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以‘文’为手段的革命者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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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林少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7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完成《章太炎全集》出版后,推出了“章学研究丛书”。最近,“丛书”有两种新品问世。一本是旅日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撰写的《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另一本是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小林武的《章太炎与明治思潮》(这是国内第一部翻译出版的日文的章太炎研究著作)。

  两本著作都是研究章太炎早年(即明治维新后至辛亥革命前夕)思想与学术的力作。两书的论述均具颠覆性与开创性,给了人们耳目一新感觉。两位作者对章太炎的文章、演说、书信……熟烂于胸,又对那个时代的学术了如指掌,对章太炎的早期思想与学术作出了全新论说,给国内“章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本文专论林少阳教授的《鼎革以文》,小林武教授的《章太炎与明治思潮》另文再谈。

  林少阳教授大著的书名实在有点拗口。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专著,不如说是四篇单独论文的结集。第一篇是“鼎革以文”,抓住了“文”与章太炎的关系,进行深度论述。第二篇抓住了“南方”这一概念,深入研究章太炎与清季青年的关系。并通过章太炎与《亚洲和亲会》、印度、无政府主义、黑格尔等的关系,论述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第三篇,抓住了章太炎的“狂”与“狷”,分析了章太炎的“儒学观”。第四篇,论述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阐述了“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人的“章太炎与鲁迅关系”研究不同,他更多研究鲁迅对“章学”的影响。

  一、关于“鼎革以文” 

  章太炎是以“文”为手段投入清季革命的,他推动与带领了清末的思想革命与文化革命,他通过“文学复古”与“建立宗教”来推动新文化运动,颠覆清政权的思想与文化的统治基础,而这种作用与贡献是被大大忽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不是同盟会“革命派”一家之力可以完成的,起码还应包括“君主立宪派”及“地方自治派”等力量,以及江浙以“文”为手段的知识分子的贡献。林少阳教授把辛亥革命置于晚清“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去审视,革命与改良并非完全对立,“革命只是改良不果的产物而已”,“无论革命与改良,无不重视传统,无不重新解释并定位中华文明”,这些都说明了“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之影响,革命与改良之殊途同归。而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前后无疑是兼革命派与改良派于一身。1897年3月3日时他还停留在“改良派”,至1899年5月撰写《客帝》时已转向了革命。长期以来,人们视革命即是武装暴动,其实还应该包括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晚清的章太炎,民国初年的鲁迅等的实践为代表的革命,正是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之典范”。林氏即是将章太炎放在晚清到民初的历史中去评论,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接起来思考,找出它们的人脉与思想的共同点即“文”,故他取题为“鼎革以文”。

  林氏认为,近代革命有两种,太平天国革命是暴力型的,辛亥革命偏于非暴力的“文”式的革命。“晚清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武昌起义固然有标志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漫长的清季革命之晚期结果,更为根本的,是持续经年,日益强大的语言的力量”,即“文”的力量,但这一点作用,被后人大大地忽略了。晚清的文化革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而“五四”运动则是这种运动的延伸。

  《鼎革以文》从“制度典章”现代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的重构,“文学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建立宗教”的新文化运动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作者指出,“复古”与“宗教”都是应该加引号的,“复古”是借用传统,“宗教”是借用哲学,构建这场革命的伦理。这也是“光复”与“革命”区分之处,该书将“光复”定位于种族革命,“革命”则是拯救“天下”。在“亡国”与“亡天下”的双重危机面前,“章太炎扮演了先知先觉的领导者以及理论家的双重角色”,展示了“文”的巨大力量,促进人们的觉醒,他不仅为救国家,更关注如何救天下,这样的角色,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林氏这本著作就是欲把章太炎放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放在全球史中思考,放在西学东渐的学术环境中,放在明治时代影响的环境下,探讨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角度新颖,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但林著将“革命派”与“改良派”混为一谈,或可商榷。

  二、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林氏从四方面论述了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1.作者首先用大量文字与篇幅阐述了章太炎与“南方”的关系。这“南方”既是南方革命派意思,又是“南方”意识与文化的意思。章太炎毫无疑问是代表了这样一种意识与文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南方”构成了对“北方”不同,“南方”也构成了“文化上学术上与‘西方’的差异关系”,“‘南方’话语其实在有着国族色彩的意义上又是有着一定人工性建构性的”,使晚清的“南方话语”戴上了浓烈的政治意味。这样的论述是相当独特的。

  2.从1897年至1910年,章太炎一直主张联亚抗衡西方霸政,主张联合亚洲弱小民族抗衡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从联日本到联印度,从成立亚洲第一个《亚洲和亲会》到《亚洲古学会》,他主张联合“天山三十六国”,即张謇出西域的三十六国,也是今天所说的“古丝绸之路”的各国,团结反帝。《亚洲和亲会》提出“先于印度、支那二国组成会”,即以“中印、中日”为核心的“亚洲主义”。他的“亚洲主义”核心是“人的自主与亚洲的自主”。对这一段历史,尤其章太炎与印度的关系,以往研究是非常单薄的,而林著则以翔实史料加以阐述,大大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3.详细地论述了章太炎与早期中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两个思潮是辛亥革命思想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书中梳理了章太炎与刘师培、李石曾、张继、吴稚晖、幸德秋水等的相互影响与论战。章太炎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无当”之“玉卮”,即中看不中用,他说“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他所说的民族主义“亦即同情、联合、协助被压迫的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已及之”,是一种宽广的民族主义。这一章节,虽然不如其他章节新意迭出,但论述亦极精细。

