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濬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表现“懦弱”吗——《东京审判征战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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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东京法庭上发言

  两年前,向隆万先生在拟写这本《东京审判征战记》之前就来约序言,书稿杀青后,目录中的序后也特地标明了我的名字。按理说,向先生之命我应该义不容辞。还是不免犹豫,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本书最合适的作序者,是向哲濬检察官的秘书、今天仍然健在的唯一全程参加东京审判的高文彬前辈;而高老恰有现成一序。因而觉得有高老的华章在前,我再来写未免显得多余。但这些年向先生对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帮助很大,对我个人的帮助也很大,因此,又感到即使不能有所贡献,还是应勉力谈几句离题不太远的话,借此也可表达对向先生的感谢之意。

  前些年在某地讲座,提问环节有一位年长的听众问了个易答也难答的问题:“在东京审判中究竟是法官作用大还是检察官作用大?”一般的回答当然不难,检察官起诉、法官断案,法官和检察官各司其职,各有其用,无法比出高低。这样的回答,在熟读《封神演义》和《水浒传》、凡事都要“排座次”的文化氛围中长成的国人,一定认为等于没有回答。在动笔写这篇短序时不由想到这一幕,并不是试图分出高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感到东京审判法官和检察官,或者更具体地说,代表中国的检察官向哲濬和法官梅汝璈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即使像我这样对东京审判还算关注的人,长期以来也不甚了了。比较起来,梅汝璈法官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虽非完璧,毕竟还留下了半部概述稿及日记残卷等重要的一手文献;向哲濬检察官则除了文革中的“交代”和文革后的简短发言稿,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要想了解,更有不得其门而入之难。

  这一状况,近年有了很大改变。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经过多年的上穷下索,中国法官、检察官的情况大体已明。法官的努力,梅小侃、梅小璈先生所编《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文稿》可备见大概。检察官的贡献,通过向隆万先生编辑的《向哲濬检察官东京审判函电和法庭陈述》,特别是本书,更有了充分的展示。中国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盟国取得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审判日本战争罪行,正是完整体现这一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翻开尘封七十年的档案可以看到,中国检察官和中国法官所起的作用,足当“伟大”而无愧(“不辱使命”四字已不够传神)。有关种种,本书中有很好的阐述,在此不再重复。我只想就裘劭恒先生有关向哲濬检察官“懦弱”和“屈从”美国的回忆做一些解读。

  裘先生在东京审判的开始阶段是向哲濬检察官的秘书,后因故回国。文革结束后,裘老得展长才,先后参与审判林江集团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等重要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接受采访,多次忆及东京审判的往事。因时隔久远,这些回忆颇多误差,尤其是涉及向哲濬检察官的部分,其错失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称“向检察官怯于水平问题”不愿出庭(尤俊意《法学耆宿多彩人生——记上海法学会名誉会长裘劭恒教授》,《东方法学》2006年2月总第2期第146页),“向按了国民政府指令,表示反对出庭”(马龄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中国检察官──裘劭恒》,《文史精华》1999年05期第12页),理由虽然不同,不出庭的结果则并无二致,裘先生因此不得已成了“第一个在国际法庭亮相的中国检察官”(朱成山《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寻找证人——访当年检察官裘劭恒》,《紫金岁月》1995年Z1期第35页)。

  之所以说此事令人“匪夷所思”,一是因为“国民政府”并无“反对出庭”的“指令”;二是向哲濬检察官不仅出了庭,而且远在裘先生出庭之前;三是无论从文献还是影像看,向哲濬检察官不仅立论正大、言辞犀利,而且从容不迫、风度翩翩,全然没有丝毫“怯”的影子。东京审判开庭不久,检、辩双方即展开了激烈攻防,向哲濬检察官在首席检察官季南和英国检察官柯明斯-卡尔之后登台,对辩方所谓日本对中国的行为不是侵略严词批驳,期间由于语调过于严厉,庭长韦伯甚至提示不要太过激烈。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在盟军解严不久出版的《审判东京审判》中记述这一幕时感慨说:“所谓‘燕赵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检察官这样的人吧”(滝川政次郎:『東京裁判を裁く』、慧文社2006年、第220页;東和社1953年初版)。裘先生作为向检察官的秘书,即使不在法庭的小现场,也在东京的大现场,很难想象他对向哲濬检察官的出庭会全不知情。虽说时隔久远,记忆不清或完全遗忘,都不无可能,但记忆与事实恰好相反,则还是让人费解。

  我不认为裘先生会有意作伪。我觉得裘先生的误记源自他对向哲濬检察官的误解。这一点,我想稍稍展开,谈一下纯粹只能算是“臆测”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同盟国齐心协力的结果,同样,东京审判得以顺利进行,也是中美等国齐心协力的结果。由于各国的利益不同,诉求也不同,如果各国都执于一偏,取得成功是断无可能的。重温东京审判走过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准备时期,还是在东京审判的进行阶段,中国的每一项主张,都是通过与各国、特别是美国协商实现的。东京审判时向哲濬检察官已年届五十五岁,从审判中他和国内的来往函电及以后高文彬先生的重要点滴回忆([口述历史]《高文彬: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看,内忧外患的环境,流离颠沛的经历,使他对世道的艰难和人事的复杂有深刻的体会。裘先生多次说向哲濬检察官对美国“软弱”,从原始档案和视频文献中得不到印证已一如前述,裘先生之所以有那样牢不可破的印象,我想当是向哲濬检察官面对某些事不可为(势不可违)之局面时顾全大局、知所进止的表现,不能为刚过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的裘先生所理解。

  在此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恶化,东京审判的参与者确有将中美在东京审判时的关系扭曲为斗争关系的倾向。东京审判时中美不是没有分歧,但中美同属多数派,一致大于分歧,中美之间不是矛盾重重的对手,更不是事事敌视的敌手。而且,今天我们确实也找不出中国的重要诉求因美国的阻扰而未能实现的事实。从这点上说,向哲濬检察官没有留下东京审判的回忆,是得是失,真是未易轻言。

  (向隆万著《东京审判征战记》,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向隆万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本文标题系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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