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对立奏议选评(十七)

答沈庆之谏北伐疏 宋文帝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

  上曰:“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1)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2)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3)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4)

  【注释】

(1)上曰:“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文帝说:“我们的大军两次受屈,另有它自己的原因:檀道济保存贼寇以抬高自己,到彦之在进攻的半路上正好眼病加重。

(2)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小股军队,很容易攻占。滑台:即今之河南省滑县。相传古有滑氏,于此筑垒,后人筑以为城,高峻坚固。汉末以来为军事要冲。北魏将滑台、即今之河南省滑县。相传古有滑氏,于此筑垒,后人筑以为城,高峻坚固。汉末以来为军事要冲。北魏与金墉﹑虎牢﹑碻磝称河南四镇。

(3)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二城:指滑台和碻磝台。馆谷:居其馆,食其谷。指驻军就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师败绩……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杜预注:“馆,舍也,食楚军谷三日。吊民:慰问受苦的民众。

(4)虏马过河:北魏的骑兵度过黄河。代指北魏败退到黄河以北。

  【翻译】

  文帝说:“我们的大军两次受屈,另有它自己的原因:檀道济保存贼寇以抬高自己,到彦之在进攻的半路上正好眼病加重。蛮虏魏所能依仗的只有马。今年夏天雨水很多,河道畅通无阻,如果我们乘船北上,魏的守军一定会逃走,滑台驻守的小股军队,也很容易全盘攻克。攻克了这两个城,就利用他们粮仓里堆积的粮秣驻军就食和安抚老百姓,虎牢、洛阳自然也就保不住了。等到冬天到来,我们的城池之间已经相互连接,北魏骑兵败退到黄河以北,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活抓住。”

  【评说】

  这是宋文帝对沈庆之《谏北伐疏》的批答。这个批答,有两层意思:

  一是为元嘉七年、八年两次北伐失败辩解,将责任全都推给臣下。说檀道济是养寇固恩,到彦之则是中途眼病发作;第二则是驳斥沈庆之所说的胡人骑兵非刘宋的步兵可敌。其中说的今年水大,不利骑兵而利南人所擅长的舟船,看来似乎有理。但北方是平原地带,城池毕竟是建筑在陆地上,岂能专靠舟楫?在批答中,宋文帝还预定了进军方略,先攻碻磝台,再攻滑台。然后居其馆,食其谷,并慰问受苦的民众。在下虎牢,进洛阳。计划虽美好,但实行起来绝非易事。九月,宋辅国将军萧斌攻下碻磝台,命沈庆之固守;但王玄谟攻滑台,却全军覆没。于是全线崩溃,碻磝台得而复失。魏武帝率大军随后掩杀,占据淮河流域,直到扬州附近的步瓜山。据史载:宋文帝登石头城,见对江的步瓜山上旌旗遮日;江面上舟船无数,面有忧色,对吏部尚书江湛说:“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使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吾之过也”。

  但此时懊悔,已经晚了。

  那么,宋文帝三次北伐,均已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究竟有那些呢。据一些史家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文帝在北伐决策方面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极不慎重,必然导致战略性错误。

  宋文帝北伐之失败,绝非一城一地的局部丢弃,也不仅仅在于一时战机的把握,而主要在于整体战略决策与部署的失败。元嘉时期三次大规模北伐,在战略决策上都显得粗疏、随意,主要由文帝本人主导,或凭一时冲动,急于夺取失地;或为了挽回脸面,以树立威望,往往一意孤行,而少有认真谋划、合理决策的过程,即便责群臣进言,也流于形式,对有价值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根本不予采纳了。其实,当时宋魏战争自难避免,刘宋政权应早有应对,从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宋文帝的三次北伐之举,第一、第三次北伐由文帝个人决定,行事仓促,至于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决策过程中曾普责群臣上言,但实际上文帝已早有定见。

  宋文帝的北伐谋划与决策范围很小,如参与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决策的主要有江湛、徐湛之等亲信。《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载:“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这些“争献策以迎合取宠”的人,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趋炎附势的佞幸化的文士,他们根本不懂军事,除了江湛、徐湛之外,以袁淑最为典型,袁淑是个投机的士族名士,其性格本“喜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南史》卷二六《袁湛传附袁淑传》载后来“魏军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其言甚诞”。这样的文士参与北伐决策,实在近乎荒诞。第二类鼓动文帝北伐者是一些北来武人,以王玄谟最具代表性。王玄谟揣摩透了宋文帝决意北征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取文帝的信任。作为武将代表,王玄谟虽多有“陈说”,但他提出过什么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方案呢?史无明载。王夫之便说“今亦不知其所陈者何如”,(《读通鉴论》卷一五)

