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文:35年,将敦煌文书推向整个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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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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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郝春文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1983年考上研究生算起,到今年,我做敦煌学有35年了”,郝春文告诉记者。在这35年当中,他带领团队,开启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释录工作,时至今日,已经完成1-15卷的出版发行。然而他绷紧的神经并没有就此放松下来,“发布会以后,各方对我们的鼓励很多,我自己却有着深深的忧虑,仅完成一半的工作,就已经消耗这么多年的光阴,接下来还有15卷要出,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真的不敢估计。”或许正是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使得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放松,因此能够在长期的繁难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

    “被动”踏入敦煌学的天地

  在采访之前,记者曾猜想郝春文与敦煌学初次邂逅的美丽情景:正如当年杨守敬参观静嘉文库,看到满目琳琅的皕宋楼旧藏时所受的震撼一样,当初郝春文大概也是因为被敦煌文书深深吸引,才决心投入一辈子的热情来从事这项研究吧!然而,事实与记者的猜想截然不同。郝春文坦言,自己是在导师的安排下,“被动”进入敦煌学领域的。

  “我本科时喜欢秦汉史,看《史记》,看《汉书》,打算考上研究生之后继续研究秦汉史。”1983年,刚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郝春文,又顺利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师从宁可先生。“宁先生当时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于是一开学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学通读敦煌文书,那一年他总共招了三个研究生,其中两个都做起了这项工作。”就这样,郝春文与敦煌文书有了最初的交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郝春文回忆,“由于十年‘文革’,当时国内的敦煌学与日本法国等国家都有差距,出于爱国心理,国内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劲,中国的敦煌学,就像当时中国的经济一样,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态势。”1980年,《敦煌研究》创刊;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羡林先生任第一任会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基础上扩建的敦煌研究院成立。正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敦煌学在80年代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那时候我们看敦煌文书,只能看缩微胶片,英藏的和法藏的,缩微胶片除了国图以外,只有少数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才有。当时的胶片质量不行,尤其是法藏的,模糊不清,有时候一整天对着黑乎乎看不清的东西,心情非常压抑。”于是在日复一日的文书研究中,郝春文逐渐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为敦煌文书做释录!“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我能感觉到这批文书的史料价值,它们当中有很多是原始档案,因而比传世的文献更接近历史真实。可是由于胶片不易看到,看到也未必能够看清,并且敦煌文书大多是写本,有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学界对之利用甚少。如果能够把它们像‘二十四史’那样释录出来,学界利用起来就会方便很多。但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就通过做卡片的方式,来梳理每一件文书的学术史。”

    “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动

  80年代后期,敦煌学界普遍感到靠缩微胶片做研究不可靠。于是1987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弓和宋家钰两位先生远赴英国,和英方商定了用最新的摄影技术和刊印技术,重拍、重印英藏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汉文文献,当时,郝春文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参与到这项《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中。

  郝春文感慨道:“如果说之前看缩微胶片是在黑夜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那么看这次重拍的照片,就像在十五的月亮下,亮堂堂的;当然,后来看到原件,就像在大白天。可是,在月亮下基本上就能看清了。”这时他感觉到做全面释录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1989年到1995年,还是在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直到96年,北京市开始规划‘百人工程’项目,第一批就资助了我和北师大的赵世瑜先生两个人。项目给了我5万元的启动经费,当时的5万元还是蛮多的,我工资才一百多,因此我把它比喻成‘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动,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项目也就正式开始了。”

  就这样,郝春文的团队,开始了英藏敦煌文献第1-3卷的释录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的展开,郝春文发现特别模糊的地方以及朱笔校改,在当时的黑白照片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为了精准的整理和研究,只能去英国核对原件。“1999年到2000年,北京市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资助我到英国访学一年,在这一年之内,我完成了1-6卷图版的核对。出国那会儿还登报了,那是北京市第一次派出10个人去各国学习。登报之后,有人提出质疑,说应该世界史的和理工科的出国留学,怎么还有一个中国古代史的?”郝春文笑道,“可以说,正是北京市先后给我的这两次支持,推动着我不得不做这件事了。”

    出版社也希望青史留名

  登报不仅带给郝春文质疑的声音,更为他带来出版的喜讯。不久,科学出版社的策划编辑闫向东主动找到郝春文,说希望出版这套书。“闫向东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他很知道这套书的价值,第1卷一下子就与我们签了20年的版权,并开玩笑地说谁挂上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谁将来就能青史留名。”郝春文忍俊不禁,“第1卷的版式是黄文昆先生设计的,黄文昆是研究敦煌壁画的,那时他刚从文物出版社退休,科学出版社聘他负责此书的编辑。你看我们第1卷书的封面是青色,就是为了象征青史留名。”

  然而,2001年第1卷出版后,由于郝春文无法提供出版补助,第2-3卷的出版便停滞了下来。就在这时,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雁声找到郝春文,说可以不要出版补助,希望继续出版这套书,这让郝春文非常感动。“雁声的理念我很赞同,她说出版社出书分两种:一种是短期内收益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另外一种是具有社会效益和传承文化功能的长线产品,是为出版社挣名的。就这样,第2-3卷拿到了社科文献出版社。”

  可是没过多久,雁声又从社科文献出版社回到她原来的社科出版社,她本想把这套书也带走,但是其他的书都让带,唯独这套书被当时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老总留了下来。“其实我很不愿意换责任编辑,因为这套书的专业性太强。其实之前北京出版基金也找过我,说给100万,但要指定出版社,这些指定的出版社连繁体字的书都没出过,我就没有同意。雁声走了以后,社科文献出版社为了出这套书,先后专门进了三个古籍编辑,他们很下功夫,所以后来就一直在社科文献出。之前的第1卷,修订后,也拿到社科文献出了,这样整套书的销量就一下子上来了。并且这套书的每一卷出来后都几乎得奖,因此也为出版社带来了效益。”郝春文不无欣慰地说。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封面是厚重的黄土色,仿佛在呼应敦煌的戈壁和历史。当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青色的第1卷放在摊开的黄土色的15卷当中,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观感,就仿佛是茫茫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从“小作坊”到“手工工场”

