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为“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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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完成思孟学派的研究后,我的研究转向了荀学。孟、荀乃战国儒学的双峰,但二人的地位和影响却大相径庭。按照传统的说法,孟子经子思、曾子而接续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之道统,而荀子则偏离了这一儒学正统。但我在研究郭店竹简子思遗籍时,注意到子思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孟子,也为荀子所继承,从孔子经子思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固然使儒学的某些方面得到深化,但也使儒学原本丰富的面向变得狭窄。所以立足于儒学的发展与重建,就不应在孟、荀谁是正统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而应统合孟、荀,重建更为合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儒学体系。所以在完成、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后,我的研究自然转向了荀子。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哲学新思”丛书中两部都是关于荀学的,分别为唐端正先生的《荀学探微》和刘又铭先生的《当代新荀学论纲》,这既有我个人的原因,也说明荀学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

  唐端正先生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君毅先生的学生,《荀学新探》中所收录的文章多发表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成果不仅没有失去学术价值,反而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来。由于唐先生的文章多是发表于香港、台湾的杂志上,大陆读者检索不易,故我征得唐先生的同意后,将其有关荀学的论述整理成册,再次推荐、介绍给读者。我在梳理前人的荀学研究中,注意到港台地区的荀子研究似乎存在两条线索,一条以牟宗三先生的《荀学大略》为代表,认为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客观精神,但存在“大本不正”“大源不足”的问题,其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孟子思想之不足。这一看法在劳思光《中国哲学史新编》、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其最新论述可以台湾政治大学何淑静女士的《孟荀道德理论之研究》《荀子再探》为代表。作为牟先生的弟子,何教授在整体继承牟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所深化。这条线索影响较大,代表了港台地区荀学研究的主流,故可称为主线。另一条则以唐君毅先生为代表,不同于牟先生对荀子的贬斥,唐先生认为荀子言性恶,乃是针对一道德文化理想而言,是用道德文化理想以转化现实之人性,“荀子之所认识者,实较孟子为深切”。唐端正先生则注意到,《荀子·性恶》的主题,不只是性恶,还提到善伪。“我们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他是善伪论者。”针对牟先生将荀子的心仅仅理解为认知心,唐端正先生则强调,荀子的心实际具有好善、知善、行善的功能,绝非简单用认知心来概括。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这条线索,影响虽然无法与前者相比,只能算是辅线,但在我看来,实际更值得关注。近些年我借助地下出土材料,提出荀子人性主张实际是性恶心善说,即是对唐端正先生观点的进一步推进。我甚至认为,不断摆脱牟先生所代表的主线的影响,而对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辅线做出继承和发展,可能是今后大陆荀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我向学界推荐、介绍唐端正先生旧作的原因和用心所在。

  刘又铭教授是我研究荀子的同道,也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又铭兄在重孟轻荀的台湾学术界首次提出“新荀学”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又铭兄的观点,我也有一个接受、认识的过程。又铭兄曾在《从“蕴谓”论荀子潜在的性善观》一文提出,“就深层义蕴而言,荀子的人性论其实仍可归为某一种(异于孟子)类型的性善观”。对此我曾不以为然,批评其没有摆脱传统认识的窠臼,仍是以性善为标准来评判荀子,为此不惜让荀子屈从于性善。现在看来,我之前的认识有误,又铭兄的努力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我近年提出荀子是性恶心善论者,虽不能说是受又铭的影响,但的确反映了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以往人们为性恶论辩护,主要是与西方基督教相类比,认为基督教可以性恶,荀子为何不可以讲性恶呢?荀子对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恰恰在于其提出或揭示了性恶。但这种比附忽略了一点,基督教是在有神论的背景下讲原罪、性恶的,人的罪(恶)正好衬托出神的善,只有在神的恩典、救赎下,人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教中,性恶与有神论是自洽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理性早熟,逐渐放弃了对人格神的信仰,特别是到了荀子这里,天已经被自然化了,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讲性善,则肯定内在主体性,讲性恶,则突出外在权威、圣王。但在荀子那里,又不承认圣王与常人在人性上有什么差别,认为其同样是性恶的,这样第一个圣人或圣王是如何出现的?便成为无法解释的问题,其理论是不自洽的。所以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性恶论是“大本已坏”的判断并没有错,宋儒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误以为荀子只讲性恶,不讲心善,忽略了荀子同样肯定人有内在道德主体。为荀子辩护,不必非要肯定性恶的合理性,而应对荀子人性论的复杂性、全面性做出准确的梳理和解读。

