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先生 斗南一人——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述往】  

  我本名何努,北京生人,自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依次改为考古系、考古文博院、考古文博学院),便与李伯谦先生结下了亦师亦友、形如父子的情缘。我是李伯谦先生的硕士和博士,在李老师的弟子们当中与李老师(我及我的家人都习惯尊称李伯谦先生为李老师)交往的历史最久,李老师对我倾注的心血也最多。我想通过与李伯谦老师交往的点滴小事,向世人全面袒露我心目中的李伯谦老师。

始自40年前的师生情缘

  1981年,我从北京海淀区花园村中学高中毕业,应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事后据知情人士告诉我,当年李伯谦老师负责考古专业北京地区招生工作,调档时看到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兴奋地说:“第一志愿报考古的北京生源,不要他还能要谁?就是他了!”我就以略高于北大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被考古专业第一时间录取了。在当年,文科当中,文史哲、经济和法律是热门专业,考古是冷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考古为何物”。李伯谦老师与我的师生之缘,实际上从他决定录取我的那一刻便注定了。

  我当年的高考成绩与我们北大考古81级同班同学相比,没有优势。但是,我知道“考古为何物”,所以我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考古专业,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第三志愿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第四志愿是兰州大学考古专业,大致体现了我对考古的执着与“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少年壮志。李老师慧眼识才,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铁杆考古”。我也没让李老师看走眼,“考古痴心从未改”。不过,这一关键往事,李老师从未向我提及。

  直到大二第一个学期,上“夏商周考古”专业课时,我才与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贵人”李伯谦老师真正谋面。

  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李老师并未对我流露出特别的关注,反而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蔼可亲,气质儒雅,五官帅气,尤其是还有一头“微微的自来卷”。那时我才过18岁,不知道这叫“魅力”。当然,李老师讲述的“夏商周考古”专业课,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对我来说更具魅力。夏商周三代异彩纷呈的考古成果与问题,魅力四射的青铜文化,把我给迷住了。当时我便立志,今后要做夏商周考古!从此,我与李老师的交流多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业余生活比较贫乏,除了自习之外,便只有舞会和体育锻炼了。为了丰富业余生活,我们北大考古81级,办了一个班刊《碎金集》,大概一个学期出一集,班里同学投稿,发表论文、诗歌、散文、小说,不拘一格。每一集都请考古系的某位先生题写刊名,每一集也都给考古系的老师传阅,以期对我们幼稚的习作给予指导。我在《碎金集》上以发论文为主,笔名为“何驽”,取《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意。一天,李老师见到我说,看到《碎金集》上我的文章了,还说“何驽”这个笔名挺好。得到李老师的认可,我十分高兴,从此便一直用笔名“何驽”发表文章。可以说,生身父亲给了我“何努”之名,如再生之父的李伯谦老师定了我“何驽”的笔名。

  记得李老师带我们班第一次外出考察是参观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房山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我第一次感受到考古田野发掘的神秘诱惑,也有了对考古田野发掘的强烈憧憬。

  1984年秋季,我们班分小组进行本科毕业实习。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发掘小组。北大考古82级全班那时正在那进行生产实习。实习由李伯谦、刘绪老师带队。刚到曲村工地,学生们水土不服,加之卫生条件较差,不少同学都不同程度地患上细菌性痢疾。其中我最严重,在曲村镇卫生院住了几天院没见好。李老师不知从哪找来一辆北京212吉普把我送到侯马市人民医院治疗,还特别安排我班同学宋国定全程陪护。在宋国定的细心照顾下,国庆节后我终于康复出院,回到曲村工地。

  在曲村工地上,李老师和刘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发现、辨别与清理墓葬。我清理墓葬的田野技术,就是在曲村打的底子。

