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无可替代——张国刚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

演讲人:张国刚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六月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6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历史研究》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奖(1984),入清华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中国优秀出版物奖等。在清华开设的《中西文化关系史》系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系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学者司马光主编,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历史,涉及22个王朝,共300万字。知道《资治通鉴》的人很多,但能够仔细读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篇幅大、头绪多、文字繁。可是,从政治家到学问家,乃至文化名人,大家都认为,需要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

  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要有史料价值,更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历史智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为什么要读这么大的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缘起。

为什么要读史

  首先,我们从曾入选中学课本的一段话讲起。

  东汉末年,18岁就即位的孙权,他在即位时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才队伍的统合。这个队伍中,有他父亲孙坚留下的,比如程普;有他哥哥孙策留下的,比如周瑜;当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比如吕蒙、陆逊。吕蒙小时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可万一出问题怎么办?他姐夫赶紧跟岳母讲。于是吕蒙遭到了母亲的责怪,可他对母亲说,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将来能争取点儿前程。孙权即位后,看上吕蒙,提拔他带兵。可是这么一个从小玩闹的人,他真能带兵吗?孙权就告诉吕蒙,光有心杀敌不行,还要念书。吕蒙回答说他很忙,哪有时间精力念书。孙权就说:你比我还忙吗?我自掌大政以来,虽然忙碌,但一直坚持读书,我觉得很有益处,我又不是让你读成五经博士那种。你知往事、知道历史,就非常有帮助。后来吕蒙按照孙权说的做了,果然有进步。当鲁肃来九江见吕蒙时,谈起一些事,鲁肃感慨说“卿今日之才略,非比往昔”。他们当时谈了什么,能让鲁肃如此吃惊?《资治通鉴》没记载,我后来调查了一下其他史料,原来他们谈的是怎么对付关羽。后来吕蒙白衣过江,陆逊打掩护,果然战胜关羽。“知往事,增才略”,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再举一位著名人物的读书故事。唐太宗当王子时,搭班子给自己出谋划策,班子里有十八学士。他登基以后,继续这个传统,专门让魏徵给他编了一本书《群书治要》。这本书是魏徵主持,由一批很有名的学者编的。内容先是经,从《周易》讲起;然后是史,从《史记》讲起;然后是诸子。看了书以后,唐太宗给魏徵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从小使枪弄棒,没读多少书,看你给我编的书,我之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我能在治国安邦、处理朝政时“致治稽古”,借鉴古人的成败得失。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何等的重要。

  那么应该读什么书呢?曾国藩说“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不外读经”,经书讲道理,特别是儒家经典讲道理,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经济不外读史”,经邦济世,要读史,因为史书告诉人成败得失,为人提供经验,提供操作的技巧。

读史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那么,史书应该读什么呢?晚清的罗遵殿曾给曾国藩写信,向他请教,自己将来出去工作以后应该读哪些书。曾国藩的书信集里收录了他给罗遵殿的回信,信里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资治通鉴》最好呢?曾国藩的评价是“穷物之理,执圣之权”,《资治通鉴》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讲透,而且还能讲清楚操作的权变。

  1.何为“守正出奇,通权达变”?

  中国的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张,各有治国理念,但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讲的。

  《孟子·尽心》曾提到几个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比如杨朱。墨子则是“摩顶放踵利天下”,完全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磨光头发、走破脚跟都在所不惜。而子莫这个人,既考虑别人也考虑自己,这叫“执中”,既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可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如果不能权变也只能是死教条。这是中国思想精神的一个核心,就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这也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关,当规则秩序难以牢固地建立之际,“通权达变”以把事情尽可能好地完成作为要旨,就特别重要。

  孟子又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认为男女不能互相递东西,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里,这个时候最好不让他们见面。然后孟子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里,弟弟该怎么办?——赶紧去找大哥吗?最后可能大哥来了,但嫂子却没了,这就是“执中无权”。所以弟弟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跳到河里把嫂子救上来,如果还要考虑其他,那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要害死人的。

  2.何为常理和机宜?

