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词学》杂志的出版困境

  1980年代,度过反右与文革劫难的施蛰存,迎来了其又一次艺术生命。他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职,并开始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他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一方面从事《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杂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策划并主编《词学》。

  施蛰存主编《词学》集刊的第1辑至第12辑,历时20年。第1辑《词学》出版15000册,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夏承焘致信施蛰存:“《词学》问世,求阅者甚多,惟购买不到,甚以为憾。下次能否稍稍增印,以应各地词友之需求。”施蛰存也希望通过香港的黄坤尧,将《词学》带入台湾,用于文化交流。其后,他又托人将刊物带到北美,希望《词学》在海外产生影响。施蛰存还曾亲自给《词学》做广告,于1986年12月8日给《书讯报》撰文《〈词学〉第四辑出版》。在施蛰存等《词学》同仁的努力下,这本刊物获得了国内外词学界的青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词学》创刊时,施蛰存原计划将其办成季刊,每年出4辑,但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施蛰存主编12辑《词学》,历时20年,时间跨度之久,出版周期之长,是施蛰存始料未及的。下表为《词学》1至12辑的编辑与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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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表可以知《词学》出版的情况,如按施蛰存一年出4辑的计划,本该3年完成的12辑,却整整花费了20年的光阴。施蛰存在策划《词学》时,尚是古稀老人,到第12辑出版时,他已近百岁光景。这并不能说承印《词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消极对付,是当时整个出版环境使然,施蛰存在编《词学》的同时,也在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全6册,也时断时续,全部出版历时11年。

  1981年2月24日,施蛰存复黄坤尧函:“《词学》至今未得印刷厂承印,似乎‘难产’,此间事事拖沓,办事不能迅速,印刷厂如此之忙,亦未尝估计到也。”1985年7月14日,施蛰存复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名函,谈到与之合作的《外国独幕剧选》,说:“第四集早已校了庆阳,还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词学》一样,现在有点不想编书了。”1990年10月15日,施蛰存致郑逸梅函:“《词学》第8辑亦排好半年,至今不付印,无可奈何。”通过列举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施蛰存对《词学》出版从踌躇满志到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

  因出版时间的尴尬,有些作者的文章投给《词学》后,迟迟不见出刊,于是发生了撤稿或另投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施蛰存无法埋怨作者,只能表示遗憾,他在《词学》第4辑《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不能刊登有时间性的文章,深恐印出来时,已成‘昨日黄花’。各地同志来稿,因本刊久无消息,而现在别的刊物发表。这些都是使我们深为遗憾的。”

  《词学》的《新出词籍介绍》栏目,因出版时间关系,自《词学》第7辑开始,该栏目不得不改名为《新得词籍介绍》。施蛰存在《编辑后记》中说:“近年来词学书籍出版甚多,编者未能及时见到,加以本刊出版迟缓,所谓‘新出’往往已是二三年以前之事。因此,从本辑起,该栏目为《新得词籍介绍》,庶几名实相副。”

  令施蛰存痛心的是,因出版延缓,导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流失,其中当数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创办《词学》之初,夏承焘将《天风阁学词日记》交付《词学》,供其连载发表,由于出版原因,才发表了该日记两年中的9个月。198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本《天风阁学词日记》。施蛰存说:“我第一次翻阅这本印刷精良的《日记》,心头着实感到难过。我的《词学》如果能按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

  当然,施蛰存也为加快推动《词学》出版做了很多努力,譬如想更换出版社,扩大《词学》影响,加快销售进度,引起出版社的重视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来加快《词学》的出版。据卢润祥回忆:“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沪上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就要我想办法。厂房知晓情况后,安排了专人负责《词学》印刷事宜,且每期作为‘急件’来办,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刊物出版后,卢润祥去拜访施先生,“进门,只见先生手捧刚刚散发墨香的《词学》,十分高兴。当即,他把一笔款子交给我,说,排这么一本刊物,不易,版式复杂,难字多。要我代他买点烟茶酒慰劳有关工友。见我执意不收,他又说:‘此是人情酬劳,你不要让我过意不去,这钱,已在刊物的编校费中出账,已是无法收回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施老自己的钱,他为学术慷慨解囊之举,对工人同志劳动的尊重,令我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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