  李老师和刘老师不仅负责曲村工地发掘的全面工作,还操心我们考古队三四十号人的生活问题,甚至还管买菜。有一天,李老师叫我:“何驽,走,我们去街上买菜去!”我说:“不是,买菜您带我干什么?”我很不解,我作为一个考古专业学生,把田野做好了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跟着您去买菜呀?李老师微笑道:“你将来要当考古队长的,这些事你都要管的。”我还是不理解:考古队长干什么要去买菜?后来工作了,自己当了考古队长、领队,才发现考古队长、领队就是全面管理,发掘得管,买菜也得管,这是一个基本训练。但在当时,我只感觉到李老师对我比较重视,本科毕业前决定报考李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1985年年初,我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接着就全力攻关本科学位论文,选题是《殷墟西区小墓的分期》,论文指导与评判老师是李伯谦老师和邹衡先生。李老师和邹先生对我学士论文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我深知这篇习作只能算是全面系统的考古论文写作训练而已,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与李伯谦老师的交往真正进入佳境。当时我的导师挂名邹衡和李伯谦两位先生,实际上是李老师带我。我与沈勇,实际上算是李伯谦老师的“开门弟子”。

  李老师教育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授之以渔,不仅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我们独立思考,尤其要有创见。他给我们开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讨论课,氛围很自由,鼓励大家发表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讨论课上,李老师经常说:“你们把何驽当成靶子,让他先说,他说完之后你们去批他。”这情形,在讨论课上是常态。对垒辩论的双方都要做功课,都要动脑子。说实话,课上被同学批,我有时候面子会有点挂不住,但是这样的辩论的确能启发学生的创见,我们这些弟子受益匪浅。当年讨论的最重要的几个话题,包括文化因素分析法、民族考古学、考古研究与历史的关系等。当时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理论刚刚进入国内考古学界,我们这些学生非常热衷于讨论这些话题。李老师紧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潮流,也带我们讨论这些很前沿的问题。这些讨论,让我们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也促进了我们的独立思考,我硕士毕业没两年就发表了相关论文。

  课余,李老师对我们几个弟子的生活也多有关心。有一年的中秋节,李老师把我们几位研究生请到北大畅春园教工公寓他的家中,师母做了一大桌子菜,师生同欢,甚是温馨!我当时便想,今后如果我也带研究生,也要像李老师这样,在过节时请学生到家中吃饭,让家在外地的学生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李老师“最后一班”博士生

  李伯谦老师除了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之外,更关心我未来在学术道路上的长久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李老师就开始谋划构建中国青铜时代时空与文化结构体系。得知我对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感兴趣,1986年秋季,他安排我到湖北荆州博物馆实习,参加江陵荆南寺商周遗址的发掘与整理,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准备第一手资料。其间,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包括画器物图,我都独立完成,这使我对荆南寺类型的分期与文化面貌有了自己的看法,硕士学位论文内容落实了一半,同时也让我迈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探索长江中游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谱系。

  1987年春季,李伯谦老师让我带领本科班的一个实习小组,与荆州博物馆的王宏先生一起发掘湖北江陵梅槐桥两周遗址。作为研究生,独立带队发掘遗址,这一锻炼环节,对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考古领队、队长,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老师还特意让我独立完成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我当时作为学生,还不太理解,这个简报谁写不行呢?后来我才明白李老师培养我的用心良苦。梅花桥遗址的发掘简报包括绘图,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对我是极为重要的训练。这篇发掘简报于1991年发表在《考古》上。通过这些挖掘实践和学术训练,我后来顺利拿到了考古领队资格。

  李伯谦老师还利用各种机会,帮我提升学术水平。他的重要论文《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即将在《文物》上发表(刊发于1986年6期),他将这篇论文的校样交给我校对。校对是学者发表论文的基本功之一,但这是我第一次校对,啥都不会。李老师便手把手教我如何用红笔标注各种校对符号。

  1987年夏初,李伯谦老师带我从荆州出发,经宜昌取水道乘船经三峡到重庆,一路参观,最后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参加学术讨论会。我不仅见识了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的震撼,还认识了苏秉琦、童恩正、童明康、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一大批重量级的考古前辈,聆听了各路考古学家激情四射、火花四溅的学术讨论,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李伯谦老师不仅关心我学术生涯的发展方向,还操心我的终身大事。通过1986年、1987年两次荆州博物馆实习,我有意硕士毕业后到荆州博物馆工作,致力于江汉平原夏商周文化谱系与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时任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先生,几番确认我的这个意向后,让馆里的同事牵线,给我介绍了一位女朋友。1987年夏初,李老师来荆州视察梅槐桥实习工地,约我把这位女友带到荆州古城墙东墙顶上,同我们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随后李老师对我表示,这个女孩可以交往下去。李老师这是在帮我“把关”。李老师看人很准,这个荆州女孩后来成为我的夫人,全力支持我的考古事业,直到今天。