  第二,与战略决策错误相关,宋文帝长期疏于淮北边镇的经营,而兴师北征必然失败。

  宋文帝既决意北伐,本应在战略作出相应的准备,特别在淮河以北各军镇及其周边地区做好攻守部署,将北伐战略落到实处。但实际上,宋文帝虽决意通过军事决战的方式驱逐魏军,收复河南,委派诸王出守边镇,加强军事经营,但在军事部署上则没有作出充分的布置与安排。《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何承天上《安边论》,以为“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安变固守”之要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他主张针对鲜卑的作战特点,他建议淮北边镇方伯刺史应招集流散,聚族而居,修整城戍,训练士卒,这样,无论在平常边防,还是军需物资供给,都可获得保证,以有效地抵御北人。他又主张加强对淮北诸镇兵器走私和水陆交通的管制,何承天此策意在加强淮北沿边镇戍的军事建设,可谓固本之道。但显然没有引起宋文帝的足够重视。由于刘宋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诸镇,导致淮北镇戍缺乏支撑和基础,陷于孤立的状态。淮河沿线的军事部署是抵御北人南进的重要防线,淮河南北的军事重镇及其周边乡村聚落的建设、屯戍结合、兵民合一、农战并修的军事组织与训练,是与北人相抗的固本之道,守可抵御北人侵扰,攻则协同反击,以免国家劳军远征而不断丧师辱国。孝武帝时期的这些有关强化边镇建设的议论,实际上正是对宋文帝时期相关做法的反省。

  第三,与战略决策相关,宋文帝疏于军备筹措与军队组织,这必然导致北伐之失利。

  宋文帝既决意北伐,必须在军需物资的筹集与调拨、军队的组织与训练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以确保北伐战争的胜利。不打无准备之战,这是发动战争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但宋文帝在这方面实际上并无充分的准备。就军需筹备而言,《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载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既已开始,才责令何尚之筹措军需,不能不说过于仓促。又,《宋书·索虏传》载:“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可见“军旅大起”之后,始动员社会上下捐助,甚至向民间举贷,以解燃眉之急。除了鼓励主动捐赠和借贷,还明确要求官员减俸,《南史·宋太祖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三月,“魏军攻县瓠。以军兴,减百官俸禄三分之一”;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由此可见,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之后刘宋军需危机的严重程度。不仅如此,宋文帝在军队组织与训练方面也缺乏充分的准备。宋文帝在北伐之后才以兵力严重不足,匆忙扩军,迅速集结,投入战斗。这些所谓的士兵,连最基本的训练都没有,如何能进行战斗呢?即便那些具有特长的“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一样缺乏组织训练,如何能协同作战?大规模的战争,毕竟不是个人比试武艺。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临阵作战,毫无战斗力,《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便说:“江南白丁,轻易进退,此其所以败也”。“临难命师,皆出仓卒,驱乌合之众,隶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岂能使其同力,拔危济难,故奔北相望,覆败继有”。此等情形,正是宋文帝时期军备的一般状况。可见宋文帝长期疏于军事准备,贸然兴师,其失败自属难免。

  第四,宋文帝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军事制度严重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使其难以应变。