  “早年的时候电脑还没有超大字符集,遇到生僻的字,只能自己造,一卷下来得造好几百个字”,郝春文指着他那变形的右手手腕,“那时候天天用这只手按着鼠标造字,久而久之就感觉手不对劲了,现在只能用左手拿鼠标。项目刚开始那几年,我带着几个学生整理文书,他们在前面弄,我在后面改,非常辛苦,几乎每一卷出来,我都得病一次。”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向基础性研究开放,郝春文申请到了当年的国家重大项目。“那是我们敦煌学的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也是首师大的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工作模式也有了改变,如果说之前是‘小作坊’式的生产,现在就是‘手工工场’了。从2011年开始,我们办起了‘读书班’,‘读书班’最早在日本兴起,对我们启发很大。国内比较早的,在我们前后,有北大、社科院等几个,但我们是坚持最久的一个。”

  读书班由课题组成员和硏究生组成,每周举行一次集体会读,在会上讨论整理文书的程序、体例和方法,同时解决整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敦煌文书包罗万象,需要各学科知识。每一件文书的学术史,光靠查阅目录索引根本不行,必须阅读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专著和论文。我想我们的整理,应该要把敦煌学百年的研究成果反映出来,将读者领到学术的前沿,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况且众手修书,难免体例不一,因此需要在读书班上强调体例和细则。

  “读书班的举办,对于提高文书整理的质量确实很有帮助,因为每一件文书至少经过六双眼睛,多至十双眼睛。后来我们又设立了读书班中心组,成员包括各子课题负责人和读书班的骨干。其实读书班还是为了培养人才,想通过读文书的方式训练研究生的文献功底。表现好的就可以进入中心组,这就算正式参与项目了,这样一种方式,也保证了课题组的人才来源。”

  说到培养人才,郝春文颇为自信,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培养的60人次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去了很好的平台,包括人、北、清、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最好的教学和科研单位。然而,工作方式转变后的郝春文,却比以前更累了:确定每一卷收录的文书,逐条处理各负责人和中心组的意见,审读二校样……“每次打开文档,是一百页,又一百页。以前出第1-3卷的时候,我还把它们放在床头,每晚都翻翻。现在出版后我连看都不想看,因为每件文书都已经审了六七遍,真的要吐了。”即便如此,郝春文依然感慨“三十多年的历练并未让我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反而更加感到从事此项工作永远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稍有不慎,就会留下遗憾甚至错误。”

  让敦煌文书走出敦煌学的圈子

  2001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出版后,孟彦弘和胡同庆曾分别为之撰写简介和评介。胡同庆评价郝春文“立足于敦煌,视野却跳出敦煌,这是未来敦煌学的发展方向。”孟彦弘也说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敦煌学’本身从基础性的工作中脱出身来,向更深、更广处推进;另一方面,作为非敦煌学家的一般历史研究者,可以直接将这套录文作为自己研究的资料加以利用,从而使敦煌文书真正突破‘敦煌学’的范围。”

  在谈到敦煌学的发展前景时,郝春文也表示,敦煌文书只有放到中古时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经过各个学科的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

  这6万多件敦煌文书,“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社会、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敦煌文献发现已过百年的时候,这批材料仍不能为各学科一般研究者充分利用,对它的整理和研究仍局限于少数专门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不正常的。”郝春文补充道。

  近些年来,敦煌文献图版的出版情况着实令人振奋:《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陆续出版。这些精良的图版为敦煌文献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仍不适用于一般研究者。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大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和一些从理论上总结整理敦煌文献的文章,但毕竟难窥全豹。因此,全面释录本应运而生。郝春文说,“我们的整理就是要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服务,我们一开始就是为了把敦煌文书推向整个学术界。”

    在国外撒一些敦煌学的种子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文书流散各国,因此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各国对敦煌文书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编目”,郝春文介绍道,“像英国、法国、俄国这些国家,文书由图书馆等公益机构收藏,编目基本上没有什么难题。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一些文书是私人收藏,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才能看,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在做这件事情,不过这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私人收藏的大多是佛经。”

  在谈到国内外敦煌学的研究现状时,郝春文显得颇有底气,“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在很多领域一度领先,然而中国经过这三四十年的奋起直追,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敦煌学的大多数领域,包括历史、宗教、敦煌石窟等,我们都已经领先国外;只有胡语研究,像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这些,国外还具有优势。我们不仅在很多领域领先,还掌握了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可以用中文来开国际研讨会,并且我们在研究范式、研究话题上也能与国外打通,这让其他学科很羡慕,如果其他学科也像这样,中国的学术就国际化了。”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郝春文深表赞同。“《诗经》里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研究视角往往与我们不同,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好事。从2003年开始,我们成立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员由各国的敦煌学知名学者组成,我们轮流在各国办国际会,目前已经陆续在日本、俄国、美国、英国办了很多次,希望以此来推动各国敦煌学的发展。此外,我在耶鲁任客座教授,也办了敦煌文书读书班,但读书班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个美国学生,这种现象使我很忧虑,现在国外的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的兴趣普遍降低,他们似乎对中国现当代的东西更感兴趣,国外的敦煌学乃至整个汉学都在萎缩。”即便如此,郝春文说今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会依然争取把读书班办下去,希望在国外撒一些敦煌学的种子。(苏悟森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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