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何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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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封事》,[加]李在中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98.00元

  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大陆读者这几年已经不再陌生了。他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著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和丽江么些文化专家。不过,我并不打算在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前面冠以“台湾学者”的名号,是基于他那一代人的学术经历。他出生于河南,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号称“国美”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后跑到丽江的雪山下进行么些文化的调查研究。1941年,他响应李济、董作宾两位先生的号召,加入了“中央博物院”(后称中博)的筹备工作。从此,他跟随这个博物院“筹备组”赴南京、到昆明、抵宜宾,直到再返南京、终达台湾。总之,李霖灿在学术上毕生追随李济、董作宾,工作岗位则始终不离博物馆专业,这些上世纪30—40年代种下的因缘,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大陆,2000年以前,他的大名主要为业内人士所熟知,2000年以后,他关于美术史的一些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到今天,凡是热爱古代绘画的读者,大都知道李霖灿先生的名字了。而最近,李霖灿先生的儿子李在中则以父亲的博物馆生涯为主线,撰成《朵云封事》这样一部回忆往事的大书。

  朵云的典故,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陟传》:“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说韦陟在信笺上署名,状若五朵云,所以“朵云”是信笺的雅称;而“封事”是密封的奏章。李在中用这两个词命名,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李霖灿本人及师友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既有他们年轻时留下的日记和彼此往来的书信,也有他们年老后李在中所做的访问、重述,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弥足珍贵。

  如果说,这部分内容显示了李霖灿父子的家世交游,体现的是历史沧桑变幻下“家”的一面,那么,《朵云封事》所揭示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30年代之后我国部分珍贵文物在“中博”同仁保护下,历经颠沛流离而得以保全的故事,是内忧外患下“国”的一面。两相结合,体现的是这些文化文物学者的家国情怀。

  书中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中博”筹备组保护文物的一段往事了。

  这种保护,其一是文物的迁移撤离。很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移的伟大行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震动,故宫文物于是南下避难,分批行动,历经多年,直到1936年才全部运抵南京。可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七七事变”又爆发了,文物只好再次迁往西南的大后方。

  对于故宫文物之外的其他文物的迁徙,很多人或许知道得就不那么清楚了。《朵云封事》里记录了“中博”所辖文物的迁徙历史。1933年,“中博”先后由傅斯年、李济牵头筹备,在1936年终于开土动工,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博物院还没完工,此时也只能紧急西迁。要知道,“中博”所属的文物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比如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如果不西迁,就很有可能落入敌国之手。

  西迁之路,备极艰辛,“中博”的学者们或是走水路,沿着长江上行;或是走火车,当时的政府紧急拨了专列。每到一处目的地,也不敢把文物堆在市区,只能想尽办法保存在郊外的寺庙、宗祠等隐蔽的地方。这一路上,不仅要提防丢失、盗窃、损坏,还要担心日本的轰炸。最终,故宫的文物主要保存在宜宾、乐山、峨眉等地,而“中博”的文物辗转昆明等西南地区,最终暂时落脚在宜宾的李庄。

  其二,迁徙到后方只是被动的避难,而“中博”的学者们,却在避难期间仍然坚持开办文物展览,坚持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从而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给当时的国人以振奋的力量。

  如在文物展览方面。从1943年到1945年,中央博物馆在李庄这个江边小镇举行了7次大规模展览。比如,远古石器展、古代铜器展,呈现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汉代车制展、历代建筑图像展,展现出华夏文化的博大灿烂;此外,还举办了苗族服饰展、丽江么些文物展,则传递出抗战军兴、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看展览,往往被认为是和平年代里衣食无忧的人们优哉游哉的“闲事”。但《朵云封事》里记载的这些往事却证明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华夏文化的传承遭受外侮破坏的时刻,历史文化及文物展览绝不是用来消遣的闲事,而是难得的振奋精神、提高士气的伟大举措。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进行学术研究则更能见出中华民族文化精英分子勇于维护文化火种的风骨。在李庄,“中博”的研究人员们坚持学术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开展了对四川西藏康定云南一带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对当地自然标本的采集、对当地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等等。显然,这些并不是风花雪月的吟诗作赋,而是关乎民族地理、民族历史、自然环境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色彩的现代学术研究。这些成果在当时虽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但在战乱中得以储存,一到和平年代就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朵云封事》里记载了李济先生曾说:“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的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的博物馆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p163)这充分表明了文物的保护不是被动消极的,越在艰难困苦的时期,越是要通过文物保护来证明抗争的伟大,证明民族的不屈不挠,从而维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

  其三,文物的保护终究还是要靠国家的强大。《朵云封事》里,还记载了一些抗战胜利后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的遗憾故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始追索被日本在侵略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有关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被日本掠夺、损毁的各类文物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数据来源:网易新闻中心)。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那些查无可查的流失文物更多。

  我们都知道,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渗透到中国,以各种手段攫取中国的文物、藏书。把文物追索的上限放在“九一八事变”,实在是说不通的。而《朵云封事》揭露了原因,不是因为日本,而是因为西方盟国顾忌到欧美国家也持续掠夺中国文物,所以不愿意让中国追究“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流失文物,以免日后中国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向西方国家追索文物。中国当年虽号称战胜国、五大国之一,但仍然是弱国,在文物的追索上终究留下了诸多遗憾。

  再加上很快内战风云再起,而负责追索的人手又有限,最终中国政府从日本追索的文物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力度不足,三是已追索的文物大都运到了台湾。

  既然说到了运到台湾的文物,《朵云封事》里也有不少文章谈及在台文物的命运。2009年,两岸故宫首次合作举办“雍正文物大展”,这是十年前两岸的文化盛事。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盛事却没有出现。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写道:“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中国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最高指导思维,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局。”(p368)这段话是何其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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