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被世人发现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早年的敦煌学文献整理研究,是一种“挖宝式”的研究,谁有条件去伦敦、巴黎,谁就抄回来一些发表,可以说不存在对整体敦煌文献进行大规模学术整理的基础。因此,百年间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是陆陆续续发表出来的,大多数是根据作者的研究方向,分类校录出版的,如变文、曲子词、韵书、社邑文书、户籍、契约、医药文献、天文历法、禅宗典籍等类文献,陆陆续续整理出来,内容不算完整。到目前为止,英、法、俄、中四大馆藏的敦煌文献基本都已影印出版,有的还有数字化的高清图片上网,一些比较重要的零散收藏,如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所藏原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也都在近年来出版。因此,敦煌学界理应产生大规模的、具有传世性的文献整理著作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郝春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他策划、编著了一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一一进行整理校录,收录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中除佛教文献之外的完整社会经济等各类文献,其全部出齐,必将成为敦煌学界贡献给整个学术界的重要成果。

  从已经出版的15卷来看,有这样几点值得表彰。

  首先,敦煌文献跟其他古籍文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除了少量的刻印本外,基本上是写本文献。除经史子集外,公私文书、历日、杂写等无所不包,这些内容是我们传统版本校勘学所没有的,对其整理必须新创体例。我们看到,这套书的《凡例》用了将近一千八百字,释文格式、逆书、行间文字如何释录等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少条例都为写本文献的编校开创了先河。而写本文献校勘释录方法的创新,实质上也是一个写本学的建立与创新过程,是古文书研究的重要推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为写本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次,《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编纂,抓住了敦煌文献整理的最佳时期。20世纪90年代,从英藏文献开始,敦煌学界和出版界对海外敦煌文献进行了高清图录和大型图片书籍的出版,从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存。还记得那个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用他们自己的财力,“一拍一美金”,拍下了俄藏敦煌文献,对俄藏敦煌文献的“回归”做出重要贡献。然而,高清图录和国际敦煌项目提供的数字化文献并不能代表一切。要了解文献全貌和真相,中国学者必须远渡重洋,亲身去看文献。郝教授的团队做到了这一点,将存疑内容与文件原件进行比照,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过去我们的敦煌文献整理没办法赶上日本学者,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上超过了他们。这套书籍以及相关学术成果,让我们有信心交给学术界品评。

  最后,这套书籍的出版过程不仅是文献整理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的过程。通过国外学术界盛行的“读书会”的方式,这套书的编纂吸纳了每一个参与人的意见,也让参与文献整理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教学相长中得到了学术锻炼。作为本书编委,我参与了初稿的审读。从1-15卷的样书来看,整理的质量是越来越好。早些年,我也曾赴海外抄阅敦煌文献,并给每一卷敦煌文书做了“卡片”,卡片上记录着每个编号下不同内容的研究成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套书的最初几卷,参考文献中有一些画了“R”的圈,这些文献是来自我的卡片。但是随着卷数的增多,我的贡献痕迹越来越少,相关的参考文献也越来越多。可以说,郝教授团队的工作越来越细,整理水平已经超越了前人。

  我与郝教授交往多年,深知他是在用毕生的时光来书写这套大书。他常说,人们对待工作有三种态度:一是作为谋生手段,二是当作事业来做,三是将其视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第三种态度是各领域、各行业达到顶级水平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就写书这一行当来说,第三种方式就是用生命写书。真正好的作品,能够传世的作品,往往都是用生命写出来的。我希望,这套精心整理出来的英藏敦煌文献释录,也能因为质量过硬而成为传世之作。

  (本报记者韩寒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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