  与政治上不断强化皇权相应,宋文帝也致力加强军事方面的集权,具体表现是不断强化皇帝对军队指挥权的直接控制。不过,宋文帝似乎在这方面做过了头,他在临战状态下,不惜违反军事常规,对前线将领遥控指挥,或命其依战前拟定的作战方案行事,或委派监军督阵。对此,《宋书》卷五《文帝纪》史臣论有言:“授将遣师,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慼境,抑此之由。”沈约明确指出宋文帝北伐之军事失败,与其“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的僵死的军事指挥制度有关。兵法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这要求前线将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战术,而预先制定的相关战略、战术固然有指导意义,但决不能束缚军事将领的手脚。宋文帝在诸次北伐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根本不接受不同意见,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战役指挥上,也凭空“遥制兵略”,战事进行中,前线将领必须“仰听成旨”,如同受控的木偶和道具。《宋书》卷九四《恩倖·徐爰传》载:“太祖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随军向碻磝,衔中旨,临时宣示。”这里明确说宋文帝“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可见这是宋文帝确定的军事制度,并非偶尔为之。其实,对文帝这种遥控指挥的行为,当时军事将领中是有人明确表示反对的。《宋书·沈庆之传》载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谟败退后,统帅萧斌“欲死固碻磝”,沈庆之以为“碻磝孤绝”,不可守,然“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萧斌复问沈庆之,庆之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沈庆之明确指出“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主张随机应变,而大部分将领或依“成律”,或坐等“中诏”,而这些圣旨往往与实际不符,根本就是瞎指挥。对碻磝之败,后来宋文帝本人也觉得难辞其咎,《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载宋文帝后来对沈庆之说:“河上处分,皆合事宜,惟恨不弃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复违诏济事,亦无嫌也。”尽管文帝为自己狡辩“河上处分,皆合事宜”,但实际上他也承认“中旨”之误。正是鉴于宋文帝这一制度导致北伐失利,沈约曾为刘宋将领开脱,以为“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慼境,抑此之由”,主要的罪责在于文帝的军事制度。

  第五,宋文帝所用将领大多缺乏才能,临阵奔逃,难以应敌,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军事活动特别讲究随机应变。战争中固然重视客观实力的对比与较量,但人谋的因素

  往往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此考察宋文帝北伐之用将,可谓完全失败。元嘉七年北伐的主将是到彦之,《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载“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于是委以重任,领师北伐。但其进军缓慢,在收复河南后,面对北魏的反攻,弃滑台而奔,丧师辱国。到彦之失利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他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史》卷二五《王懿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魏弃河南”,到彦之诸人皆喜,王懿以为“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后魏人占虎牢、洛阳,“彦之闻二城并没,欲焚舟步走”,王懿以为“今贼去我犹自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便舍舟,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可见到彦之对北伐战前并无充分准备,临阵慌乱,一再失措。到彦之本有眼疾,以此为退师之理由,宋文帝竟以此袒护,君臣间相互遮掩。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前锋主力是王玄谟,前引《宋书·王玄谟传》载王玄谟“遂围滑台,积旬不克”,其“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托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王玄谟极力鼓噪北伐,任北伐前锋主力,然其临阵却思逃窜,引发全军崩溃。《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载“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而王玄谟先不予援助,败退时竟“不暇报护之”,以致险些举军被歼。王玄谟如此惧战,显然对北伐失利负有责任。

  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先锋主力是张永,前引《宋书·张永传》载其“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张永本是一个以文艺见长的名士,《宋书》本传载其“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文帝于是命其领军北伐,造成了“死败涂地”的悲剧。

  宋文帝对其军事将领之表现也颇为失望,徒叹无奈。《宋书·张茂度传附张永传》:“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萧)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宋文帝对诸将可谓“恨铁不成钢”,但实际上这是他自己所酿之苦酒。毋庸讳言,宋文帝北伐之“诸将不可任”,当与其诛戮有为武将有关。拓跋焘致书宋文帝曾讥刺其残害杰出将领:“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又说:“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拓跋焘此言基本属实,宋文帝杀戮善战之军事将领,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军事实力。文帝残害北府名将,最典型的是檀道济。檀道济是追随刘裕复晋、建宋的元从勋将,更是文帝时期仅存的北府名将,在元嘉前期的对魏战争中,檀道济可谓中流砥柱。但致力强化皇权的宋文帝对他并不放心,《宋书·檀道济传》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于是在元嘉十三年春,收道济子夷、邕、演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薛彤、高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文帝将檀道济及其腹心部将一并杀害,确实是自毁长城之举。檀道济之死,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对刘宋内外军政局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史·檀道济传》载:“时人歌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道济死日,建邺地震白毛生。”这种民谣体现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檀道济是北魏颇为忌惮的刘宋大将。《南史·檀道济传》载其冤死,“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由魏人之言,可见檀道济在南北对抗中的作用。永嘉二十七年,魏军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至此!’”但此时懊悔已经迟了

  据史载:永嘉二十七年,魏主拓跋焘听说宋文帝要北伐,立即写了封信给宋文帝。信中除了谴责宋文帝贪得无厌,破坏两国日久之和好外,并居高临下,加以戏辱:

  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轻慢、戏谑、羞辱,根本不把刘义隆气势汹汹的北进放在眼里。在这位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面前,文弱、赌气的刘义隆的确像一个任性又不懂事的“三岁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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