  又铭提倡“新荀学”,特别重视《荀子》这部经典,我则主张“统合孟荀”,提出“新四书”的构想,所以我们对荀子在儒学史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不同的,但这种分歧并不是截然对立,彼此排斥的。在去年人大国学院主办的“统合孟荀,创新儒学”的会议上,曾有学者质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统合孟荀?难道提倡孟学或荀学就不可以吗?我的回答是,大陆新儒学的发展当然可以有新孟学、新荀学,但也应当有由统合孟荀而来的新儒学。在儒学的创新上,不妨百花齐放,各展所能,各施所长,至于结果,则留给历史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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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泽波教授是著名的孟子研究专家,在孟子上用力颇深,其所著《孟子性善论研究》是大陆地区孟子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完成孟子研究后,杨教授转而关注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学,积十五年之力,出版了皇皇五大卷、240余万字的《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可谓是牟宗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杨教授的新著体大思精,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是必读的参考文献,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起来则显得不便。故我与杨教授商议,将其著作压缩出一个简写本,这样就有了《走向神坛的牟宗三》一书,它虽有只有十余万字,但更为概括、凝练,更便于读者理解杨教授的主要见解和观点。杨泽波教授年长我十余岁,据他讲,当年曾经深受牟宗三的影响,是通过阅读牟先生的著作而走上儒学研究的,而他现在的研究则更多表现出牟先生思想的反省和检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杨泽波教授身上,同样也存在于我们这些六零后学者,可以说反映了大陆儒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即从阅读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开始理解和接受儒学的基本价值,又从反思牟先生的学术观点尝试建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范式。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毕竟大陆学者与牟先生那一代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问题意识、所思所想自然也会有所不同。牟先生当年生活的港台社会,西风日盛,民族文化花果飘零,故其所要论证的是儒家文化仍然有不过时的恒常价值,这个他们认为是儒家的心性,同时他们深受“五四”时期科学、民主观念的影响,认为传统儒学的缺陷在于没有发展出科学、民主,所以他们对儒学思考便集中在“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心性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问题上?但这样以来却有意无意中将儒学自身的问题和逻辑打乱了。我多次强调,儒学的基本问题是仁与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理学家那里又表现为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问题,今天讨论儒学仍不应回避儒学的这一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与其问儒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民主,不如问儒家的礼乐刑政为什么没有完成现代转化?发展仁学、改造礼学才是儒学发展的根本所在。牟先生由于受“五四”礼教吃人观念的影响,视礼学为儒家过时之糟粕,避之唯恐不及,这样完整的儒学思想便被砍去一半,所缺的这一半只好用科学、民主来填补了。但既然我们不要求基督教、佛教发展出科学、民主?为什么一定要求儒学发展出科学、民主呢?似乎不如此便不具有合法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对儒学这一古老精神传统必要的尊重。而且会引发另外一个后果,既然可以不顾及儒学的内在理路和逻辑,片面要求其去适应所谓的科学、民主,那么反过来也可能促使人们以儒学独立性的名义去反对民主,认为完整的儒学恰恰是与民主对立、不相容的。这在当前大陆学界竟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被许多学者尤其是民间学者所信奉,不能不说与牟先生对儒学的片面理解有关。牟先生对荀子评价不高,对儒家的礼学传统不够重视,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不过,虽然我们与牟先生在对儒学的具体理解上有所不同,但牟先生强调儒学需要经历现代性的转化则无疑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去年我主持的“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与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个主题便是“回到牟宗三——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即是要突出、强调这一点。“回到”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回到追求儒学现代性的起点,以更尊重儒学的基本问题和内在理路的方式去探讨儒学的现代转化。这应该是大陆新儒学既继承于港台新儒学,又不同于后者的内容和特点所在。牟先生曾自称“一生著述,古今无两”,是当代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儒学大师,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主张,我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但绝不可以轻易绕过,今后大陆新儒学的发展,仍需要在充分继承、吸收牟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突破和发展。杨泽波教授研究牟宗三儒学思想多年,对牟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都提出独到的分析和看法,给出相对客观的评价,相信他这部新著,对于我们理解、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本丛书收录的《新四书与大陆新儒学》一书,是我近年关于重建大陆新儒学的一些思考。包括新道统、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对孟、荀人性论的重新诠释,统合孟荀、创新儒学,以及自由儒学的建构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内容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思考,虽然奠定我今后儒学建构的基本框架,但还有更多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不断涌入我的头脑,使我每日都处在紧张的思考中,而要将其梳理清楚,还要补充大量的知识,付出辛勤的劳作。故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是我下一本更为系统、严谨理论著作的预告。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有意收录一些非正式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或是随笔、笔谈,或是发言的整理,对于读者而言,不仅通俗易懂,观点也更为鲜明,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我目前的思考和想法。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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