  所以,在常理和机宜问题上要分清楚,曾国藩讲“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说《资治通鉴》这本书不但能够“守正”,有正道,讲大道,讲常理,而且还告诉人“机宜”,即在非常情况下的处事机宜。

  举个《资治通鉴》的例子。当年刘邦跟项羽争天下,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是刘邦手段很柔软,处事很能够把握机宜,无论是在鸿门宴上还是用人方面,他都身段柔软、能低得下头。比如他的手下大将韩信从西边打到东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接下来又打赢临晋之战、井陉口背水一战,刘邦从西到东的大部分地盘都是韩信打下来的。而在这期间,刘邦只是在中原的广武山、荥阳一线跟项羽对阵,并且还处于下风。可是,听到韩信节节胜利,刘邦心里是一半高兴一半焦虑,高兴的是韩信给他打下这么大地盘,焦虑的是韩信太厉害了,他怕驾驭不住。而这时,韩信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他,说山东这个地方需要人治理,总得有个王,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拿下这里,那就请让我韩信来当这个“假齐王”,也就是代理齐王。韩信的这个要求,正是刘邦所忧虑的,如果韩信在山东成为一方势力,那么刘邦还能控制得住局面吗?所以刘邦收到信后有点愤怒,他对韩信派来的使者大声呵斥,说我在这里跟项羽对阵,韩信怎么还想着在那里称王?!这时张良和陈平急忙提醒刘邦不能这样,碰了刘邦身子一下、踩了一下脚,刘邦马上反应过来了,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样子说:“张良,任命韩信当齐王。”刘邦本是忌惮韩信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适的处事方式就是答应韩信。此事之后项羽派人策反韩信。韩信回答:“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韩信当年跟着项王的时候官不过郎官、位不过执戟,没有前途。现在刘邦让韩信当齐王,韩信为什么要背叛他?

  类似的东西,在《资治通鉴》里有很多。《资治通鉴》就像曾国藩所言,我们从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还可以从成败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机宜。

  3.何为“违经合道”?

  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里,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资治通鉴》说“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违经”但是要“合道”,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公元189年,东汉灵帝去世,少帝继位,他的母亲何太后有个哥哥何进,也就是他的舅舅。何进担任大将军后要尽诛宦官,其中既有东汉宦官专权问题,也有宦官想害何进的因素。可是何太后不同意。东汉时儒家思想已经占统治地位,男女授受不亲,何太后才30岁左右,她要搞垂帘听政,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块儿上朝共事,只能通过宦官才方便。当然何太后心里还有其他算计,比如何进万一把她身边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之后何进要独揽大权的时候,何太后就没有干预手段了。何太后不同意,大家就必须遵守懿旨,这是“经”,就是道理、原则。于是袁绍给何进出了个主意,招外兵董卓进京威吓太后,太后一害怕,就会同意诛宦官了。袁绍这个主意,表面上遵从了规则,实际上是诡诈之术,而且这个诡诈是带着某种风险的,幕僚陈琳就说:“外兵进京,强者为雄”,董卓真进京了,太后是害怕了,但是何进就能够控制住董卓吗?这一招表面是遵从,实际是欺骗,而且还带来这么多风险,所以做这种事不合适。陈琳的建议是,你何进现在是大将军,名正言顺控制朝政,要抓几个宦官,犹如“鼓洪炉,燎毛发”,轻而易举,采取抓捕行动之后,再去跟太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这就是“违经合道”,这四个字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司马光不敢用这四个字,他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是“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而《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唐朝的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反经》,又叫《长短经》,为论证其“权变理论”,铺陈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迹,尤其是三国时期的事迹,书里也是用了“违经合道”。我比较了一下,发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在相当多地方参考了赵蕤的《长短经》。

