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用行走发现历史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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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新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15年前,罗新与学界同仁有过一场元史的网上论学,取得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也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遗憾,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的所谓辇路问题。

  15年后,罗新决定:从大都到上都,重走一遍古道,看看在一路行走中能否重新发现中国。2016年6月24日,天气晴好,罗新在北京的健德门桥下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出发的地点。接下来的15天,罗新徒步丈量450公里的路途,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直至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趟旅程,再加上一年的思考发酵,就有了这部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该书的主题是徒步与友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许多思考虽然是在事后完成,但必然也只能在步行时才能萌发。我可以感知到这部作品里有三条交叉的线,一条是从文本(包括史籍、诗文和地方志等)引出对行经之地的叙述,一条是对当下民生状态的现实观察,一条是从脚至脑至心,因徒步这种方式发生的对自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冶炼。

  作为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已过“知天命”年龄的罗新,不愿意静坐在书桌前研究历史。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罗新对辇路路线有什么新发现吗?这似乎是一个尴尬的提问。罗新在后记里坦言,就专业角度,他的确未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他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因为在他看来,身临其境可以触摸历史跳跃的脉动。当历史停留在书本里,它是静止的、过去的、远观的,旅行让人走进历史,走进文化深处。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我以为,就在于它是一个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旅行的路径从模糊的历史记忆里获得了支撑,一步一步,揭示了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从而得到一份延续性和归属感。旅行也给历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风景和现象既被放在当时的背景里阅读,也被放在今天的生活里感受。

  走出北京,走向大草原,或许,就是从现代的城市文明走向古老的耕牧文明。起初,我们看到罗新对京郊“蚁族”生存的忧思,后来我们看到他对农牧利弊的分析。经济模式的转换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是难以直观感知的。

  比如,深山密林的老掌沟被开发成越野自驾游的胜地,那么,旅游业的渗透与百姓的地盘之争,双方应当如何分这杯羹呢?这么大的命题没法在一天的停留里深入,至少村书记的话语呈现了一些契机,这也是亲临当地才能得到的。后来,罗新就中国社科院王小毅研究员《简单的生态,复杂的问题》一文谈农牧,强调不应当把农耕与畜牧看作无差别的两个大铁板,要注意其中存在的地区差与多元社会与文化。这种开发与生态的矛盾,罗新在这一趟步行后想必定有更深的体会,重新回到书斋之后的历史研究也会有更宏阔的、更切实的视野。

  尼采在《历史对于生命的用途和损害》里大声喊道:以类似科学的方法收集论据是徒劳无功的。尼采是偏激的,然而,尼采吁求历史不应当只提供指示,而是要以某种方式使得“生命升华”,从而“丰富或鼓动我活动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正是我在《从大都到上都》里读到的。旅行者与旅行地达成的默契,既是历史观的升华,也是生命本身的升华。

  这并不是一趟孤独的旅程,朋友们时而加入,时而离开。友情的陪伴,自由放松的相处,是我们热爱旅行的原因之一。现代人习惯久坐,习惯以车代步,远离了步行,身体机能退化,心灵也束缚在方寸之间。旅途的极度疲劳和各种未知意外,迫使旅行者放弃有序的规划,大量的体能消耗让身体变成机械运转的状态。肉体陷入疲惫之时,心灵却打开了另一个空间。行走能够提供视力和思想,而不是鼓励逃避和退却;道路提供的不仅是跨越空间的方式,而且是感觉、存在和认知的方式,那些混沌的闪念最终会引向更细微和更深奥的思索。

  以步行这样原始的方式,展开一段考察,既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方式,也是罗新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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