  1988年,北大考古系硕士毕业后,我如愿分配到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跟随王宏一头扎进荆南寺遗址的发掘,乐此不疲。邹衡先生和李伯谦老师都催我按照论文答辩会上的专家意见抓紧修改硕士论文,尽快发表。当时我满心都是荆南寺遗址的发掘,对硕士论文的修改比较敷衍。我寄回北大的修改稿被退回,封面上贴着一张邹衡先生手书字条:“考古学者应该像看待自己的眼睛一样看待自己的论文!”我见到邹先生的字条极为惶恐,可是该怎么改?一时又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李老师写信,除了认错之外,主要是请教如何修改。李老师随后与我多次书信往来,除了宽慰我外,更多的是悉心启发、点拨我修改思路。几经打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最终达到发表水平,也得到邹衡先生的认可,于1994年以《荆南寺夏商时期遗存分析》为题发表在北大考古系编辑的《考古学研究(二)》。

  1998年,我决意报考李伯谦老师的博士生,回北大深造。博士生入学考试后,李老师欣喜地告诉我,专业课成绩考得很好,回家等好消息吧!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英语考砸了。李老师非常遗憾,鼓励我次年再考,主攻英语。经过一年备考,1999年北大博士入学考试,我的英语成绩离合格线差4分。好在差得不多,考古文博学院认为专业成绩优秀,给学校打了申请破格录取的报告,被批准了。于是,我又重回北大,做了李老师的“最后一班”博士生。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不久,李伯谦老师便与我商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叫《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我向李老师提出,我不想读满三年,想提前一年毕业,李老师表示同意。这意味着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提前一年完成。所以,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年初,我的论文写得很辛苦。我想在完成论文的70%时进行预答辩,这在当年是合规的,便与李老师商量,他断然回绝:“不行!必须百分之百完成!否则你别想提前毕业!”这一句话就把我逼到死角,只得焚膏继晷,终于按期提前一年把这篇学位论文完成了,顺利通过正式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外,2000年读博期间,张江凯老师正带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团队对香港屯门扫管笏两周遗址进行发掘与整理,李伯谦老师让我与张弛、雷兴山、魏峻、陈洪海一道参加。这让我对岭南特别是香港地区的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生业特征、沙丘聚落形态有了切身了解,对香港考古行业体制有了切实的认识。

  2001年我博士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我向李老师表示,想留在北京工作。李老师便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刘庆柱先生和副所长王巍先生都表示欢迎。

  数年后,当我在陶寺遗址做出点突破后,王巍所长向我透露,当年李伯谦先生向他推荐我的时候特别嘱咐,何驽的特点是敢于思考,有些“天马行空”,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希望所领导尽量不要加以限制。我想,这是因为李老师秉持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便肯定了这种做法,我一直非常遵从。而我则向前更进一步:不怕乱想,就怕不想;如果乱想,还有50%的可能性,要是不想,百分之百没有可能性。王巍所长答应了李老师的要求,也在实际中做到了,但是他也时不时地提醒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再加一句,‘谨慎发表’。”正是有了这种发散性的研究思路,在刘庆柱、王巍、陈星灿几任所长的理解、包容与支持下,我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做出了些成绩。

虚怀若谷,低调做人

  李伯谦老师的为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谦虚平和,虚怀若谷。

  他崇尚教学相长,从不要求学生的观点与他保持一致,如果他觉得学生们的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还会采纳并积极地倡导、推动。比如,李老师曾在很多场合推荐我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一文,后来南京大学历史系自编的教材《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收入了这篇文章。李老师在提出构建中国文明两种模式的时候,引用了我“可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的观点。再比如,对于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年代的认识,他用了“文化滞后”理论,这是引用了我“文化因素在社会的历史沉淀中的文化后滞现象”的观点。李老师提出文明形成的十项标准,也参考了我关于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成果。这些都令我很感动:老师能引用自己学生的观点,而且还很明确指出“我是引用谁谁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莫大的尊重与鼓励。

