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视角下的中国诗词曲史

  公元二三世纪之交的拉丁诗人泰伦提雅努斯·马乌(Terentia⁃nus Maurus)曾经说:“书籍自有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诗人的话常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适用于本书。本书原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1992年的《光明日报》上曾广撒“英雄帖”,向全国征集各志作者。《艺文典》主编是刘梦溪先生,他似乎对《散文小说志》和《诗词曲志》的应征者不甚满意,所以亲自约稿,前者由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后者则由我承乏。写作工作始于1993年,主要完成于1994年,1995年初交稿,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百部巨帙,堪称豪华。但令人遗憾的是,赠送作者30册样书以外,全书以成套出售的方式发行,所以除了经济实力较强的图书馆入藏,个人几乎无力拥有,很难成为普通读者案头邺架之物。这与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是不相合的。也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十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希望单独印行本书,或照旧或增写,而我当时忙于域外汉籍研究事业的开拓,兴趣被“瑰奇异境”所吸引,无心“却顾所来径”。四五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意欲出版本书,那时,“拨弄旧琴弦”的工作已不至于使我厌烦,如果编辑稍加督促,也就不会功亏一篑了。前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礼先生再提此节,并且列入议事日程,我终于决定摆脱琐事,利用今年寒假完成了本书修订,她也终于有机会以平凡的形象与读者见面了。的确,“书籍自有命运”!

  说是修订,其实更动极为有限,只是调整了若干字词语句的表述,改正了个别讹误而已,书名则易为《中国诗词曲史略》。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学历史,如何保存、呈现这些伟大作品,描述、阐释卓越文学家的伟大创造,历代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现代学术诞生以来,又有很多外国学者加入了努力的行列,他们以各有异同的立意、视野、取材、剪裁向世人呈现了丰富多姿的中国文学的面貌。而本书的呈现,也是有其特定视角的。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其著作追求的是“会通之旨”,意欲“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通志总序》)。本书无此奢望,但也追求能将中国诗词曲当作一个整体而“条其纲目”,使普通非专业读者对于中国诗学的特征、演变、价值和意义有一基本认识。所以,本书既不刻意追求独创性,也不列举炫耀稀见文献,只是对被历代公认为“杰作”的作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个人解读。而“杰作”的选择标准,也往往以被我记住的作品为基础(这不完全是出于对自我的依赖,更主要的原因是篇幅限制),我确定这不是一份冗长的清单,但可能因此而与很多读者记忆中的作品相吻合。当然,作为“文化通志”之一,本书会着重考察随着这些作品带入的文化印痕,并力图透过审美活动加以开发研讨。2010年由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集合了众多美国名校的名教授执笔,其写作方法,据主编序言所说,是“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从而成为该文学史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与贡献。而在上世纪末出版的本书,采取的恰好也正是上述视角,但篇幅不足其书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我的叙事远远少于我的省略。但愿能够借用贡布里希(E. H.Gombrich)在其《艺术的故事》第十六版前言中的话:“某一方面的任何所得都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所失……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所得远胜于所失。”

  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一是知识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扩大,在知识的全面性方面,今天总是比过去更为均衡,这足以使某些章节的论述可以避免匆忙和肤浅;二是观念上的,经过三十年来对域外汉籍的耕耘,我会更加注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和域外汉诗的时候,不过于强调汉文化的同化力和辐射性,而是尽力展现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同样,在讨论20世纪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时,除了纵向梳理传统诗词曲中白话成分的逐步增强,对于翻译文体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会增加评价的强度和力度。最明显的一例,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新诗,是胡适在1916年7月22日写的《答梅觐庄——白话诗》,但他却将自己在1919年4月1日发表的《关不住了》视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尝试集·再版自序》,1922年),而这首白话诗实际上是对美国女诗人萨拉·梯斯苔尔(Sara Teasdale)“Over the Roofs”一诗的翻译。翻译文体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在语体上的示范,至今还是缺乏深入研究的。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会努力探索这些诱人的问题。毫无疑问,我当然也会容纳新的参考文献。

  然而就整体上来说,我对本书论述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仍然持肯定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维持其原貌让她重新面世的原因。最初交出书稿时的我——36岁,如今再次出版时的我——63岁,时隔27年重新打量这部著作,让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学者兼作 家翁 贝 托 · 艾柯(Umberto Eco),他在26岁撰写了《中世纪之美》一书,54岁为该书的英译本写《再版前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年轻学者的笨拙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我对此深有同感。(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中国诗词曲史略》新版前记,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见报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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