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楚辞学的地域文化特征

  桐城地处皖西南,长江北岸,西北环山,东南滨水,自古有“七省通衢”之称。桐城既是经学昌明之地,又是天下文章渊薮。背山临水的地理特征,既封闭又开放的人文环境,加之累世不绝的著姓望族,都有利于桐城地域文化的形成。自南朝宋何偃著《删王逸楚辞注》以来,桐城楚辞学历经千年而不衰,到清代而发展更盛,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

  首先,桐城地域张、姚、马、左、方五大家族,均繁衍数十代,村庄血缘维系,宗堂辈分严密。这样一种格局,容易形成桐城稳定的宗亲文化。如桂林方氏家族,“自宋末籍桐,历世十三,历年三百有五十。”(《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到清代方苞家族再次中兴。方苞深念宗亲,方氏家族由于“南山案”而遭受打击,方苞深表痛心,其文章屡言“吾宗”“宗祸”。“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清史稿》)方苞重视家族的传承和延续,订立宗法,强调“宗子”的地位与权威,救济宗族孤老贫困,辅助宗族后人上进,惩戒不肖子孙。它们代表了桐城地域的宗亲文化,桐城楚辞学突出强调屈原“宗臣”身份,就体现了这种宗亲文化的特征。

  屈原“宗臣”说并非起于桐城,但桐城却是屈原“宗臣”说最集中的地方。如钱澄之《屈诂·离骚》诂曰:“开章诉陈氏族,见己为国宗臣,谊无可去。”《橘颂》诂曰:“自伤为楚宗臣,不能去国,与橘同命。”钱澄之阐释宗臣不能去国,开启桐城地域屈原“宗臣”说的先河,影响了桐城楚辞学的发展。如方苞《离骚正义》开篇即论:“首推所自出,见同姓亲臣义当与国同命也。”中间反复论述“不能望情于宗国”,至结尾处又论述:“则帝高阳以来之宗绪,将至此而卒斩矣。”方苞的“宗亲”意识贯穿《离骚正义》的始终。吴世尚《楚辞疏》曰:“首原远祖,以见宗臣无可去之义;次本天亲,以见忠孝乃一致之理。”吴世尚在“宗臣”说的基础上,又升华出“忠孝一致”的观点。梅冲《离骚经解》曰:“其所以不可他去不能退隐者,则以国之宗族恩深义重,世同休戚,己又曾柄用,见国之破君之亡,同草野未仕之臣萧然高蹈哉?”马其昶《屈赋微》曰:“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潜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息。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从钱澄之到马其昶,屈原“宗臣”说贯穿了桐城楚辞学的始终,可见桐城宗亲文化对楚辞学产生的影响。

  其次,桐城地域崇尚儒学价值文化,学而优则仕,重官而抑商。桐城无论乡镇农村,读书进取功名之风盛行,官宦辈出,在内为重臣,在外为贤令,对清代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桐城大家族更多官宦世家,“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清史稿》)张氏家族,“父子宰相”“六代翰林”;姚氏家族,“一门之内,三秉节钺。”(《桐城耆旧传》)程朱理学和儒风的盛行,成为桐城地域文化的显要特征,也给桐城仕宦者提供了从政事君的思想源泉。如张英为官清廉勤勉,康熙赞许:“张英终始继慎,有古大臣遗风。”(《桐城耆旧传》)张英谨守的是儒家的“事君之道”,它集中反映了桐城地域的儒学价值文化。桐城楚辞学大谈“人臣事君”之义,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特征的体现。