  4.章太炎的国家观是以“民之国”为核心。他否定国家,他认为“国家”会对“个体”与“民”实行压制。他如饥如渴地吸收西方义理,又致力批判西方学术的谬误。他批判无政府主义奉为金科玉律的“公理”“进化”“唯物”“自然”,他强调这世界不是单一的直线的发展的,他强调“善亦进化、恶也进化”,要“令年轻一代努力从这一直线性的,被认为不断上升的时间观中解放出来”。“章太炎认为这些进化论者以及其批判者,其实读不懂真的进化论,因为真的进化论必须是善恶同时并进,他以完善进化论的方式去解构进化论,这实在是章太炎的智慧。”

  林氏以很多笔墨论述章太炎对进化论与国家的批判,“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客观上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挪用”,成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命题,也成为扩张主义者的借口。“梁启超主张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是以种族主义为其宣传话语,鼓吹种族主义革命,但更为重要的是,章太炎又是一个反国家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断非坊间所想象的唯古是尊的‘国学大师’,他恰恰是以批判传统方式去重构传统,是一个‘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追求的是“公义之‘国学’”。

  林氏的论述与研究方法是新颖独特的,显示了作者对二十世纪初前后十年历史的熟悉。他的章太炎研究不仅深刻,言人所未言,而且已不仅仅是对章太炎的研究,而是将读者带到了那个时代,深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人文,将给读者以更多启发。

  三、清季章太炎与革命儒学

  这一章节是很独特也很难读懂的章节。作者抓住了章太炎的“狂”“狷”,来论述章太炎与儒学的复杂关系。

  什么是狂狷呢?作者引用了郭绍虞先生的话——“只有狂狷精神可以促民主,争取民主;也只有民主制度才可以培养狂狷精神”。章太炎是以“疯”出名,他的疯癫正是他的狂狷。要推翻旧制度,没有这种精神是断不可成的。旧制度是“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要打破旧德旧礼旧儒学,非要有狂狷精神不可。

  章太炎一生被人尊为“大儒”,他对儒有尊重的一面,有批判的一面,他的尊孔与非孔,都是在两个重要语境之中:“一是他与康有为的论争,康有为尊孔,仿效基督教视儒教为国教,孔子为主教,为章太炎所斥。另一语境是章太炎素持古文派立场,作为学术史家强调以诸子学为中心的多元学术史观,有别于今文派孔子中心的学术史观。”他的非孔与尊孔,又有不同时段,早年“非孔”,晚年“尊孔”,也都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四、章太炎与鲁迅之关联及断裂

  写到章太炎就不会不论及他与鲁迅的关系。一般人都是写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这本文集当然也写了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但他是从国家观、政治观、宗教观、写作观等方面去论述,这比一般人论述得更深入全面。鲁迅对老师的深切怀念,并非仅仅是师生之谊,而是表达了鲁迅“拒绝告别革命”的心态,“面对一个并无共和之实却徒有其名的‘民国’,构成了鲁迅对其师‘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最为重要的背景”,“让‘太炎先生’重新成为现实中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鲁迅在纪念章太炎的两篇重要文章中,重新定义“太炎先生”,重新定义“章门”,是要让章太炎作为“革命先贤”流传下去,而不是以一个“纯粹的大儒”流传下去,“鲁迅正是以章太炎战斗精神之正统后人自居”。这些论述是非常精彩的。

  但林著与前人论章太炎与鲁迅更大不同是他以很大篇幅“论鲁迅对章太炎影响”,这是很新颖的。他认为没有鲁迅研究热,也就没有章太炎研究热,甚至鲁迅对章太炎的论述,成了描写章太炎的固定模式与套路。半个多世纪来,章太炎研究没有跳出鲁迅论章太炎范畴,如“先期革命,后期落伍”;“前半身,后半身”等等。林著可以说突破了这种模式。

  “清季革命之后,尤其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一个‘章太炎’被年轻的一代分成几块,各取所需;胡适片断吸收章太炎的‘国故’;周作人则与沈兼士等将章太炎作为小学研究之方言音韵‘挪用’于办《歌谣》杂志;鲁迅曾忠实地追随章太炎的新文化运动,然后将之翻转为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章太炎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章太炎’”。林著说得真好。

  半个多世纪来,由于各种原因章太炎研究是冷清的。一般人不敢言章太炎,连一般编辑也不敢发这类文章,因为章太炎这座大山太高,爬上去路又太崎岖。而林氏的这部大作,让我们看到了海外章太炎研究的高度,令我们感到惭愧。

  (本文作者为章太炎先生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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