  “违经合道”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魏徵、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争夺皇位时的对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而且还用为宰相、倚为心腹。对此,唐太宗自己讲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很有名。这段历史在《论语》最后一篇《宪问》里提到了:学生子路和子贡问孔子,齐桓公的辅佐者管仲不是仁者,为什么齐桓公还用他?当年齐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纠争权,管仲站在公子纠一边,中途拦截齐桓公进临淄继位,一箭射中齐桓公带钩,差点儿将齐桓公射死。后来齐桓公接了位,就要求鲁国把逃难在那里的公子纠处死,然后把管仲交过来,要报当年一箭之仇。这时候齐桓公手下的鲍叔牙建议说,管仲当时是各为其主,为公子纠射你齐桓公那是他的职责,但现在他是比我强的人才,如果你任用他,定能大展宏图。年轻的齐桓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管仲果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子路、子贡觉得管仲不是仁者,是因为当时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杀随公子纠去了。管仲没跟着死,反而辅佐公子纠的对手。但是孔子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管仲是个仁者,“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众到现在都称赞他。唐太宗就借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他要用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手下人才。这就是古人认知中的大忠和小忠、大仁和小仁、大义和小义的区别。像管仲、魏徵这样的人才,应该为百姓、国家、民族做事,只要新的主公能帮助国家、社会、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绩的,就应该辅佐他,这叫大忠、大仁、大义。“违经合道”的“道”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这是关键。

  这里我们归纳一下,何为“经”,何为“道”?“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常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程序;第三个层次是道德理性,属于理想状态范畴。“道”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利益;第二个层次是最佳结果;第三个层次是实践理性,属于现实需要范畴。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比如某地失火了,所谓的“经”就是一般的程序,此时已经不能挽救损失,如果非要等上级批准才去救火,这就是迂腐。这个时候,从“道”的第二个层次来说就要追求最佳结果,先救火再说。“经”的第三个层次是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我们不能没有理想,我们希望社会如何、治理如何,都是美好的理想。但是还有现实,这就要考虑“道”的第三个层次,实践理性。所谓包容心、圆融心其实就体现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处理问题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经”和“道”的关系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时,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这个道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圆融和权变。

  如果《资治通鉴》仅仅是这些内容,这本书也不会获得历代那么多赞赏。其实《资治通鉴》仿佛一个大型案例库,有丰富的人和事的成败得失,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资治通鉴》记录的王朝兴衰

  《资治通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展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这1362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详赡。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国变法,这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最后演绎出秦汉大一统的国家,秦皇汉武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接着魏晋南北朝,佛教入华,还有第一个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几百年来各种复杂的变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国,达到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峰,唐代被称为盛世。然后,五代十国再次酝酿出宋元明清以后的国家结构。这段历史的大势和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

  从秦国到秦朝,历时550年,然后是汉,正好是地中海周边的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荷马史诗》也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相当于春秋时代晚期了,然后到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正好是西汉末年要进入东汉的时期。接着“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同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后来西方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一直到公元8世纪—公元10世纪,欧洲局势才开始有点明朗,西方这段黑暗时代恰恰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走势完全不一样。

  1.秦汉奠定中国文明基本格局

  我们看看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笔下如何展现。

  从秦国到秦朝550年,其中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时刻。商鞅变法以后100多年,奋六世余烈,嬴政统一了天下。而历时550年的秦国,居然在嬴政统一天下15年后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汉朝人最关心这件事。汉初学者贾谊的《过秦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谓“仁义不施”其实就是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采用的是武力手段,强硬政策,难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统一后,需要用仁义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抚平战争创伤,但是秦没有做到。这方面,始皇帝是有责任的,他忙具体的治理去了,统一国家后十几年内,他在咸阳待的时间并不长,燕国、齐国、楚国的东部等地,他到处去。这些具体工作做得好,但是他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攻守之势异也”,攻,打天下,守,治天下,一个打天下的人要变成治天下,必须要有政策的变化,出台一些抚平战争创伤的措施,而他没有改变。

  后来的刘邦却做到了。刘邦打天下时已经48岁了,他是宋国人,宋国并到楚国,他成了楚国人,楚国亡了,他成了秦人,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所以他观察了很多胜败得失。刘邦继承了秦制但是没有用秦政。项羽相反,废掉了秦制搞分封,试图改变秦政,也讲仁义,但韩信说项羽的仁义是“妇人之仁”。最后刘邦成功了,用秦制不用秦政,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史记》的《货殖列传》用了很多笔墨讲这些。刘邦主要用郡县制,也保留了一些分封。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平息此乱以后,汉武帝时实现了海内皆郡县。这个过程持续了六七十年。