  2007年3月,正逢李伯谦老师七十寿辰,我们24位李老师的弟子在北京举办了一次聚会,由我主持操办。我们原本动议再出一本纪念文集,李老师说,聚会可以,同门师兄弟姐妹们毕业后如同劳燕分飞,很久没见面了,借此机会大家见见面,叙叙旧,聊聊各自的工作收获。但他断然否决了出书的想法。李老师的七十大寿,没有请其他人,也没有对外张扬,就这么悄没声儿地过去了。

  李伯谦老师八十寿辰前,我们这些弟子又筹划为他出书、祝寿。李老师坚持说,出论文集可以,主要收录弟子们和学术上交往密切学者的研究论文,不要歌功颂德的回忆录,不要搞祝寿活动。于是,自2015年起,我作为主编,组稿编辑纪念论文集。在诸位师兄弟姐妹和相关学人的鼎力襄赞下,共收到论文48篇,文图总计130余万字,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可当论文集文稿送到科学出版社后,出版经费却成了问题。当时,李老师手中是掌握有出版经费的,比如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就有可以用于出版的经费,但李老师说,为自己的祝寿文集动用这个出版经费不合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告知我,学院有给八十岁教授出纪念文集的经费,可以去申请。我转问李老师,是否可以申请这笔出版经费?李老师沉默片刻,回我说,还是想别的途径解决吧!最终,在时任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的鼎力支持下,2017年2月,《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终于出版了。

  2017年3月,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的操持下,《李下蹊华》的作者齐聚安徽马鞍山,参加“五担岗遗址暨皖东南先秦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议程,除了关于五担岗遗址以及安徽史前与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相关研讨、遗址参观外,还有一个座谈会,请李老师的弟子们介绍各自近年工作的新进展与新收获,回顾李老师对我们培育和教育的往事。我和宫希成事先向李老师汇报了这场座谈会的主题,他竟然表示拒绝参加,要跑去参观遗址。鉴于李老师的坚决态度,我和宫希成只得将座谈会的主旨改为围绕“皖东南地区先秦文化和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进行研讨,李老师才同意参加座谈会。

  晚上聚会时,李老师欣然接受了我们所有参会者在扉页上签名的《李下蹊华》,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连声道:“这才是我想要的!”会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官网上发布了一则“五担岗遗址暨皖东南先秦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的新闻稿,有关李伯谦老师的座谈会和《李下蹊华》出版面世之事,只字未提。我明白,这完全是遵照李老师的意愿。

  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恰逢李伯谦老师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60周年。年初,在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会长会上,研究会发起人王文超先生动议,学会可以组织一个研讨会,总结一下李老师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李老师一开始并不同意,稍后又觉得这个动议也有一点道理,最终首肯了。作为研究会的会长,李老师希望借这样一个会,回顾研究会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总结一下成绩和不足,展望今后如何发展。

  2021年7月17日,“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座谈会在郑州举行。李老师在总结发言中重点表达了五个意思:其一是对举办这个会议内心的纠结;其二是会上总结李伯谦的学术思想缺少反面的看法和不同意见,这并不令他满意;其三是感谢研究会团队在他病情危重之时,倾力相助,证明研究会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团队;其四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五是再低调一些,不要自我膨胀。

  李伯谦老师欢迎不同意见,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存在的问题从不文过饰非,而是勇于认错,敢于纠错,堪称我们学生的楷模。

  最初,李老师赞成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西亳的说法,后来,他认为邹衡先生的“二里头为夏都”说法更有道理,所以他就公开说,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接受邹衡先生的观点。在《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一文中,李老师明确表示为先前漏掉的晋侯墓地M113、M114这两个重要墓葬担责。这些例子深深教育了我。

  我在陶寺遗址工作二十多年,也做过很多误判。比如,原来我判断陶寺早期城址有56万平方米,后来陶寺宫城发现后,推翻了我原来对于陶寺早期城址的判断。再比如,关于造成陶寺晚期社会动荡的原因,我原来认为是陶寺内部原因,现在来看,来自外部的征服是主要动因。这两项认错、纠偏,我都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提出过。

  虽然我也年近花甲,但李伯谦老师是我永远的老师!《新唐书·狄仁杰传》称狄仁杰“北斗之南,一人而已”,我心目中的李老师,就是这样的“斗南一人”!

  (作者:何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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