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自信——评《杨宪益翻译研究》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成为急迫的时代命题。然而,明末以来的中国文学经典外译与接受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使得中国文学“谁来译”的问题再次凸显。

  《杨宪益翻译研究》(辛红娟教授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正是对上述时代命题的学术梳理与回顾。全书凡31.2万字,在海内外学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学外译巨擘杨宪益一生的翻译实践活动,较全面地呈现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影响图谱。该著以杨宪益毕生的文化翻译壮举及其秉持并体现在文本深处的爱国情怀为基调,聚焦杨宪益夫妇在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大业中彰显的译者自信。

  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逾千万字的中国文学经典译入英语世界。从《诗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六百多年,杨宪益与妻子合作,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他们最早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三卷本《红楼梦》英译本与霍克思、闵福德翁婿合译的五卷本《石头记》共同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各具特色的《红楼梦》译本……他们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文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文学经典。杨宪益夫妇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许多西方汉学家通过他们翻译的《红楼梦》《离骚》《鲁迅选集》和《沉重的翅膀》等译著,得以走近和触摸到厚重、悠远的古代中国、顽强抗争的近代中国和走向复兴的当代中国。

  杨宪益高中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课程,在与导师布伦顿讨论英国诗的过程中,为了向布伦顿表明中国也有悠久的诗歌传统,杨宪益模仿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的风格将自幼熟读的《离骚》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精妙,译作至今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杨宪益毕生专注于将中国独有的文学、文化介绍到西方,促动东西方文学、文化的真正交流与融合。基于这一文化自觉与自信,杨宪益的中国文学英译始终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学形象,译文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能够很好地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杨宪益一生为人谦虚、低调,即便翻译了上千万字,也总淡淡地说自己并不是翻译家,也没有做多少事情。然而事实上,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使得杨、戴翻译的《古代寓言选》《关汉卿杂剧选》《宋明评话选》《唐宋传奇选》《长生殿》等“全部被英国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成为在西方汉学家中间普遍受到重视的英译中国古典著作。”杨宪益自行选定并翻译的中国传统戏曲丛书在欧美一度广受欢迎,英译《红楼梦》则被辗转翻译成西班牙文和缅甸文等语种。

  杨宪益并不曾著书立说探讨翻译的本质问题,其翻译诗学思想中的“可译性”观念始终熠熠生辉。在杨宪益看来,“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以翻译,不然的话,人类就只可以闭关守国,老死不相往来了。”晚年接受采访时,杨宪益谈及翻译仍是一以贯之的语气与态度:“翻译没有什么,翻译就跟做木匠一样。”寥寥数语,实则回应了上个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展开的那场关于翻译性质的大讨论——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于他而言,翻译是一种艺术,需要高超的技艺。

  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和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谁来译”的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文化要真正被西方世界接受,必须得靠西方译者;有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在宏阔的世界舞台上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只能依靠中国译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以自身的努力,毕生的心血,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帮助西方读者消除或减少因巨大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隔膜,帮助他们了解华夏文明,帮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

  诚如英国学者迪莉娅·达文所言,“杨宪益作为一代富于学识和眼界的中国学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当主动承担起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的主体责任,以彰显世界文学、文化图景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

  (作者:许钧,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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