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青藏高原上“幸运”的考古之花

  【手铲释天书】  

  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简称“双古所”)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办公室,记者就被桌上摆着的一幅画吸引。乍一看以为是太湖石水墨画,细看才发现其实是一块形状奇特石头的三个侧面素描。画面底部是一行漂亮的钢笔字:“尼阿底的万年前石叶为高原腹地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张晓凌说,这幅画是去年一位同事兼好友送的,为了纪念她登上高原十周年。

  张晓凌曾经是个清瘦白净的小姑娘,芳华之际却毅然决然奔赴苦寒之地“找石头”,这一找就是12年。外人看来,其间应当有数不尽的辛苦与委屈,可她在给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却反复提及一个关键词——“幸运”。

“幸运”地发现尼阿底遗址

  青藏高原上有种圣洁美丽的植物——高山雪莲,它们生长在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乱石滩上,因为天寒地冻、空气稀薄等极端恶劣条件,种子要经过数年积蓄力量,才能开花。

  12年前,张晓凌跟着古生物科考团队第一次登上高原,险些被“劝退”。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她每晚都头痛欲裂,无法入睡,“不行,明天我就要回去!”然而到了白天,巍巍高山,皑皑白雪,奔跑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悠闲踱步的牦牛,翩翩起舞的黑颈鹤,藏族孩子黢黑的脸上天真烂漫的笑容、茁壮的身姿……张晓凌在这片高寒土地上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瞬间,头好像没那么疼了。在这里一定会找到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因为哪怕“绝域苍茫无所有”,生命坚韧的力量总可以扎根。

  虽然信念执着,但是造化弄人。刚开始的三四年,张晓凌在高原兜兜转转,踏破铁鞋,却一直没能和古人类的踪迹相遇。她不断给自己鼓气:“走过了越来越多的河,转过了越来越多的山,爬了越来越多的洞,终究会有一些收获。”

  终于,跋涉于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多年之后,张晓凌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发现了尼阿底遗址——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这一发现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史的空白,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2018年11月30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轰动了国际考古界。2021年,张晓凌荣获第十三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高山雪莲生长速度虽然缓慢,一旦盛放,就是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雪域奇葩、高山精灵;而张晓凌虽然数年蛰伏,终在尼阿底遗址,把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进到4万年前,“能发现尼阿底遗址,我是幸运的。”张晓凌说。其实,这种“幸运”更是经过一番寒彻骨的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

“幸运”地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事业

  青藏高原上,蓝紫色的龙胆花几乎随处可见。有诗曾赞叹它:“不卧龙宫卧山林,一样青光若照人。”张晓凌就像龙胆花一样,不卧“龙宫”,而在高山砾石间绽放,在深山穷谷亭亭而独芳。

  缘于对探索文献记载之外历史的兴趣,张晓凌在高考时选择了考古专业。入学第一课就是旧石器时代,她清楚记得,老师说99.99%的人类历史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发展进化让她着迷,四年本科意犹未尽,于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她选择跟着双古所研究员高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

  2010年夏,中科院古生物科考队从西藏归来,带回一些打制石器给高星。张晓凌无意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了这批标本,神秘的雪域高原蓦地闯进了她的脑海。“古人类是何时进入高原,又是怎么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为了寻找答案,她走上高原,开始在风沙满天的苦寒之地追寻古人踪迹。

  12年来,她和团队要经常驱车穿越高原无人区乃至野狼出没的地带,陷车、抛锚等“行路难”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工地有时没水没电没信号,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在高原体能消耗极大,每一次去都至少要瘦10斤。

  最近,张晓凌刚结束了持续5年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工作。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使得每年可以进行考古的时间只有2-5个月,而这宝贵的几个月也绝非风平浪静。

  高原天气极其干燥,“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在梅龙达普洞穴里,水浇在土上瞬间就消失了;手铲一挥就尘土弥漫,不用抽风机连人影都看不清。张晓凌和队友只能戴上耳塞、N95口罩、手套,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其实在高原这种氧气含量很低的地方是不能佩戴N95口罩的,但现场没有人抱怨,大伙只是不时摘下口罩大口喘喘气又接着工作了。

