,我因为生病在家,也依然和保持与吴先生电话讨论书稿的问题。我们本来是陌路,但是因书而遇,因事而情,成为忘年交,而这些外审专家,也成了日后宝贵的专家库成员。

    好书的力量:反响与流播

  历时9个余月,2013年6月,这部铿锵有力的著作终于问世。正如肖启明社长预言的那样,本书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一些荣誉。吴天颖先生将大作赠送马英九先生,对方收悉后回函表示感谢。吴先生还赠书给外交部、海洋局及社科院的部分专家和工作人员,希望为他们提供外交、研究的参阅价值,这些专家均对本书出版表示由衷的欣慰,认为是学界的一件大事。有趣的是,吴先生竟然还邮寄本书给安倍晋三,本意是请首相阁下尊重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之历史真相,不要再罔顾事实,一错再错。1994出版的完整书名是“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教授”,此次却将副标题去掉,原来1994年版吴先生托水野明教授转赠于日本政府担任旗手角色的学者奥原敏雄,并同时转话:阁下就钓鱼岛归属问题发起的任何辩驳、讨论和挑战,我吴天颖随时恭候!据说,奥原敏雄读完这本书之后,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就钓鱼岛问题发表过任何言论!也许他感到中国学者的立场难以驳倒,自动隐退,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三缄其口。鉴于此,增订版删除了副书名。

  增订版问世之后,曾入选“光明日报好书榜”等,并获得“中国出版集团第六届出版奖优秀选题奖”等,而我作为责编撰写的审稿报告,获得2015年全国优秀审稿报告评选的一等奖。

  2016年1月,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和日版。向英美国家和日本公开发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版的译者系日本亚细亚大学准教授、被称为“本色当行”的中国外交史专家青山治世先生,他正是1994年版《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文版译者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水野明教授的学生,欣然担任了本次增订版的日文译者,他和吴天颖先生一样,在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立场,吴先生在书中提到一条流传甚广但有众说纷纭的史料,就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所谓慈禧太后将钓鱼列屿“盛宣怀为产业”的诏谕,有学者认为这是证明钓鱼岛系我国领土的最为直接的证据之一,但是,吴先生经过客观分析与史料考证,认为该手谕系伪造,中国学者应该有勇气排除看似有利于己但经不起推敲的证据。

  2018年3月,我与延边大学金河禄教授见面。金教授系韩国首尔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延边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中韩法学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与金教授谈及《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一书非常合适推荐到韩国,因为韩日之间存在的独岛(竹岛)争端也是影响韩日关系的重要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与韩日独岛争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历史背景及法律意义。

  金教授听完我的介绍,感慨良多,表示愿意做引荐和联系韩国出版社的工作,但是鉴于他本人的专业和精力所限,他愿意推荐更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

  之后,金教授推荐了历史学博士、精通韩文的朴哲教授,朴哲教授翻阅了著作之后,非常乐意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他认真翻译了样章,请韩国朴永植(Park,YoungSik)博士审阅。后经金教授推荐和联系,韩国两家著名出版机构经过学术委员会论证,均认可本书的出版价值,寄来了出版合同。在景仁出版社和首尔大学文化院社之间,我们进行了综合考量,选择了后者。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能够顺利出版并能够输出多种语种的版权,凝聚了多人的心血和期待。作者专研钓鱼岛四十余年,草创于凄风苦雨十年动乱年代直到古稀之年,仍奋力笔墨,除学者对于学术之执着和专研精神之外,更有一颗热切爱国之心。作者提名感谢的人从作序的来新夏老先生(2014年去世)、各位专家教授,到出版社领导、编校人员以及所有为出版本书付出辛劳者,约有三四十人,大家在一个学术与爱国的论题上聚拢、尽力,此情此景,让人振奋,力量倍增。

    思考与期盼

  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我有两个方面的思考、忧虑和期盼。一方面是关于钓鱼岛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民众对钓鱼岛缺乏普遍认知,关于钓鱼岛的研究缺乏新生力量,国内大部分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论述停留在政治层面,口号式和情绪性的倾向比较多,而有能力系统梳理从史学、法律层面深度研究的人极少。这些钓鱼岛研究专家大多年事已高,就在今年的6月15日,著名保钓学者鞠德源先生因病逝世,吴天颖先生也已是82岁高龄,郑海麟、刘江永两位均已经过耳顺之年,这种断层现象,令人堪忧。对此,吴天颖先生提出中肯的建言:一是尽快在中小学教科书里,明示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日本所侵占。二是组织文笔生动的中小学历史教师编写和出版关于钓鱼岛的通俗读物。三是设置关于钓鱼列屿研究方向的历史学、法学硕士和博士点,确保招收的学生毕业后专业对口。同时,从现有历史学和法学工作者中,遴选出3到5名40岁左右英语和日语水平俱佳的佼佼者,让历史学出身者补习国际法,法学出身者增强史学修养,力争短时间内培养出几位学术带头人,形成钓鱼岛研究的学术梯队。

  另一个方面的思考是对编辑职业的进一步认识。通过出版《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增订版)》一书,我有如下一些思考和感触。首先,编辑必须是一个热爱好书,为好书而心跳的人,拥有激情与敬畏,才能为做好一本书而倾力。其次,编辑要扮演好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出版专业人员,对书稿进行审读和规范;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角色,对每一个图书项目的流程、进度进行把控,同时还可能需要组织专家队伍,对专业性很强的图书进行外审。因为编辑虽然一个杂家,但无法包罗万象,无所不知,因此需要组织专家队伍同时具有在作者与专家、不同专家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能力,编辑还得与装帧设计师、排版人员充分表达自己和作者的想法,为了尽量完美和恰当的形式。出版后,与媒体联络对书的推广和宣传也是必要工作。这无疑是一个综合协调与管理的工程。可见,智商和情商,编辑缺一不可。最后,要铭记编辑坚守自我隐形和独立立场的职业操守。作品永远属于作者,尊重作者,协助作者共同完善作品,既不能妄自尊大,恣意修改,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味听从于作者与专家;所有的修改都要正确、有据、必要。

  编辑职业被认为是“也许是天下最单调、最辛苦、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恼怒和最有价值的工作”,在编辑出版《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这种痛与快乐,同时感受到编辑在时代与时势中那一份无法推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那横亘于心贯穿始终的出版人的至高信念——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

  (本文作者为知识产权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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