  现在来看,秦皇汉武奠定了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基础,但是路径不一样,秦皇是打天下,汉武帝理论上是守成的,不过他针对前面的问题进行改革。汉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设内朝、外朝,内朝设立中尚书管决策,丞相管执行,所以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么忙。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大概48公斤,大约30多万字,出巡路上边处理公文边坐车,而且还遇到了张良那样的刺客。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50岁就死了。而汉武帝活到70岁高龄,在古代大统一国家的帝王里,他算高寿的,而且是统治年限长的,在位54年。汉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重要事情他来管,一般的事情就让中尚书处理,交给外面执行。地方上设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视,以后这些地方就成为道、行省等,我们今天县以上的机构就是由此奠定的。经济方面,因为当时汉朝跟匈奴的战争、张骞通西域都需要钱,所以汉武帝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政策,把重大资源收归国有,盐铁官营,暂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意识形态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贾谊在《治安策》里讲了两大问题,一个是地方诸侯问题,这个文帝、景帝已经解决了一部分,汉武帝接手后进一步解决。还有一个是礼义问题,刑法当然重要,奖勤罚懒原则下出了问题是要处罚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礼义、不出问题不是更好吗?贾谊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通过独尊儒术,用儒家的教化来使百姓遵守规则,改变了当年秦政的情况。当然独尊儒术还包括大一统的观念。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在国家治理当中用的却不完全是儒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问他儿子、未来的汉元帝:你怎么能纯用儒生呢?并告诉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二者混杂使用。霸王之道,其实就是诸子百家融于儒,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治。这里突出的是要随机应变,不能抱残守缺,不能搞教条主义,正要守但是还要出奇,也就是前面讲的有时要“违经合道”。但元帝不太明白,汉宣帝就感慨“乱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在元帝去世后,西汉就出问题了。

  2.秦汉到隋唐的历史推动力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隋统一有六七百年时间,这期间的历次走向,《资治通鉴》展示得淋漓尽致,记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汉王朝变成隋唐王朝。

  第一大推力,是霸王道杂之这个操作手法和独尊儒术这个教化手段。古代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是有张力的。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知道要用“霸王道杂之”来治国,可告诉老百姓的是要独尊儒术、要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弄得不好就会走样,出纰漏。迂腐的人、纸上谈兵的人是不知道“霸王道杂之”的,于是就会出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西汉王莽以降乃至东汉伪儒、腐儒盛行,导致魏晋清谈盛行。

  第二大推力,是佛教入华和魏晋玄学兴盛,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魏晋玄学“非汤武而薄周孔,弃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学但是没有消解儒学。此时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传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生长,到公元四世纪初成了国教。而历史上的佛教入华走了另外一条路,通过道安、慧远再到慧能等,走的是中国化道路。佛教补益“王化”,为宋明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帮助。

  第三大推力是胡汉融合。南北对峙时期,北魏建国,中华文明往江南迁移,东晋南朝次第出现。可是北方的主体还是华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融合了五胡,迎来了隋唐。隋唐的王室,包括北周的王室,其实都是从六镇起兵而来的。但这个过程跟当时的罗马覆亡不一样。蛮族入侵以后,罗马人和罗马文化就没有了,罗马文明是后来通过文艺复兴重建的。而中国不一样,南北朝之后是隋唐盛世,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后融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中华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续。

《资治通鉴》的学术性与资治性

  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史学家,他起初是想写一部翔实的历史,同时具备学术性。《资治通鉴》的编修是获得北宋朝廷支持的,宋英宗、宋神宗都曾拨款。宋神宗还亲自作序:“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资治通鉴序》)这个序言勉励有加,而且阐明了读史、编史的意义。得到两个皇帝的支持,又有主编司马光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加之团队的合作精神,前后耗时19年之久,因此该书的高水平、高质量得以保证。

  《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编纂团队专业高效,这两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史学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

  司马光同时又希望这本书具有资治性,让后人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还能得到一些借鉴。诚如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国、为官、处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权变,有理想。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但是,书中所提供的翔实而经过专业考订的历史记载,则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从而达到了史才(叙事之才)、史学(博采众书)、史识(非凡见解)、史德(道术合一)相统一的境界;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有一段评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总之,《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说,《资治通鉴》这本书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三重境界,可以成为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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