  这个洞穴的洞口距地面104米,相当于35层楼高。张晓凌和考古队员们每天都要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扛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和仪器,爬上35楼上班,下班再扛着标本和样品下35层楼。这种“负重爬楼”,日复一日,持续了15个月。

  谈起这些苦,回到北京的张晓凌反而有一些怀念。虽然每次登上高原,她还是会有高原反应,头疼眼肿,如今血压还有些高,但她依然盼望着、热爱着登上高原。面对坎坷来路,为何张晓凌能以苦为乐?“因为我是幸运的,我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追求的事业。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它就像我的第三个孩子,而热爱是可以排除万难,抵御万般艰苦的。”

“幸运”地遇到一群温暖的人

  在高原低温、干旱、强风的恶劣环境下,植株个体生存困难,有种“垫状植物”就会选择“抱团取暖”,像地毯一样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共同抵御寒风。张晓凌的家人、同事和藏民朋友,就像垫状植物紧紧围绕在她身边,为她在生命禁区搭建出温暖的一方天地。

  张晓凌认为,在高原物质条件再艰苦、身体再不适,也比不上母亲和年幼儿女分离之苦。孩子还小时,出差几个月后张晓凌风尘仆仆赶回家,推开门,孩子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扑到她怀里,而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盯了她很久。那一刻的心酸,刻骨铭心。“不过我是幸运的。”家人携手编织起一张温馨的网,让远在雪域的她没有了后顾之忧:爱人每天向她“汇报”家里的情况,但孩子生病之类的事绝对不会说,以免让远方的她牵挂、忧心;公婆没有埋怨过她,反而总对孩子们说:“妈妈工作做得很出色,你们要向她学习”;父母更是用爱包容着她,从不会用工作稳定、顾家、收入高等来要求她。

  女儿花生和儿子毛豆长大一点后,也从未抱怨过妈妈缺席自己的每个暑假,而是觉得妈妈的工作“很酷”,很喜欢妈妈在野外给他们捡的藏地“特产”,比如藏原羚的角、鹰的羽毛、陨铁、漂亮的水晶或玛瑙等,都是向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张晓凌说:“我喜欢在高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野外人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的真挚和淳朴。”走出钢筋水泥筑造的冰冷都市,在雪域高原的圣土上、在自然的山川湖泊间,人和人的心好像贴近了。有时工地缺水断电,伙食也要自己解决,考古队员就分工合作,懂电的负责发电机,会做饭的就管起大家的一日三餐,“我一般负责洗碗”,张晓凌笑道,“大伙像一家人一样”。她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拍阿里璀璨的星空,一起去牧民的帐篷里喝酸奶,一起穿着藏袍拍照,一起去逛赛马节。

  考古工地上,也有许多当地的藏民帮着运土、搬石头。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用微笑传递善意,用手势比画着沟通,慢慢建立起默契、信任和友谊。一次考古队意外被困在遗址和县城之间的路上,一位藏民得知,二话不说,骑马送来热水和泡面。在考古队员离开的那一天,队员们忙着收拾,一位藏民就一直在角落静静地等了一天,只为了亲手给每个人献上哈达和自己真挚的祝愿。

  长相思,在藏地。每年结束在高原的考古工作后,远方的人和事,仍会拨动张晓凌的心弦。她挂念着青藏高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野生动物有没有开始迁徙,闲暇还会和孩子一起看西藏野生动物、风土人情的纪录片。“老家河北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第二故乡,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第三个故乡。”高原故乡的亲人们也挂念着她。每逢当地下雪了或过节,她都会收到牧民朋友的照片,寄托着“故人何不返”的思念。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数万年的祈盼?关于青藏高原的人类足迹,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待青藏高原上的树林再次变绿、花儿再次绽放,张晓凌和伙伴们又将回到高原,凭借着各种“幸运”,一起探寻解谜的新密钥。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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