  王逸《楚辞章句》首论屈原“人臣之义”,其《离骚》叙曰:“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桐城楚辞学论“人臣之义”内涵丰富,如钱澄之《屈诂·离骚》诂曰:“巫咸之言,犹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咸以为臣之道,惟尽其所得为者,则原守其道不变可也。”“守正”即恪守正道,司马迁曰:“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史记·礼书第一》)钱澄之引入“守正”观念,阐释屈原坚持的是“人臣守正”之道。方苞《离骚正义》论“为官之道”是其突出表现,方苞阐明为官之道在于“清洁”,同时又强调“守正”“守忠”“持义”等;方苞又论述“人臣之道”在于“以道事君”,辅助君王以成“善治”。前者重在修,后者重在治,为官以德,施政益民,皆为人臣事君之道。梅冲《离骚经解》阐释事君之道,为孟子的“大人格君”之学。梅冲认为,屈原对君王的诤谏,就是“大人格君”。“正君心植人才,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梅冲还进一步论述了“大人格君”而“圣听不开”的情况,臣子仍然要以“直道事君”;如果终不能“达道”于君,最后只能“以死事君而殉道也。”梅冲论述了屈子守道、达道及殉道的全过程,完整阐释了臣子“以道事君”的内涵。桐城楚辞学深入阐释屈原的“人臣之道”,既源于楚辞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也是桐城地域文化影响的结果。

  第三,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流派,孕育于文化氛围浓厚的桐城。桐城派古文是桐城地域文化的显性表现,其创作纲领为义理、考据和词章,桐城楚辞学的研究,也遵循了桐城派古文的创作纲领。

  桐城楚辞学与桐城派大有关系,从产生的楚辞学文献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桐城派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有楚辞学著作,如钱澄之《庄屈合诂》、方苞《离骚正义》、方绩《屈子正音》、马其昶《屈赋微》等;或者是相关的楚辞学评点,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辞略》、方东树《昭昧詹言》、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等。其中钱澄之为桐城派先驱,方苞、姚鼐为“桐城三祖”之二,梅曾亮是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的古文大家,马其昶则是桐城派殿军。他们既代表了桐城派古文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桐城楚辞学的重要成就。因此,桐城楚辞学不可避免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

  以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为例,吴汝纶评点楚辞,主要从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入手。吴汝纶从“义理”方面评点楚辞,多与怀、襄二王结合,且哀怀王之不幸,怒襄王之不争,如评《招魂》“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曰:“幸而得脱,殆怀王走赵,复为秦得之后所为欤?”评《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曰:“此文则望顷襄之振国威也。”这种评点明显体现出吴汝纶的情感倾向。吴汝纶从“考据”方面评点楚辞,借用典型史料或经典文献的记载,以前后“比对”的方法,用逻辑推理来判定楚辞作品创作时间及作者归宿,如评《惜往日》曰:“《怀沙》乃投汨罗时绝笔也。若此篇已自明言沉渊,则《怀沙》可不作矣。彼又云‘舒忧娱哀,限之以大故’,下文‘不举辞而赴渊’,则似更作于《怀沙》后者,史公何为弃此录彼邪?”由于楚辞研究的特殊性,吴汝纶评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其考据的方法与结论,亦堪为一家之言。吴汝纶以“词章”评点楚辞,借用桐城派古文评点的方法,分析楚辞的行文脉络和修辞艺术等,如评《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曰:“遭夜方长、秋风动容,屈子作此篇之时令也。孟夏短夜,则代设怀王梦归之幻境也。”吴汝纶评点解决了《抽思》篇的创作时间问题,“秋风”为作者创作的时节,“孟夏”是作者虚设的幻境;前者为实写,后者为虚写。这正是楚辞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以上吴汝纶从三个方面评点楚辞,遵循桐城派古文创作的理论,体现出桐城派古文评点的特色。桐城楚辞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具备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上述特征。

  总之,桐城楚辞学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在于儒学和文学两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学者和作家,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儒学方面,主要为钱澄之发其源,方苞导其流,其他楚辞学者接其绪,共同形成了桐城楚辞学的儒学特征;文学方面,姚鼐古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古文辞类纂》的编订和评点,为桐城楚辞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因此,桐城楚辞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国楚辞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谢模楷,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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